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贊（Bengu Sezen）於2000年8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攻讀博士學位，跟隨導師薩麥斯教授（Dalibor Sames）從事碳氫鍵（C-H）選擇性活化的研究。她先後在知名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篇論文，備受導師薩麥斯的喜愛，成為他的第一愛將。2005年，賽贊以一場精彩的答辯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化學博士學位，旋赴德國海德爾堡大學，後又在分子生物學專業獲得了第二個博士學位。
賽贊（Bengu Sezen），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系學生，通過學術造假，獲得了博士學位。
但早在2002年，就有人對賽贊發表在《美國化學學會》上的一項研究結果提出質疑。接下來幾年中，學界對賽贊研究結果的質疑聲不斷。2005年11月，哥倫比亞大學成立專門調查研訊委員會，並於次年2月宣布賽贊學術造假。隨後，薩麥斯先後撤回了6篇與賽贊聯合署名的關於碳氫鍵功能化的研究論文。
2006年8月到2007年2月，哥倫比亞大學任命的調查委員會對賽贊事件進行了深入調查。起初她很合作，但在證據面前，她不僅狡辯，還採取各種方式迴避調查，比如不回電郵、不接電話、不參加會議，甚至還搬出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支持者的言論做擋箭牌，因為這些所謂支持者的IP位址是海德爾堡大學以及賽贊本人的電腦。接著她就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
2011年3月，哥倫比亞大學撤銷了賽贊的化學博士學位。
2010年11月，哥倫比亞大學經過了長達6—7個月的調查後，研究誠信辦公室對調查結果進行了分析。分析直指賽贊研究行為不端的21個證據。研究誠信辦公室在2010年11月29日的公報中稱，賽贊在其博士論文以及3篇公開發表的論文裡篡改、偽造、剽竊實驗數據。
報告稱，賽贊「至少在學位論文的第1、5、6章故意地編造和篡改核磁共振譜圖。」 「故意編造和篡改燃燒分析數據。」因為給賽贊做燃燒分析的公司從未向哥倫比亞大學收取過分析費用。賽贊後來解釋說她找到了幾家公司願意免費為她進行分析，但是她提到的公司都公開反駁，並且聲稱和賽贊沒有籤過任何分析合同。
研究誠信辦公室注意到，報告中最厚顏無恥的造假數據之一是「用4張31磷核磁共振譜圖組成的合成圖，其中某個峰已經用修正液或者另外一個相似的譜圖掩蓋。」據調查，其他的核磁共振譜圖都是她從同事或者儀器默認的譜圖中剽竊來的，因為這些圖被保存在分析儀器的軟體裡。
諸多證據都表明賽贊的學位論文和公開發表的論文中使用的實驗數據都不符合科學研究的規範，並且不能充分證明實驗的歷程和結果。調查委員會在賽贊的實驗記錄本裡也根本找不到任何實驗數據同她已發表的數據相吻合。由此可知，賽贊在其學位論文和6篇以第一作者名義發表的論文中，大量的實驗數據都是偽造的。
其實賽贊在一開始就使用騙術，而且更具戲劇性的是她造假的數據來源居然是本校的核磁共振分析儀。因為每個本校研究生要想使用核磁共振儀，必須先經過培訓，並且一人一個帳戶和密碼。但調查者了解到沒有任何一個核磁共振分析是用賽贊的帳戶完成的。儘管賽贊曾告訴調查者她有一個自己的核磁共振帳戶和密碼，但是這被證實又是一個謊言。
事實上，賽贊玩了一個騙人的遊戲。她使用了其他薩麥斯實驗室成員的帳戶名和密碼，這些人在她進入實驗室之前就已經離開了。報告稱，她造假的譜圖中依稀可見其他實驗室成員的帳戶名和文件名。但在賽贊實驗記錄本裡找到的譜圖並沒有以同樣的方式標記，而且這些譜圖和她學位論文以及公開發表論文中的譜圖數據相去甚遠。當要求賽贊當面解釋其中一張核磁共振譜圖時，她稱這張圖是用400兆赫茲的儀器分析得到的。然而，這張譜圖和另外一篇公開發表的論文中的譜圖吻合，只是這張圖標記的是用300兆赫茲的儀器分析得到的。事實是兩個儀器根本不會得到完全相同的譜圖。就此賽贊沒有做解釋。
至此事件告一段落，但是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謎團。比如：賽贊造假的動機是什麼？在哥倫比亞大學這樣一所美國著名大學裡一流的化學系，發生在賽贊攻讀博士期間的學術造假行為是怎樣順利進行而又為何一直沒有被發現？
哥倫比亞大學並沒有回應人們的迷惑，也拒絕對此事發表更多評論，除了精心準備的說辭外，絕口不提2000年至2005年間薩麥斯實驗室究竟發生了什麼。而這段時間正是賽贊攻讀博士學位，薩麥斯被聘為終身教授的5年。事發後，學校禁止薩麥斯或任何一個實驗室人員公開談論賽贊事件。
接到哥倫比亞大學造假調查報告和隨附的研究誠信辦公室分析報告之後，《化學與工程新聞》記者提交給大學一份關於該事件詳細的問題清單，但學校再次拒絕回答。研究誠信辦公室也拒絕進一步評論。
關注該事件的科學家和社會各界人士對此事展開了熱議。
賽贊的導師，薩麥斯教授（Dalibor Sames）因學生的學術造假行為，成為另一焦點人物。
加利福尼亞聖何塞州立大學哲學副教授、科學倫理專家和博主——斯蒂姆維爾德評論說，「最使我驚愕的是項目負責人沒有核實實驗結果，也沒有注意到對賽贊研究工作的諸多質疑。這是真正的倫理問題。」
美國大學協會聯邦事務聯合副出席沃爾尼茨也贊同地說：「相當難以置信。發生如此重大的造假事件，項目負責人是有責任的。我希望研究誠信辦公室會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
斯蒂姆維爾德教授還認為，在賽贊事件中校方更應該對學術界負責而出面澄清事實。如果校方能採取某種方式對賽贊事件進行公開對話是很有價值的，包括說明該事件為何沒被發現以及今後如何避免類似的學術造假再次發生。「如果校方就此事件公開對話會更加讓人感到安慰，尤其是當研究型大學的教學任務似乎已被卷進事件背景之時。正是校方的不回應讓外界這樣覺得。」
另有一些關注該事件的人認為，此事件暴漏了學術界的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說，項目負責人有責任證實學生研究工作的真實性；當學術造假髮生時，項目負責人應接受學校或基金機構的處理或處罰。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學校應改變研究生僅依賴於一個教授的現實。
教授個人對研究生研究工作的指導和評價能決定他們科學生涯的軌跡，決定他們究竟能否在科學界有所作為。這起事件中至少有3名下屬離開了薩麥斯實驗室或者被解僱。他們每個人都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嘗試重現並延伸賽贊博士的研究工作。雖然不能確定他們離開的真實原因，但「浪費時間和精力，再加上不能重現研究工作的壓力已經影響了這些學生正常的學習。」
賽贊可能再也不會從事科研工作，但能肯定，此事已給薩麥斯的倫理觀和教學實踐籠罩了一層陰影，甚至會影響到薩麥斯今後在本校以及其他知名研究型大學中的晉升和聘任。但薩麥斯今後的研究之路會怎樣走誰也不知道。校方乃至學術界應該從此事件中吸取什麼樣教訓也是值得學術界深思的問題。
更正說明：
由於編輯疏忽，本文最初發表時誤將譯者署名為「聞菲」。本文譯者應為「xinyu」，現特此更正。由此給讀者以及xinyu、聞菲二位帶來不便，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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