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昭和五年）《倫敦海軍條約》的相關糾紛令陸軍對政黨政治早已積累的不滿驟然顯現。在日本的對華政策走入僵局，且財政狀況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濱口雄幸民政黨內閣宣告成立，並將再次登場的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國際協調外交與藏相井上準之助的緊縮財政作為其政策支柱。由於實行財政緊縮需要削減軍費，內閣提出了陸海軍裁軍的要求。也就是說，內閣能否與陸相與海相保持「協調」事關政策的成敗。恰在此時，以商討輔助艦為目的的海軍裁軍會議在倫敦召開，為展示國際協調外交的成果，並且使東亞國際關係穩定，內閣十分希望條約能夠順利籤署並生效。
雖然條約與日本海軍所要求的方案尚存在微小差距，但政府已決心籤署。統帥部的海軍軍令部部長加藤寬治最初並未反對政府的決定，之後卻突然明確提出了反對意見。以加藤寬治為代表的條約反對派主張，軍事力量的相關決定屬於統帥事項，因此政府籤署未經海軍軍令部承認的條約屬於侵犯統帥權的行為。從事實經過看，這一表態雖近乎故意刁難，但統帥權問題在議會和樞密院中蔓延開來。軍政關係因此而動搖。
雖然海軍裁軍會議與可能召開的國際聯盟陸軍裁軍會議有關，並且關係到陸相宇垣一成主導的再度裁軍（即均值改革問題），因而陸軍對其予以關注，但整體上採取了局外觀望的姿態。然而，統帥權問題對陸軍造成了頗大刺激，陸軍特別是參謀本部針對政府與政黨對軍事的介入展開了強烈的反抗。尤其是因為陸軍前一年剛圍繞張作霖爆殺事件處分問題與身為政黨總裁的首相田中義一產生對立，統帥權問題與「大正民主」的和平氛圍下長期存在的文官擔任陸相問題一同令陸軍中堅層對軍政關係動搖的危機感和對政黨政治的不滿驟然顯現。同年秋季，「以國家改造為最終目的，為此不辭行使武力」的櫻會宣告組建。
就這樣，以這種對軍政關係在裁軍（即軍備近代化）問題及統帥權問題方面發生動搖的危機感為媒介，陸軍內部產生了以推翻政黨政府為核心內容的國家改造運動。且這種危機感與作為資源供給地和戰略要地的滿蒙的危機緊密聯動。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危機感與處在幣原喜重郎、田中義一所實施的政黨外交對立面的「滿蒙領有論」可謂互為表裡。總體戰帶來的內外課題，即國家重組和作為其支撐的攫取資源及形成自給自足圈問題最終演變為陸軍中堅層提出的「國家改造論」和「滿蒙領有論」。且陸軍中堅層對改造國家與佔領滿蒙間的內在關聯性具有清醒認識，因此能夠對其進行統一理解，這體現了該群體的「革新」性。向「1925年體制」發起挑戰的，名為一夕會與櫻會的陸軍「革新」派就此誕生。
因此，對昭和初期日本內外情勢的危機感使得「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具有的靈活度降低，並催生了意圖構築總體戰體制的陸軍「革新」派的誕生與幹政傾向的出現。
1929年8月，岡村寧次大佐就任握有大佐以下陸軍軍官人事權的陸軍省補任課課長，永田鐵山大佐於1930年就任陸軍軍政中樞陸軍省軍事課課長。同樣在關東軍方面，石原莞爾中佐於1928年10月就任作戰主任參謀，板垣徵四郎大佐於1929年代替河本大作大佐就任高級參謀，負責背後支持他們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則在不久後由土肥原賢二大佐繼任。就這樣，以實際負責政策、作戰立案的課長、參謀職務為中心，陸軍已被「革新」派逐步壓制。滿洲事變的主角們正可謂登上了前臺。
三月事件——由「先內後外」主義向「先外後內」主義的轉變1930年10月，在元老和重臣們的強力支持下，濱口內閣成功壓制條約反對論，批准了《倫敦海軍條約》。這一成功回應了苦於經濟長期不景氣的民眾們的期待，是政黨內閣的光輝勝利。但是，侵犯統帥權問題大為刺激了軍部與民間右翼勢力，引發了11月14日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站受到因侵犯統帥權問題而激憤的右翼分子襲擊的事件。這一時期正是日本經濟在「金解禁」政策下受到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而陷入前所未有的不景氣狀態的時期，北一輝、大川周明等民間右翼分子中也出現了要求實施國家改造和改變對外政策的呼聲。統帥權問題為這一情況的出現提供了契機。濱口雄倖幸運地重傷未死，外相幣原喜重郎被任命為首相代理。
當時，陸軍「革新」派內部存在兩種關於「革新」實施方法的觀點，即「先內後外」主義和「先外後內」主義。前者主張先進行國家改造，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後解決滿蒙問題；後者主張先發動對外戰爭，並以此為手段實行國家改造。以參謀本部俄羅斯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為代表的櫻會激進派立足於前者，制定了政變計劃。
令他們的政變計劃具體化的契機在於第59議會的混亂狀況。由於中國排日輿論激化與前一年日本失業人數突破200萬人的嚴峻局面，1931年1月再次召開的議會從一開始就預料到政府的立場會十分困難，而在2月4日，代理首相的外相幣原喜重郎更是出現了圍繞批准《倫敦海軍條約》一事的失言問題。議會因此出現糾紛，陷入了嚴重的混亂狀態。政變計劃便成形於這一背景下，其內容如下：大川周明等民間右翼分子與無產政黨動員約一萬名民眾湧入議會進行抗議；向政友會總部、民政黨總部和首相官邸投射訓練彈；軍隊以保護議會的名義出動並包圍議會，軍隊代表進入議會，要求民政黨內閣全體辭職，並成立以陸相宇垣一成為首相的新內閣。
陸軍次官杉山元、參謀次長二宮治重、陸軍省軍務局局長小磯國昭，以及參謀本部第二（情報）部部長建川美次等身處陸軍中樞的人物都深度參與了這一計劃，這表明國家改造已成為陸軍全體的要求。被預定為首相的陸相宇垣一成早在當年1月便向陸軍內部發布通告，稱「雖說軍人不可為輿論所惑，不可幹預政治，但軍人同時擔當著國防重任。國防不全則國家危矣。因此討論國防問題不可立即被認為是幹政。可解釋為國防是先行於政治的事務」，顯示了總體戰階段的軍政關係新形態，可謂更加煽動了「革新」熱潮。
然而，計劃本身卻在3月上旬由於宇垣一成的反悔而遭到了失敗。宇垣一成與其前輩田中義一相同，都意欲通過就任政黨總裁的方式取得政權。此時首相濱口雄幸重傷在身，宇垣一成有可能作為其後任以合法方式掌握權力。這一計劃最終葬於黑暗中，相關人物均未受到處分。但是，陸軍內部對抱有政治野心的宇垣一成的失望逐漸加深。
就這樣，被稱為三月事件的陸軍政變計劃宣告失敗，但相關傳聞在8月前後開始流傳於政界上層人物間，造成了他們的震動。另一方面，「革新」的實施重點也從「先內後外」主義轉換為「先外後內」主義。
石原構想與關東軍這一時期的滿洲局勢進一步惡化。尤以1930年的間島暴動影響深遠。間島毗鄰朝鮮，既是中國滿洲的政治落後地區，又是朝鮮革命團體的根據地。間島暴動指的便是朝鮮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以排日和朝鮮獨立為目的的暴動。因此，為維護自身在朝鮮的統治，統治滿洲成為日本的必由之路。此外，同年10月，中國臺灣地區亦發生了霧社事件（高山族的抗日暴動），這與間島暴動一同加深了日本對於殖民地統治的危機感。
對這種情況第一時間做出反應的是生活在滿洲的日本人。他們親身感受到中國革命進展下排日民族運動的激化，因此於1928年代表滿洲的日本居留民成立了名為滿洲青年聯盟的輿論機構，叫囂死守滿蒙。為製造動武情緒，他們活動於滿洲各地，且為刺激日本的國民輿論，甚至在滿洲事變前的1931年7月向日本國內派遣了遊說隊。
就這樣，以滿洲局勢的惡化與滿洲日本居留民的動向為背景，關東軍實施了佔領滿蒙的計劃。其中心是既互為舊知，又同是一夕會成員的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與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二人有「智謀之石原、實行之板垣」之稱，其中石原莞爾是佔領滿蒙的理論支柱。
石原莞爾將他對歐洲戰史的研究與日蓮宗信仰相結合，形成了其獨有的戰爭哲學。關於未來的戰爭，他認為「世界經歐洲大戰而形成五個超級大國，並將更進一步，最終歸於唯一之體系。其統制的中心將通過西洋代表之美國與東洋選手日本間的爭霸戰決定」，即將日美戰爭定位為世界最終戰爭。他從而主張「我國應將獲得東洋選手資格作為國策之根本要義」，因此「為打破現下之蕭條局面，獲得東洋之選手權，應迅速於我國勢力圈之所需範圍實施擴張」。因此他總結道，「除將滿蒙佔為我國領土外絕無他途」。他認為滿蒙是能夠「解決我國國民之糧食問題」「確立我國重工業基礎」的資源供給地，更是能「拯救我國現有之有識失業者，打破蕭條局面」的市場。
關於解決滿蒙問題的流程，他基於「戰爭初期之軍事成功可令民心沸騰團結，此為歷史所示之處」的歷史認識，排斥「先內後外」主義，主張「先外後內」主義，即「首先進行國內改造乍看極為合理」，但「我國國情反而適合驅動國家之力猛然進行對外發展，途中根據情況斷然進行國內改造」。
此外，板垣徵四郎亦基於石原莞爾的構想，認為「滿蒙資源頗為豐富，近乎保有國防所需全部資源，明顯是帝國自給自足所絕對必要之地域」，且「通過將戰略樞機之滿蒙掌握為據點，帝國便可於此形成國防之第一線，消極而言可保全朝鮮之防衛，積極而言可牽制俄國之東漸，並掌握對支那之強力發言權」。他從而極力主張滿蒙是自給自足圈中不可或缺的資源供給地，同時也是東亞國際政治的重要戰略要地。
尤其就後者而言，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開始與中蘇紛爭的爆發令石原莞爾與板垣徵四郎重新認識到滿蒙作為對蘇戰爭的戰略要地的重要性。例如，石原莞爾主張，「我國如能完全將北滿地區置於勢力之下，則蘇聯東進將極為困難」，「此時我國始能免於應對北方的負擔」。
就這樣，在板垣徵四郎的支持下，石原莞爾以世界最終戰爭為目的而佔領滿蒙的獨特構想成為關東軍計劃的基礎，而令其實現正當化的則是一種蔑視中國的觀念，即「支那人能否創建近代國家令人頗具疑問，吾等確信在我國之治安維持下反而能夠實現漢民族的自然發展，此對彼等而言乃幸福之事」。
1930年9月，石原莞爾命佐久間亮三大尉進行的《有關滿蒙佔領地統治的研究》（「満蒙ニ於ケル佔領地統治ニ関スル研究」）宣告完成，參謀長三宅光治一面說著「今後派上用場之時能夠到來便好」一面蓋了章。該文件於12月完成印刷後，關東軍以這份研究為基礎，自1931年1月起召開了全體參謀共同參加的研究會。
另一方面，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與支那課課長重藤千秋相繼到訪滿洲，並與關東軍交換了意見。特別是永田鐵山與石原莞爾、板垣徵四郎就武力解決滿蒙問題進行了充分協商，決定動武之時向關東軍運送其所需的24釐米榴彈炮。此外，石原莞爾與朝鮮軍參謀神田正種中佐反覆協商，在朝鮮軍支援關東軍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同年4月，石原莞爾提出了《解決滿蒙問題之戰爭計劃大綱》（「満蒙問題解決ノ為ノ戦爭計畫大綱」），強調即便可能對美、英、蘇、中開戰也要斷然佔領滿蒙。5月22日，石原莞爾將其構想整合為《滿蒙問題私見》（「満蒙問題私見」），顯示了為解決滿蒙問題亦須「憑謀略製造機會，形成軍部主導，用以強迫國家」的決心。一周後，板垣徵四郎對駐紮滿洲不久的第二師團的聯隊長、大隊長以上軍官進行演講，力主關東軍動武佔領滿蒙。其計劃可謂趨於成熟。為不使張作霖爆殺事件後的事態再次出現，關東軍一面等待國內輿論激化，一面等待與陸軍中樞聯絡調整的時機。
正在此時，中國農民與朝鮮農民於7月在滿洲的萬寶山爆發衝突，這導致朝鮮亦發生了報復居住在朝鮮的中國人的暴動。滿蒙危機由此波及日本的朝鮮統治。日本國內的輿論逐漸趨於強硬。關東軍此時窺伺到了動武的時機。
石原莞爾武力解決滿蒙問題與軍制改革1928年12月，統治滿洲的張學良舉起青天白日旗，與國民政府實現了合流。田中義一首相阻止中國統一的方針以失敗告終，因此幣原外交再次登場，史稱第二次幣原外交。通過逐步回應中國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幣原喜重郎意圖與中國構築「共存共榮」的友好關係，並以此為基礎實現滿蒙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是，要求恢復國權的中國民眾開展的排日運動未見平息，其激烈要求排日的聲勢進入1931年後更加高漲。中方以這種輿論為背景，通過修築滿鐵平行線動搖了日本統治滿蒙的橋頭堡即滿鐵的地位。恰在此時，滿鐵受大蕭條的影響陷入了運營以來空前的不景氣，這越發加深了日方的滿蒙危機感。
4月14日，同為民政黨內閣的第二次若槻禮次郎內閣成立，代替了重傷未愈的濱口雄幸首相所領導的內閣。在元老西園寺公望的強力支持下，新內閣繼承了濱口內閣的一大政策支柱，即幣原協調外交與井上緊縮財政。但是，作為另一支柱的陸相宇垣一成卻不得不辭職，新陸相由南次郎大將接任。南次郎雖然可算作宇垣一成的代理人，但與其不同的是他沒有政治野心，因此無法保證他會完全繼承宇垣軍政。
同在14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部長王正廷與日本駐中國代理公使重光葵進行了會談，日方從而獲知，王正廷發表的革命外交論中明確包括了關東州租借地與滿鐵利權回收的相關內容。就此問題，日本外務省主要負責人以24日回國的重光葵為中心商討了對策。然而民政黨的政治影響力已然降低，此次商討遂得出了「觀滿洲形勢與日本軍部之態度，衝突早晚難免」的結論。因此，外務省不得不承認今後的日中關係必將「走入僵局」，並決定提醒陸軍採取慎重態度，以努力確保日中間不發生衝突；又決定爆發衝突時須令世界理解日本的立場。幣原外交無法應對滿蒙危機的事實通過其當事人得到了確認。政友會的松岡洋右遂叫囂道，「滿蒙是日本的命脈」。
在略早於此的1931年3月，參謀本部第二部起草了《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這份意見書打破先例，以滿洲問題為中心，其結尾寫到「因此軍備擴張實有必要」，同時記述道，「滿洲問題必須加以處理，如若政府不聽從軍隊的意見，則要有斷然處置的決心」。意見書雖然由歐美課課長渡久雄、支那課課長重藤千秋、支那班班長根本博、俄國班班長橋本欣五郎等陸軍「革新」派軍人在其支持者——第二部部長建川美次的領導下製作而成，但正如時任作戰課課員河邊虎四郎所言，由於第二部以外的主要部員同樣參與了籌劃，思想統一得到了保證，因此這份意見書在為陸軍內部，尤其是為駐外軍隊提供思想指導的方面具有重大意義。
筆者認為，第二部部長建川美次在師團長會議上的口頭演說（4月1日）便是基於這份《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進行的。建川美次斷言「帝國如不能於海外獲得具有獨立性的資源與銷路，則無法保障國家永遠存立」，在軍部的國策方面提出「必須抓住各種機會於海外獲得領土，或擴張所謂勢力範圍」，並主張「於各種觀點看來，此目的適合於接壤地之滿洲與內蒙古東部，乃至蘇聯遠東領土」，最後總結道，「為實行此計劃，需要不辭一戰之決心與統一國論之支持」。就這樣，陸軍中央將武力解決滿洲問題的政策作為「帝國之國策」施行的意志傳達到了整個陸軍。因此，「軍部先自行統一內部意見，以堅定的信念督促和指導政府與國民」成為「第一要務」。
儘管陸相宇垣一成出於對政黨的顧慮，對《昭和六年度情勢判斷》持曖昧態度，但新任陸相南次郎在5月對建川美次說道：「甚好。本人完全同意。幹吧。」南次郎於6月11日決定設立審議滿蒙問題的絕密會議。委員長由建川美次擔任，被任命為委員的有陸軍省的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補任課課長岡村寧次、參謀本部的編制動員課課長山脇正隆、歐美課課長渡久雄、支那課課長重藤千秋五人（其後，編制動員課課長東條英機、作戰課課長今村均和教育總監部第二課課長磯谷廉介代替山脇正隆加入該會議）。
五課長會議迅速於19日擬定了對策草案，其後又完成了最終方案——《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満州問題解決方策の大綱」）。該方案首先強調了行使武力的必要性，即首先盡力令張學良政權放棄排日方針，如不成功則「不得不採取軍事行動」；繼而力主「滿洲問題之解決必須獲得內外理解」，為此有必要努力令閣員、各相關國家、「全體國民尤其是新聞界了解滿洲之實情」；提出「若決定展開軍事行動，所需多少兵力，應先同關東軍商議後由作戰部制訂計劃」；最後總結道，「謀求國內外理解的措施當以約一年為期，即到來年春季為止，以期實施周全」。於是，陸軍中央決定以武力解決滿蒙問題為目的展開具體行動。因此，整備充實軍備與引導輿論成了最為迫切的問題。
但是，若槻內閣正意圖在井上緊縮財政的前提下推行「行財稅三制」改革，對陸軍則繼續提出裁軍要求。作為執政黨，民政黨亦認為「現在的軍事費用尚有相當大的削減餘地，而以往決定於軍隊之手的國防方針必須決定於國民之手」，並從這種觀點出發探討了削減師團、實施軍部大臣文官制、廢止帷幄上奏權、合併陸海軍省而設立國防省等大膽的軍制改革，這亦能夠代表苦於經濟不景氣的民眾的心聲［『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六年（1937）4月29日、6月23日、7月11日］。
此外，國際裁軍會議已決定於第二年2月在日內瓦召開，這也成為內閣要求裁軍的依據。但陸軍已決定為武力解決滿蒙問題而與民政黨內閣進行對決，因此自然無法接受裁軍的論調。
在《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出臺前後，陸軍起草了軍制改革方案。其內容是削減相當於兩個師團的人馬，從中籌得的全部經費不返還國庫，而是全數用於進行軍備近代化與增強駐外軍隊（『東京朝日新聞』6月28日、7月2日）。特別是其中傳達了一種將中國滿洲、臺灣地區，以及朝鮮等駐外軍隊的增強與軍制改革分開進行的意向，因此反而體現了擴充軍備的姿態（『東京朝日新聞』7月15日）。
《東京朝日新聞》（7月3日）評論稱，「如此舉動不僅嚴重背離政府及國民的期待，更可看出與昔日兩個師團增設問題發生時相同，陸軍欲布背水之陣挑戰政府」。
8月1日，陸軍進行了定期的人事調動，第二（情報）部部長建川美次調任第一（作戰）部部長，應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的請求，作戰課課長一職由今村均大佐擔任。同一日建川美次便讓今村均瀏覽了《滿洲問題解決方案大綱》，並命令軍事課課長永田鐵山和今村均分別從政策方面與作戰方面擬定具體計劃。今村均聯繫關東軍後，在得到指示後的一個月內擬定了用兵計劃，並得到了建川美次的贊同。
另一方面，為引起輿論關注，陸軍中央採取特別措施，將陸相南次郎在8月4日軍司令官與師團長會議上的演說向外界公開。此演說將裁軍論定為無責任門外漢之「謬論」，並且暗示將會動用武力，稱滿矇事態日益嚴重之際，凡供職於軍隊之人須當「盡其本分」。對此，輿論指責軍部幹預政治和外交；而陸軍則稱陸相作為參與政治的國務大臣，談論滿蒙問題乃當然之舉，公然對軍人幹預政治的行為進行正當化辯護（『東京朝日新聞』8月6日）。
就這樣，陸軍明確了自身解決滿蒙問題與反裁軍的立場，正如《東京朝日新聞》（8月5日）的新聞標題《軍部之挑釁態度》（「戦ひをいどむ軍部の態度」）所道破的那樣，陸軍一改以往的靈活姿態，即與政黨內閣保持一定程度的「協調」的基調，而公然轉換為強硬路線。這意味著陸軍從「大正民主時期的陸軍」轉變為「昭和法西斯主義時期的陸軍」，從而體現了南軍政明顯不同於宇垣軍政的發展軌跡。此後，為形成對陸軍有利的輿論，各個師團一齊開展了國防思想普及運動。
於是，陸軍開始朝著新方向邁進，即打倒推進國際協調外交與裁軍政策的政黨政府，通過形成軍部主導體制與自給自足圈向構建總體戰體制邁進。這裡尤其重要的一點是，侵略滿蒙與改造國家的觀點成為中堅層以下的「革新」層軍官的共同認識。
但是，圍繞動武時機問題，陸軍中央與關東軍間仍存在重大的意見分歧。關東軍在《有關情勢判斷的意見》（「情勢判斷ニ関スル意見」）中詢問「一舉解決何故不妥」，對陸軍中央主張動武前留有觀察期的姿態提出了疑問，並且稱「不可等待良機偶發，而要自行創造機會」，主張迅速採取強硬措施。
因此，為消除兩者間的認識分歧，一舉抬高因萬寶山事件而逐漸強硬的日本國內輿論成為必要課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村事件被煽動性地進行了報導。這一事件在8月17日被解除公開禁令後，以往一直謳歌和平與裁軍的新聞論調為之一變，陸軍中央與關東軍的分歧也得到了彌合。
結語綜上所述，在滿洲事變爆發前夜，由於對昭和初期日本內外情勢的危機感，陸軍內部形成了以同時進行對外侵略和國家改造為志向的「革新」勢力。他們以課長、參謀職務為中心進入陸軍中樞，尤其在沒有政治野心的陸相南次郎登場後，其志向對陸軍的整體動向產生了巨大影響。滿洲事變與十月事件正是處在他們這種志向的延長線之上，因此可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理解。在這一意義上，幾份事關「在滿洲採取軍事行動，並對持反對意見的政府進行武力顛覆的計劃」的文書的存在，證明侵略滿蒙與改造國家互為表裡的認識廣泛存在於陸軍內部，而上述兩個事件正是這種意識的體現。
總之，陸軍以滿洲事變和十月事件造成的震動為武器，開始向著創建內外新體制（總體戰體制），用以代替一戰後逐漸形成的內外秩序體系，即「1925年體制」的方向前進。
（本文摘自黑澤文貴著《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本陸軍》，劉天羽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1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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