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幾年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國邪教組織在延續過往那些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的基礎上，其活動還呈現出一些新情況新特點。對於邪教痴迷人員的幫助教育是治本之策。包括「程序解除」「離教諮詢」「戰略影響」等在內的美國20世紀民間反邪教運動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幫教方式，對我們做好相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與借鑑價值。開展邪教人員社會幫教工作要做到幾個結合：短期目標與從長計議結合；專業技能與集體智慧結合；釋疑解惑與實際舉措結合；嚴格監督與溫情關懷結合；民間運動與政府主導結合；探索經驗與國際合作結合。
關鍵詞：美國；20世紀民間反邪教運動；社會幫教；啟示
近幾年來，隨著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我國邪教組織在延續過往那些被認為是行之有效的做法的基礎上，其活動還呈現出一些新情況新特點，主要表現：一是教主崇拜愈演愈烈，二是教徒年輕化高智化，三是網絡傳教大行其道，四是反社會反政府態勢明顯，五是組織結構嚴密隱蔽性強，六是日益融入經濟文化生活。 邪教組織作為當今社會三大毒瘤之一的負面作用和對我國偉大復興事業的羈絆效應越加突顯。
為此，許多研究者從反邪教的總體思路、總體戰略，或者從文化治理、社會管理、法治視野、歷史經驗、政治資源、主體特徵等不同方面進行了有益探討。 其中有多位研究者認為，對於邪教痴迷人員的幫助教育是治本之策。
在我們搜集相關文獻資料過程中，這方面的案例和經驗交流材料佔比很高；特別是在與各級反邪教工作人員了解情況過程中，發現對於邪教痴迷人員的社會幫助教工作，的確是邪教問題治理的重中之重。
並且，這一問題不僅僅是國內重視，作為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邪教問題，許多國家政府與民間團體、相關人士對於邪教痴迷人員的幫助、幫扶、感化、教育等等進行了探索、總結、提煉，形成了許多可供學習、借鑑的有力舉措與經驗做法。其中，美國20世紀民間反邪教運動過程中形成的三種社會幫教方式，對我們做好相關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意義與借鑑價值。
一、美國20世紀民間反邪教運動及其社會幫教方式
（一）民間反邪教運動的起因
美國民間興起反邪教運動，與其戰後出現的新興宗教運動密不可分。儘管戰後湧現出的新興宗教與邪教還有一些區別，但在這些新興宗教中，確實有一部分發展成為後來的邪教，如人民聖殿教、上帝之子、天堂之門等。
戰後美國新興宗教的興起與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有關。
首先，雖然美國憲法和憲法第一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但絕大多數美國人至今仍是虔誠的教徒。這種濃厚的宗教氛圍，為戰後新興宗教的興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其次，當時美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為新興宗教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條件。二戰後出生的這批青年人開始走上社會，面臨巨大的教育和就業壓力。美國經濟迅速發展的現實與自身的遭遇形成了巨大反差，他們深感自己被社會邊緣化，對原來的信念抱有很深的懷疑。幾乎同時，美國社會盛行反文化運動，青年人標新立異，表示要與傳統決裂。這就促使許多青年人放棄了原先的信仰，轉而投向新興宗教的懷抱。
最後，美國戰後經濟急劇擴張，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許多國家的移民來到美國。他們在尋求就業、創造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各地的宗教。各種宗教以及新興教派紛紛來到這裡向青年宣傳教理，勸人入教。
起初，家長們認為子女已成年，有權選擇自己的信仰，隨後卻發現子女的信仰與自己不同，長年累月生活在這些新興教派裡，幾乎不與家裡人聯繫。於是家長們行動起來，向學校打聽、向警察局求助、向法院起訴，在這種背景下便產生了最早的反邪教舉措和組織。
（二）民間反邪教活動的發展歷程
1、邪教的猖獗與反邪教運動的興起
在美國首先起來反對邪教的是那些邪教信徒的親屬。信徒深陷邪教，首先感受到傷害的是他們的家長。這些邪教組織為了堅定教徒對組織的信念，往往採取措施切斷信徒與親友的一切聯繫。以致許多家長好幾年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否活著。起初，家長試圖通過司法途徑來保護自己的子女，但由於入教是信徒自己的選擇，而美國法律保護成年子女自主選擇的權利，無法做出有利於父母的判決。因此，家長們不得不另闢蹊徑挽救孩子。
積極參與反邪教運動的還有一些前邪教徒和心理工作者。一些教徒自己參與了邪教組織，久而久之，他們發現了教主的虛偽和邪教教義的欺騙性，進而主動脫離邪教組織。還有一些信徒，在親友的幫助下，幡然醒悟，回歸社會。這些前邪教徒不甘心他信徒繼續受騙，也積極從事反邪教運動。
一些心理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也經常碰到邪教信徒和其父母前來諮詢，對邪教組織採用欺騙手段籠絡信徒及其所造成的危害有著深刻的認識，他們應社會需要也積極投身於反邪教運動。
美國最早的反邪教組織是由一些信徒的家長組織起來的。如「從上帝之子中解救子女家長委員會」，其主要活動是加強家長之間的聯繫，向司法機構提出控訴，勸導子女回到家庭；向新聞媒體求助，呼籲社會幫助；出版宣傳手冊和傳單，講述許多家庭的遭遇，相互交流，相互鼓勵，增加勸導子女的力量。媒體的宣傳也使許多專業團體加入了支持的行列。
2、「瓊斯敦慘劇」與反邪教運動的復興
1978年11月18日，「人民聖殿教」在蓋亞那的瓊斯敦自殺和謀殺了914名教徒(其中包括其教主吉姆﹒瓊斯)和到蓋亞那叢林去調查「人民聖殿教」定居點的美國國會議員利奧·瑞安及其隨員。這一慘劇震驚了美國以及全世界，當全世界的觀眾從電視機屏幕上看到死亡慘狀以後，無不憤怒譴責「人民聖殿教」及其教主瓊斯。反邪教組織為保護自己兒女們所進行的鬥爭迅即獲得了社會輿論的同情與支持，民間反邪教組織更加活躍起來。美國國會為此舉辦了聽證會，並開始國會調查；各州議會紛紛提出制裁新興宗教的法案；美國民間反邪教運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三）民間反邪教方式的演變
儘管美國民間反邪教運動不能推動當局通過反邪教法律，但各種各樣的救助邪教信徒的活動仍然開展起來。民間團體反邪教的方式經過長時間的演進，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即從採取強制性的「程序解除」轉變為採取誘導性的「離教諮詢」和「戰略影響法」。
1、「程序解除」
民間反邪教組織最先採用的救助手段是「程序解除」，它在70世紀70年代早期由特德·派屈克創造。他認為所有被吸收的邪教成員都被邪教團體採用「洗腦」程序，給他們強制灌輸了邪教思想，喪失了自主判斷能力，其精神與行為都被教主控制了。為了挽救這些受害人，必須採取一種強制性的反「洗腦」方法來解除他們被輸入了的程序。這種解除程序的方法就是父母和程序解除人向受害者提供一些揭露邪教組織真相的資料，促使教徒認清邪教和教主的真面目，幫助其脫離邪教。但在教徒痴迷邪教不能自拔時，也不得不採取了一些非法手段，例如，受害者親屬組織一些人員和程序解除員到街頭截住其子女，把他(她)拖進早已準備好的汽車裡，帶到一個隱蔽的地方，單獨「關押」，實施24小時的監視，上廁所也得有人陪伴。然後父母及「程序解除員」對其進行教育感化，直到他(她)幡然醒悟。這一過程往往要持續數天乃至數周。
在20世紀70年代，「程序解除」的方法幾乎是惟一的救助方法。這種方法不僅在美國為反邪教組織使用，在一些邪教團體傳入歐洲以後，也被歐洲的反邪教組織採用。
但是「程序解除」也存在著許多不足。一方面，「程序解除」的「綁架」「監禁」手段是暴力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表現，損害了公民的信仰自由權利，成為邪教團體反擊的主要著力點。另一方面，隨著反邪教運動的發展，一些反邪教團體也開始質疑「程序解除」手段的科學性。在「程序解除」過程中，解除原有的程序過於簡單粗暴，造成了一些消極後果。信徒在「程序解除」後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來恢復正常的心態，而這一階段對信徒來說也同樣困難，因此經常出現「假解除」的現象。一些邪教信徒在「程序解除」後又回到了原來的組織。到了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初，「程序解除」方法很少被運用了。
2、「離教諮詢」
20世紀80年代，一些專業人士逐步摸索出一條新的反邪教途徑——「離教諮詢」。從事「離教諮詢」的多是前邪教徒，他們都曾加入過邪教組織，逐漸發現了邪教教義的虛偽或者教主貪財騙色的真實面目，主動離開了邪教組織。他們對所參加的邪教組織比較了解，能為邪教信徒及其家長提供大量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警醒教徒儘快擺脫邪教。
「離教諮詢」比「程序解除」有了很大的改進。首先，「離教諮詢」是一種合法手段，不帶任何強制性的因素。它尊重了信徒的個人意志，不憑藉任何武力，與信徒進行平等對話，使他們能夠在寬鬆的尊重人身自由的場合下接受對方的意見，認清邪教的真實面目，自覺自愿地離開組織。其次，這種脫離邪教的過程充分調動了教徒的自覺性，既不會傷害信徒與家人的關係，也不存在恢復期，體現出一個自然的過程，便於教徒重新回到社會。因此，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離教諮詢」成為反邪教運動的主要選擇。
但是，「離教諮詢」在具體執行中還是存在著較大的難度。信徒之所以加入邪教，主要是他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問題無法解決，希望投身邪教尋求解脫。邪教則乘虛而入，向教徒灌輸邪教教義，用該邪教的共性壓抑和控制每個人真正的個性，塑造出與教徒以前性格迥異、具有邪教共性的信徒。親友以為自己是在與熟人對話，事實上這個熟人已變成了陌生人，他們是在與邪教的共性對話。因此，親友要說服信徒改變對組織的看法確非易事。而且，「離教諮詢」的顧問都是前教徒，沒有受過專門的諮詢訓練，除了提供邪教和思想控制的有關信息外，其他方面還是外行。不能觸及到邪教徒及其家人的心理癥結，不能解決信徒入教前的問題。所以，「離教諮詢」的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
3、「戰略影響」
網際網路的出現，極大地推動了「離教諮詢」的發展。以前，「離教諮詢」的前提是顧問掌握了別人難以知道的有關邪教的內部信息，因此主要依靠外界的權威人士解決邪教信徒的問題。諮詢是被動的，僅限於單純地提供信息和內容。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網際網路上到處都有關於邪教和思想控制的信息，任何人只要上網都可以輕易地找到任何必要的信息，向其他家庭、專家、前信徒求助。因此，反邪教運動不再側重於提供邪教組織的有關信息，而是更加關注邪教信徒個人及其家庭所存在的問題，通過消除這些問題來徹底根除教徒對邪教組織的依賴性。反邪教專家把這種方法稱之為「戰略影響」。
「戰略影響」實際上是一種心理諮詢方式。它主要是針對邪教信徒及其家庭自身的特殊性，來解決他們的精神健康問題，因而效果也更明顯。這些人通過心理諮詢，可以發現個人及家庭到底存在著哪些問題，以致被邪教組織乘虛而入。找出問題的癥結，如學習緊張、工作不適應、入教前的恐懼症等之後，就可以對症下藥，促進信徒的轉變。在諮詢過程中，心理專家運用他們的職業態度、準則和技巧來處理相關的人和事，充分調動各個成員的積極性，幫助他們改變自己的不良行為，使教徒個人及其家人的心理更為健康。
由於針對每個邪教徒及其家庭的具體情況，並著眼於解決促使信徒加入邪教的根本原因，戰略影響法成效比較顯著。哈桑在《走出邪教》一書中寫道，戰略影響法有極好的檔案記錄。即便信徒只參加了3天的影響活動，但戰略影響的種子已經播下，最終他走出邪教的可能性就會大為增加。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戰略影響法已成為反邪教運動的主要方法。
二、美國20世紀民間反邪教運動對我國開展邪教人員社會幫教的啟示
我國邪教人員社會幫教模式的構建需要立足我國國情與反邪教工作實際，借鑑包括美國民間反邪教方式、對刑滿釋放人員和吸毒人員進行社會幫教等等國內外相關工作形成的理論知識、實踐經驗，特別是作為現代社會工作主要方法之一的「個案工作」等等理念與做法。
因為，邪教問題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社會中間的一些人，希望通過編造歪理邪說、構建邪教組織，斂財騙色、滿足非份欲求；更有那麼許多人，由於自身或者其他方面的多種原因，或者被誘騙，或者出於好奇，或者因為對宗教、信仰基本知識的缺乏，或者對現實不滿，或者陷於各種困難和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主動或者被動地成為邪教組織成員。這在世界各國都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象，是芸芸眾生難免遇到各種困難、問題、疑惑，社會管控、救濟不足的一種表現，沒有必要過於緊張或者過分神秘化。從這個意義上說，邪教問題就是一個社會問題，對邪教人員採取社會幫教、讓他們回歸社會正常生活，具有社會工作屬性，可以歸入社會工作範疇。
邪教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所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要想正確、正常執政，必須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有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作為社會管理者的政府的核心與靈魂的執政黨，才能夠在廣泛吸收民意的基礎上，結合國際國內具體情況，制訂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否則，如果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沒有一種居於主流地位的意識形態動員、引導廣大人民群眾，讓廣大人民群眾團結一心、眾志成城，即使執政黨擁有再好的發展宏圖，也難以達成目標；甚至，有的邪教組織及其首領、骨幹甘當國外反華勢力的利用工具和馬前卒，影響、損害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增強和偉大復興事業的儘快實現。所以，邪教人員社會幫教是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的重要環節，是捍衛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舉措，是爭取民心、夯實黨的領導的群眾基礎的必要保證。因而，對邪教人員的社會幫教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工作。
具體說來，要做到幾個結合：
（一）短期目標與從長計議結合。
對邪教人員的社會幫教一般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不可能一蹴而就。做人的工作，尤其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別需要細心、耐心；更何況是那些在邪教組織浸潤許久、幾乎已經把邪教教主所主張的思想、說法、話語當做自己的近乎本能的一部分，並且已經相當習慣了在教內的生活的這些深度痴迷人員。所以，幫教工作必須在較為深入地了解對象基本情況的基礎上，確定短期工作目標、制訂中長期工作計劃。
一般而言，短期工作目標至少包括能夠與對象見得上面、說得上話，讓工作人員有機會把幫教意圖或者說對對象的好處能夠得以傳達，在一定程度上轉變思想認識，甚至作出不再從事相關活動的承諾。
從國內外邪教人員幫教工作實踐看，邪教人員、特別是深度痴迷人員，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幫教工作、回歸正常社會以後，往往會出現反覆。因而，幫教工作不可以淺嘗輒止，需要持續關注。所以，必須根據幫教對象的實際情況，制訂中長期工作計劃。明確幫教工作小組組成人員，持續觀察、評估幫教對象的言行舉止，因人而異、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講究方式方法，適時跟進幫教舉措。
（二）專業技能與集體智慧結合。
對邪教人員開展幫教是一項既具有社會工作屬性，又具有明顯政治屬性的高難度工作。這項工作涉及宗教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管理學、決策學等等多門學科知識，專業性強、綜合性強，需要相關工作人員在充分發揮各自專長的同時，緊密配合，以集體智慧應對、戰勝不同種類的邪教人員、不同痴迷程度以及不同層次的邪教人員。
比如，在對邪教人員開展幫教工作過程中經常會遇到諸如「為什麼說我們這個是邪教」「我們信的就是某某教（正統宗教）」「我強身健體有什麼錯」「你們這樣做有什麼法律依據」等等一時比較難以回答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不僅需要做幫教工作的經驗、技巧，還需要其他多方面的知識。而作為單獨的某一個人，很難同時兼具太多方面的知識、技能。這就需要發揮集體的力量，或者請教相關方面知識、經驗比較豐富的專業人員，或者探討如何以恰當方式回應，以集體智慧應對這類很難回答、而又難以迴避的問題。
從實踐經驗看，這類「疑難問題」如果得到較好解決，對於轉變邪教人員的思想、觀念會有很大助力，乃至成為轉化某些「頑固分子」的突破點。
（三）釋疑解惑與實際舉措結合。
許多邪教痴迷人員在被拉入邪教組織之前，對什麼是宗教、什麼是邪教，往往一知半解或者了解很少；加入邪教組織以後，在歪理邪說的蠱惑、特別是群體效應的作用下，更加沒有時間、機會去分辨是非，而是盲目相信、全盤接受，浸染其中、難以自拔。要想幫助他們走出邪教的陰影，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讓他們能夠明辨是非。幫教人員需要擇機向他介紹宗教、信仰的基本知識，痴迷邪教的危害，改變他們的錯誤認知，了解痴迷邪教的嚴重後果。同時讓他們明白，只要自己堅定信念，在幫教人員和家人等等的幫助下，完全可以走出邪教陰影，重新走上正常生活軌道。
人都是生活在當下的，哪怕的邪教痴迷人員，也會在工作、生活、家庭中間出現這樣那樣的困難、問題，比如，住房租房問題、家庭關係問題、子女教育問題、工作就業問題、看病就醫問題，等等，需要得到他人的幫襯、支持、援助。幫助解決幫教對象的實際問題、以誠心換得真心，是教育轉化、社會幫教工作的重要經驗、成功做法。
（四）嚴格監督與溫情關懷結合。
通過家庭的溫暖和社區的力量，為幫教工作提供情感和資源支持。幫教人員通過與其父母、家人交談，讓他們認識到，幫教對象之所以走上這條道路，也有他們平時忙於工作事務、疏於關心教育等等原因；一些幫教對象因為離不開原來的圈子，幾乎不與外界其他人進行正常接觸、交往。為此，幫教人員應該發動其家人、親友和社區工作人員，共同構建監督幫助小組，監督他們的交往情況、重建健康的社交網絡、遠離邪教人員。
同時，仔細觀察，發現他們自身原有的或者是在我們幫教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優點、長處、強項，及時指出、予以肯定與褒揚，讓他們獲得成就感、重建自信，品味離開邪教組織後的滿足感、重獲信心。
為進一步強化回歸意願，幫教人員可以通過社區、當地派出所尋找幾名脫教成功人員現身說法，與其交流脫教心得；幫教人員和家人、親友在節假日、休息日，也可以邀約他們一起聚餐、遊戲、郊遊，享受正常生活的樂趣、正常生活的美好。
（五）民間運動與政府主導結合。
要充分發揮民間力量的效用，使反邪教運動成為民眾自發自覺的運動。在反邪教運動中，不僅要發動邪教信徒的親屬、專業人士、前邪教信徒等力量，還要注意發動大眾傳媒、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立法機關參與反邪教運動。同時，政府應大力支持民間的反邪教運動，並且在反邪教工作中起到主導作用。
俗話說：高手在民間。因為這些民間人士往往處在問題最前沿，相關問題經常使得他們自己家人、親友非常困惑，具有解決問題的強大內驅力，對問題的出現、發生發展以及應該與可能的應對方式方法能夠掌握的比較及時、精準，甚至有的方式方法已經得到有效驗證。但如果一味簡單地把解決問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民間人士身上，也是片面的。因為民間人士有其局限性---這在美國民間反邪運動中間已經有所暴露，比如，他們解決問題的著眼點往往在於與自己緊密相關的那些人，一旦這些人的問題得以解決或者緩解，他們就有可能逐步淡出這項工作；再者，僅僅靠著他們某一個或幾個方面的知識、經驗解決問題所形成的幫教模式，其普適性往往大打折扣。
要想做好這項頗具綜合性的工作，非常需要掌握比較全面社會資源的政府的統一領導、指導、協調。政府主導的重要工作至少包括：摸清本地需要幫教的人員的底數；明確相關方面以及人員的職責；在借鑑、吸收多方面意見、經驗、做法的基礎上確定行之有效的幫教工作模式；建立幫教工作的評估機制；構建平臺或者創造條件，讓各地、各方面的專家以及各地在幫教工作中形成的好經驗好做法能夠為各方所參考、借鑑；督促、檢查相關工作的正常、有序開展；通過反邪教宣傳、教育工作，營造識邪、防邪、拒邪氛圍。
（六）探索經驗與國際合作結合。
許多邪教已發展成為跨國組織，當某一國加強打擊力量時，邪教組織的主要頭目往往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進行遙控指揮，或者利用所在國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成為危害社會的惡性毒瘤。因此，必須加強國際之間的合作，共同打擊邪教。同時，各國政府、民間組織、反邪教人士在與邪教組織鬥爭過程中形成、提煉的有效舉措和經驗做法，也可以相互交流、學習，取長補短。
美國民間反邪教實踐探索中間就有若干相當值得汲取、揚棄的成分，比如，我們至少可以從「程序解除」中間汲取兩點，其一，痴迷邪教在一定程度上說，就是一種被教主操控、被「程序」固化的情形，因而，通過某些做法將這種「不良程序」予以解除，應該是一種思路與努力方向；其二，幫助邪教人員走出陰影，不可以採取簡單、粗暴、強制的做法，要敬畏法律，顧及尊嚴。還有，「戰略影響法」的積極效用。從美國民間反邪教實踐情況看，對邪教痴迷人員的幫教工作的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人是有思考、比較能力的，痴迷邪教可謂一個人受到了某種影響、蠱惑，誤入歧途，如果幫教人員能夠針對具體個人的情況開展深入細緻的工作，釋疑解惑、講明利害，邪教人員也許不是很快就能夠理解、接受，但是「戰略影響的種子」已經埋下，在一段時間的發酵後，可能就會起作用。因而，幫教工作檔案記載就顯得非常重要。它不僅是做好某一名邪教痴迷人員幫教工作的基礎，更是進一步做好其他更多邪教痴迷人員幫教工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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