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6月8日，我高中畢業，回鄉務農。路過小學校的窗下。趴在那小小的「玻璃眼」向教室裡看去：幾張破桌椅橫七豎八歪歪斜斜地散落在教室裡。裡倒歪斜的破桌椅上一層厚厚的灰土。「複課鬧革命」後的學校竟然是這樣的一幅光景……我不知道是心灰意冷還是心有餘悸。 命運就是不可思議，它常常戲弄人，也常常在人不經意的時候惠顧你。在我完全不敢再想「長大後我就成了你」的時候，我居然就「成了你」。1969年的1月，黑龍江的大地冰封雪飄。凜冽的大北風卷著大煙炮將硬硬的雪粒砸在躑躅前行的人們的臉上。人們把頭緊緊地縮進豎起的高領中，戰戰兢兢，小心翼翼，生怕走錯一步摔倒在堅硬冰滑的路上。
「邵魁，請到大隊部來！」剛剛吃完早飯，廣播就響起了通知。我一下子緊張起來，仔細地檢索我最近的言行，我始終也搜索不到我到底什麼地方觸犯了「天規」。我顫巍巍地推開房門，一股煙炮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我下意識地縮回了屋裡。但是，我知道大隊部的「命令」是不能違抗的。我豎起了棉大衣的高領，用圍脖緊緊地圍住了自己，貓著腰鑽進了大煙炮。一進大隊部，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大隊的主要領導全在，劉支書、關連長、唐校長在大隊部比比劃劃，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問題嚴重了！」我的心砰砰地直敲小鼓。我直直望著領導們，想從他們的臉上看出點什麼端倪。
我深知自己出身不好，小問題也是大鬥爭啊。領導們的臉上並沒有我擔心的「階級鬥爭」。我站在屋中央，哈出的氣化作一片霧珠，眼前朦朦朧朧，迷迷糊糊。我實在看不清什麼了。劉支書是一位從朝鮮戰場上轉業歸來的老軍人，戰爭給他留下了傷疤，也鑄煉了他堅毅和豪爽。啪!支書從桌邊站起來：「邵魁，你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大隊相信你能完成任務。」支書話裡有話。說著，他捅了捅身邊的唐校長。唐校長吐了一口旱菸，走到我跟前：「根據上級指示，咱們大隊要辦帶帽中學。黨支部研究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你。」
我懵懵懂懂雲山霧罩……讓我當老師？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讓我一個「狗崽子」去教育貧下中農的子女？這怎麼可能怎麼了得？「我……我怕不行吧……」我的聲音小得連自己都聽不清。「怎麼不行，」關連長站起來，「你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畢業回來之後的表現我們都看得清清楚楚。黨支部相信你才把這麼重要的任務交給你。」我的肩膀頓時沉重了。
晚上，劉支書破天荒地來到了我們家。爸媽急忙遞上了卷好的旱菸。媽媽又急急忙忙地給支書倒上一碗熱熱的白開水。支書笑呵呵地抽了一口老旱菸，坐在炕沿上：「小邵魁啊，你是咱全大隊人看著長大的。出身不能選擇，可是路還是可以選擇的啊。貧下中農信任你，把孩子交給你，你可一定要幹好啊。」「是……是……」爸爸連連地應著。媽媽搥了我一下：「快說話啊。」「我怕……」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怕什麼啊，」支書拍著我的肩膀，「工作中有困難你就說，只要不是立場問題，我們一定支持你。」
支書走後，我一夜睡不著，躺在炕上，眼巴巴地望著房笆。房笆黑乎乎地，怎麼一點亮光也沒有啊。
一大早起來，我就急急地趕路了，要去公社參加全公社的教師學習班。
冰雪路上，一踟一滑。小心翼翼地挪在路上。七裡路足足走了三個小時。人走在路上很靜，心裡卻翻江倒海。一幕幕鏡頭在腦海裡疊放：兒時的「上課」遊戲，小學時的大隊旗手，初中時的名列榜首，高中時的獲獎徵文；唐老師牽著我的小手把我領進校門，劉老師帶我參加全縣的少先隊代表大會，徐老師的諄諄告誡，沈老師的循循引導；劉校長的高帽，陳老師的鐵牌，遊街的姜老師，彎腰的彭老師……我仰慕老師的淵博，又害怕老師的厄運。我要在這冰雪路上前行，又擔心摔得粉身碎骨。眯起眼睛看看這漫天風雪，眼前一片迷茫。
初春，乍暖還寒。
我第一次站在講臺上。看著小我三五歲的學生，我突然覺得肩上的擔子好沉好沉。父老鄉親把孩子交給我，就是把未來交給了我，把希望交給了我。我不能辜負家鄉父老的期望。
「成了你」的我，「領著一群小鳥飛來飛去.」，在「那塊黑板」上，寫下真理擦去功利；用「那支粉筆」，畫出彩虹灑下淚滴.；站在「那個講臺」，舉起別人奉獻自己。
「成了你」的我，一幹就是四十五年。如今退休了。一翻起兒時我的照片，翻起學生們兒時的照片，「長大後我就成了你」的歌聲就縈繞在耳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