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參照圖1 來闡述這些可能性以及英語和西班牙語中的高級和低級投射術語在權重方面的差別。就超幾何和幾何維度而言，我們知道sobre 和encima de 的表現像over 和above（over 和sobre 受雨水位置的影響要大於受雨傘位置的影響，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above和encima de）。然而，對於低級術語來說，儘管under 和below 在這些維度的權重上類似over 和above，但debajo de 和bajo 很大程度上並未受到幾何變量的影響，但二者在受超幾何變量的影響方面的表現都像over/sobre/under。所以如果（1）或（2）的確如此，那麼可接受性評定的模式應該只受一個單一維度的影響（即在此情形中的幾何或功能）。如果（3）或（4）的確如此，那麼兩類變量都會影響可接受性的評定。然而，如果存在從L1 到L2 的權重轉移，那麼我們應該發現debajo de 和bajo 的不同的幾何效應以及不同的功能效應［支持（4）］。
當然，也可能會出現更多的基本誤差使得我們可以回答這些可能性。例如，如果L1 為西班牙語的言語者將英語作為L2 進行學習的話，那麼in 和on 可能是難點，因為en 涵蓋了英語中這兩個術語。因此，如果（2）或（4）的確是這樣，預計in 和on 可能會造成困惑。此外，當in 和on 用在了使用其他介詞更適合的空間關係時，可能會出現過度泛化。
目前我們正進行大規模的研究檢驗英語和西班牙語空間介詞的這些可能性。然而，現有研究表明，有一些可能性較其他的來說，發生的概率更大。開始學習時，有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遷移會發生在所有的空間語言中呢?
至於英語和西班牙語中的運動事件，有證據表明在L2 中的確發生了遷移。Talmy 指出語言以不同的方式整合運動事件（見Cadierno在本書中更為廣泛的討論）。有些語言，包括英語和大多數的印歐語，被稱為「衛星框架」語言（Talmy，1985）。這些語言使用主要動詞的附加成分來表達運動路徑（如，movement out of，into，on 等），如介詞（就英語而言）。其他語言，如西班牙語和朝鮮語（如上所述），被稱作「動詞框架」語言，它們用動詞自身表達運動路徑（這些語言中有一些語言，如朝鮮語，完全缺乏空間介詞）。所以語言劃分運動的方式涉及特定成分表達運動的程度的差異。這一差異使得許多作者能夠檢驗習得一門動詞框架或衛星框架語言是否會受L1 相同或不同類型的影響（Cadierno，2004，本書；Navarro & Nicoladis，2005），並得到了一些不同的結果（參見Cadierno 在本書中的綜述）。在其他空間表達方面， 有大量的研究提供了許多跨語言間L1 向L2 遷移的證據（ 如，Carroll，1997；Harley，1989；Ijaz，1986；Jarvis & Odlin，2000；Mukattash，1984；Pavesi，1987；Schumann，1986）。儘管這些研究在影響其直接比較的方式上方法各異，在某些情況下所得結論的信度與效度也不盡相同（參見Jarvis，2000；Odlin 在本書中的討論），但他們都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語言遷移（儘管不一定是概念遷移，參見Odlin，本書）。譬如，Jarvis & Odlin（2000）比較了芬蘭語和瑞典語母語者在將英語作為L2 時的表現。芬蘭語和瑞典語的空間語言在許多方面都不同。芬蘭語有15 個能產性的名詞格（nominal cases）（包括主格、賓格、屬格、部分格），它們被表達為名詞的黏著性後綴（agglutinative suffixes）及其修飾性形容詞；而瑞典語像英語一樣，名詞只有主格和屬格，再加上它們的代詞賓格。相較瑞典語和英語而言，芬蘭語也有一個複雜的主謂一致性系統。被試觀看一段無聲電影，然後寫下對影片的敘述。在相同的空間背景下，芬蘭語者和瑞典語者之間敘述時所採用的空間參照有一些差異。與L1 之間的差異，以及L1 和L2 之間的相似之處相一致，在L2 相同的情境下，芬蘭語者產出了與瑞典語者不同的空間介詞，而且在L2 中芬蘭語者比瑞典語者產出更多省略介詞的空間表達式。此外，芬蘭語者偏愛使用on，而瑞典語者則表現出偏愛使用in（這兩種用法在語法上都正確）的趨勢，這種偏愛與相同無聲電影中的L1 敘述控制的偏愛相匹配。所以Jarvis & Odlin 提供的空間術語的語言遷移證據與一些其他橫跨多種語言組合的研究所得的結論相一致（如，Caroll，1997；Harley，1989；Mukattash，1984；Pavesi，1987；Schumann，1986）。
總而言之，有一些初步的證據表明空間語言中的確發生了遷移，可是上面所做的更為細緻的預測又該如何呢？第一和第二語言學習文獻中的一個問題是學習者在學習一門語言時使用單一線索與多重線索的程度。有證據表明語言學習者對他們關注的參數是有選擇性的，至少在L2 習得的初始階段是這樣。譬如，人造語言（artificial language）的學習結果表明學習者往往每次只關注一個線索（如，MacWhinney，Pleh & Bates，1985；Bates & MacWhinney，1987；參見Ellis，2006 a 和2006 b 的討論）。與此相一致，Richards，Coventry & Clibbens（2004）在第一語言習得中發現，在描述L1 為英語的包含和支撐關係的場景時，兒童修改其空間描述時更多的是對定位控制改變的反應，而非幾何結構改變的反應。當然，這也不能由此推斷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習得L2 時關注於相同的線索。正如我們本章前面所介紹的，空間語言研究歷史表明，關注超幾何關係在支撐空間術語理解與產出方面的重要性一直是相對較新的進展。母語者也可能關注幾何關係，將其作為理解L2 中空間術語間學習區別的一條主要線索。迄今為止，只有Munnich（2000）提供了一些探討這一問題的數據。因此我們簡要概述其方法和主要研究結果。
Munnich（2000）對60 名將英語作為L2 學習的成年人進行了一系列等級評定和產出測試。他們一半是西班牙語母語者，另一半是朝鮮語母語者。基於習得的年齡，這些被試被進一步細分為三類——早期、中期與後期學習者。實施的測試（同時在英語母語者的控制組中進行）包括一個形態句法（morphosytax）任務（改編自Johnson &Newport，1989）和幾個兼作評定任務與產出任務的空間語言題目。實驗者給被試呈現出帶有需要評定句子的圖片或沒有句子的圖片，其中空間術語可以自由地產出。這些空間材料比以往研究中的材料更為細緻，Munnich（2000）比較了在幾何與超幾何對比中不同材料的表現，並進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主要實驗結果為在涉及功能的材料中發現了習得的年齡效應，而在涉及幾何的材料中未發現這種效應。從這些數據中，Munnich 提出「……對於那些與極少或沒有所需的功能信息相比，即使是成年的英語學習者看來也能達到與母語者一樣的表現」（133 頁）。這是第一個證據表明與空間術語的第一語言習得相反，超幾何關係對於L2 為英語的西班牙語者和朝鮮語者而言都是有困難的。
進一步的問題涉及L2 是否有效地將L1 的詞彙項目合併為一個單一的範疇，或L2 是否比L1 中所做的區分需要更細緻的鑑別力。在西班牙語中，從L1 的en 轉換為L2 為英語的in 和on 的任務，需要在共有動態—運動規則（定位控制）而幾何規則不同的包含與支撐關係之間做出區分。對於學習L2 為西班牙語的英語母語者而言，en可以用於in 和on 的任何一種用法。因此，可以認為從一個單一詞彙範疇轉換為多個詞彙範疇比相反的情況要困難，這一觀點與第二語言習得文獻中早先的主張相一致（如Stockwell，Brown & Martin，1965；又見 Cadierno，本書）。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從二語習得文獻的現有數據中，我們可能會認為學習者在習得L2 為西班牙語或英語介詞時會關注最小的線索（minimal cues），幾何的或超幾何的；而只有在更晚的習得中，才會對功能幾何框架的各成分間相互的細微作用變得敏感。來自Munnich（2000）的初始數據表明L2 中的超幾何變量可能在後期的習得中受到關注，而且空間語言的這一方面尤其難以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