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先有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以印度的淪陷為例子，力陳變法之急迫，後有孫中山、章太炎吸取變法失敗的教訓，進一步分析印度受制於英國的原因，提出資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在此期間，他們對印度政局、經濟和社會的密切關注和研究，是中國印度學開始萌芽的標誌。
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20多年間，中國知識界對印度的政治動向反應敏感，對時局的分析更加深入中肯。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報刊、如《新青年《東方雜誌》《少年中國》《中報》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印度人民的苦難和英國殖民當局的揭露，常常十分及時而深刻，對此後印度民族主義運動成敗得失的評論也往往切中要害，對甘地其人其行的介紹和研究則已形成規模。
這說明當時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在密切注視著印度的時局變化，在研究印度的政治經濟現狀。隨著泰戈爾的來華中國又掀起了一股泰戈爾熱，譯介和研究印度文學之風然而起。這是與政治研究相呼應的文學研究，也是和中國新文化運動相一致的文學運動。
20年代，中國有了去印度的留學生。近代以來去印度留學的第一人是曾聖提。他於1924年泰戈爾來華後不久，即渡海到印度去投奔泰戈爾，先在國際大學學習，後到甘地的真理學院學習，1925年歸國。1929年，海維諒在印度德裡穆斯林大學學習伊斯蘭教哲學數年。他在學期間兼為學校服務，並曾給國內《東方雜誌》寫過文章，介紹印度民族運動與穆斯林的情況。
這一時期去印度的學者還有許季上（1919年）許地山（1926年6～9月在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學習梵文、研究佛教，1934再度到浦那學習梵文和研究佛教三個月）和高劍父（1931年到加爾各答舉辦個人畫展，受到好評）30年代去印度留學的學僧有體參（1931年）、岫廬（1936年）等。通過不同途徑去印度留學的學生有楊國賓、魏風江等。
30年代建立的中印學會是中國印度學興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1924年泰戈爾訪問北京時，何雯曾提出組織中印學會的建議，泰戈爾表示贊同。1931年，譚雲山與泰戈爾再度商量此事，泰翁積極支持，並寫信給蔡元培。9月譚雲山回國。1933年，在蔡元培和戴季陶的大力支持下中印學會的籌備會議召開，發起人有譚雲山、周谷城、太虛、梁漱溟等43位，贊助人有于右任、蔡元培、林森、戴季陶等24位。
6月，中印學會的發起書《中印學會:計劃、總章、緣起》出版。1934年初，譚雲山返印，5月，印度一側的中印學會正式成立，泰戈爾任主席，尼赫魯後來任名譽主席，普拉沙德、拉達克裡希南等名人曾任各地的負責人。11月，譚雲山回國，次年5月，中國的中印學會正式成立，蔡元培為理事會主席，戴季陶為監事會主席。中國的中印學會建立初期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向印度國際大學捐贈了一批中國古籍，二是呼籲教育界和學術界在大學裡設立印度佛學和印度文明史講座，三是幫助泰戈爾的國際大學募集資金建立中國學院。中國學院建立於1937年4月14日，譚雲山先生被任命為院長。
抗日戰爭開始以後，中國去印度從事講學和研究的學者主要有金克木（1941）、吳曉鈴（1942）、徐梵澄（1942）、陳翰笙（1944）、常任俠（1945）陳洪進（1945）等。他們回國後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界的著名學者，寫出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著作。我國當代最著名的印度學家季羨林先生於1935～1946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主攻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羅文，並從事語言學研究。回國後任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
1943年三四月間，中國文化訪問團訪問印度，雙方協議，當年即互派10名研究生。自此以後的幾年中，中國派往印度的留學生主要有楊瑞琳、巫白慧、巴宙、李開物、陳祚農、裴默農、法舫、周達甫、周祥光、楊允元等。他們後來也都成為中國印度學的學者。
1942年，中國在雲南呈貢建立了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設有印度語文科。這是中國大學裡首次設置印度語言專業。譚雲山推薦當時在印度國際大學學中文的學生辛哈來教授印地語，從1943年教到1945年。該校除教授印地語外，還設有印度歷史、印度宗教、印度社會等課程。朱傑勤先生當時在該校講授印度史。抗戰勝利後，國立東方語專遷至南京。1946年，北京大學成立東方語言系，教學內容包括印度的語言和文學。1949年，東方語專合併於北大東語系。1946年，金克木在武漢大學開設印度哲學史課，1948年到北大又繼續開此課，原武漢大學的課程由石峻接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