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圖書館藏《醒世姻緣傳》「十行本」（以下簡稱「大連十行本」）在《醒世姻緣傳》諸多版本中獨樹一幟，具有重要價值。
《醒世姻緣傳》的刻本系統雖然複雜，但大體可分為「十行本」（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和「十二行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五字）兩種。又因為十行本弁語署「辛丑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十二行本弁語署「戊子清和望後午夜醉中書」，故又分別稱為「辛丑序本」和「戊子序本」。大連圖書館分別藏有十行本和十二行本，尤以十行本價值最高。
「大連十行本」兩函二十冊，缺封面，無刊刻年代，卷首「弁語」缺第一葉，第五十回缺末葉（十二葉），第一百回缺最後兩葉（十三、十四葉）。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無格，左右單邊，鈐有「大谷光瑞藏書」「旅大市圖書館藏書印」「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館」等印章。2000年大連出版社影印出版《大連圖書館藏孤稀本明清小說叢刊》，第46種即為「大連十行本」。此本有兩個突出特點：
一是刻書年代早。
「大連十行本」被公認為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刻本。其刊刻年代，可通過避諱大致推斷。「大連十行本」避康熙諱較多，據李國慶比對，「此本25個『玄』字中16個缺末筆，相比同德堂本避8處、戊子本避5處、庚午本避4處，是避的最嚴謹的」（《明清小說研究》2006年第3期），可知此本不早於康熙朝。
「大連十行本」正文間有雙行小字（非夾注，系漏刻後增補刪改的正文），說明其非初刻本。但其雙行小字又比後出之本重訂所加的雙行小字少得多，這說明其刊刻較早。另徐復嶺發現《顏氏家藏尺贖》卷三《周在浚致顏光敏書》中有云：「《惡姻緣》小說，前呈五冊，想已閱畢，幸付來價。因吳門近已梓完，來借一對，欲寄往耳。」學界大半認為此中的《惡姻緣》即是《醒世姻緣傳》（東嶺學道人《醒世姻緣傳》「題識」有「原書本名《惡姻緣》」之說）。袁世碩推斷此信當作於康熙二十年（1681）（《古本小說集成》本《醒世姻緣傳》前言），那麼從周在浚的信中可以看出，康熙二十年前後吳門（蘇州）即已出現了該書的重刻本。「大連十行本」是這種重刻本的可能性很大。
二是刻印精良，錯訛較少，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大連十行本」木板完整（凡所缺葉，皆在卷首或卷尾，可知是書葉遺失而不是木板殘缺），刻印精良，字跡清晰，為現存坊刻佳品。其校勘價值，僅以第一回兩例即可見。
諸刻本第一回寫晁思孝選了華亭知縣，「那些放京債的人每日不離門纏擾，指望他使銀子，只要一分利錢，本銀足色紋銀，廣法大秤稱兌」。其中「廣法大秤稱兌」句「大連十行本」作「廣法天秤稱兌」，而明顯「天秤」是對的，因為稱兌銀兩要用天秤。明清小說中常提到用天秤稱銀兩，如《三刻拍案驚奇》第十五回寫道：「那兩個見已是到手銀子，便憑他兌。張知縣叫取天秤過來。」《醒世姻緣傳》第五十五回也寫道：「獻過了茶，問了些來歷。取出天秤，足足的兌了二十四兩財禮，雙手交將過去。」可見諸刻本「大」字實誤，而諸整理校注本也都隨之失誤。
再如諸刻本第一回寫晁源隨父到任華亭縣，「到有一個幕賓，姓邢，河南洧川縣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門，是個有意思的秀才……晁大舍道自己是個公子，又有了銀錢，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幾乎拿出『伯顏大叔侍文章』的臉來」。此段從文意看是晁源看不起邢宸，所謂「幾乎拿出『伯顏大叔侍文章』的臉來」，指的無疑是晁源對邢宸的輕視甚至厭棄，但「侍文章」三字，和輕視聯繫不上，其意殊不可解。對此諸整理校注本也一般無注，比較重要的黃肅秋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則注曰「不詳」。而檢「大連十行本」，此句則作「伯顏大叔待文章」，「待文章」就可以解釋通了。蓋「伯顏」在蒙古語中為「富」之意，元朝名伯顏者甚多，此處的「伯顏」應指元順帝時的宰相蔑兒乞伯顏，他曾獨秉國政六年，飛揚跋扈，在文化方面尤其反對讀漢人書，至元元年（1335），他曾上奏元順帝說：「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閒，好生欺負人。」（《庚申外史》卷上）同年，有人奏罷科舉，他全力支持，致使元順帝當年下詔停止科舉。明清小說戲曲對他時有譏刺，如明末沈嵊《綰春園傳奇》寫宰相伯顏擅權，阻扼賢才。清代白話小說《霞箋記》寫宰相伯顏把持朝綱，貪財好色。故所謂「伯顏大叔待文章」指伯顏對待文章的鄙棄之感，用來形容晁源對邢宸的輕視。沒有「大連十行本」，恐怕此句就成為一個不解之謎了。
「大連十行本」進入大眾視野較晚。回顧《醒世姻緣傳》的點校整理歷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汪乃剛以同治庚午本為底本點校，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開《醒世姻緣傳》整理先河。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1980年齊魯書社版《醒世姻緣傳》仍以亞東圖書館本發排，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黃肅秋校注本亦以亞東圖書館排印本作底本，1982年中州書畫社童萬周校注本則以同德堂刻本為底本。以上均未言及「大連十行本」。這與「大連十行本」深藏館內，難於取閱有關。好在自2000年大連出版社影印出版後，2005年中華書局李國慶校注本已經採用「大連十行本」為底本（奇怪的是筆者上舉校勘兩例，李注本亦從眾作「廣法大秤」「侍文章」），另目前學界也有幾篇論文涉及此本，但總的來說，對此本的研究還待深入。
作者：李永泉（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2019年10月21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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