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簡介：鄭杭生,浙江杭州人。1936年出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現兼任國家哲學社會基金社會學評審組組長，教育部社會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學名譽會長。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政治學社會學學科評審組第三屆、第四屆成員。
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實踐和研究的全面展開，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有了極大提高。同樣，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的提高，在「西強中弱」的世界社會學格局中，中國社會學界的學術自信心大為增強，過去常見的那種學術自卑感明顯弱化。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社會學發展遇到了哪些問題？應該怎麼解決？近日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獨家專訪了中國社會學名譽會長鄭杭生。
記者：您在今年7月23日中國社會學南昌學術年會的主題報告中提出：近年來，關注中國社會學自身發展的路徑及其前景的文章多起來了。您能否就這個問題做個總體介紹。
鄭杭生：好的。現在確實是到了系統總結我們如何應對中國社會學面臨國際國內提出一系列挑戰、謀求自己發展和應對挑戰的正確途徑的時候了。這一系列挑戰歸結起來是兩個大方面：一是中國社會學如何更好地為現實服務的問題，特別是更好地為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服務的問題；二是中國社會學自身如何固本強身的問題，使自己真正成為世界眼光、中國氣派兼具的社會學，而避免成為西方社會學某種理論的中國版。
我本人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提出了一些觀點，如樹立「建設性反思批判精神」（2007） 、「促進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自覺』」（2009）、把握社會學的「學術話語權」（2011） 等。劉少傑教授對「中國社會學的價值追求與理論視野」（2006）、楊敏教授對中國社會學的「中國理念」（2011）做了很好的論述。最近，我高興地看到曹錦清教授一篇題為《中國崛起時代的學術立場問題》文章，強調要有正確的「學術立場」。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這篇文章，總的說來，是一篇有思想深度、有歷史感的文章。曹教授的文章不少論點引起了我的共鳴。
不久前，我應邀給《社會學研究》寫了一篇題為《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研究與中國社會學的使命》的文章，試圖初步概括這一途徑，並把它運用於研究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這篇文章提出：
探索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有一個研究路徑選擇的問題。根據中國社會學一百多年發展的軌跡，根據中國社會學前輩艱辛探索學科本土化和努力把握學術話語權的啟示，在我看來，研究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正確路徑是：立足現實，提煉現實；開發傳統，超越傳統；借鑑國外，跳出國外；正確總結「中國理念」，探索「中國道路」。當代中國社會是各種各樣思潮的匯集點，遵循這一研究路徑，尤為重要。
關於中國社會學與現實的關係
記者：多年來，中國社會學界對社會轉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實踐，曾做了多方面的理論提煉，發表了不少成果，對推進社會轉型的探索、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在正確處理中國社會學與現實的關係中，你過去只說「立足現實」，現在增加「提煉現實」。請問怎麼才能既「立足現實」，又「提煉現實」？
鄭杭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立足現實的「現實」，指的是什麼呢？
總的來說，是我國社會轉型的現實。這個轉型是在一個具有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裡國土、五千年文明的巨型大國中發生的。曹錦清教授用國際比較的眼光指出，這三大要素構成的中國是不能被西方小國理論所解釋的。因為一個13億人面臨的社會轉型，所遭遇到的問題是其他國家不可比擬的。研究中國的任何社會現象、社會問題及其他社會議題，離開中國社會轉型的無比豐富的實際，無疑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具體到我國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領域，立足現實的「現實」則是指，近十年和近五年以來，也就是黨的十六大、十七大以來，社會建設和社區建設、社會管理和社區管理創新實踐和探索在全國範圍鋪開，深入發展；近兩年來，這一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和探索，又呈現出強化加速之勢。中央高層在這樣做，地方和部門中層在這樣做，城鄉社區的基層也都在這樣做。這三個層次的實踐創新和探索，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理論地概括和提煉現實，貢獻了數之不盡、用之不完的活生生的實踐經驗材料。研究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如果離開中國社會三個層次相互促進的實踐創新和探索，同樣也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二、立足現實與中國社會學。
用世界的眼光，對社會轉型的突出方面，尤其是對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進行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回答它們包含的熱點、焦點、疑點、難點問題，把分散的經驗素材形式轉化為較為系統的理論觀點形態，為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的偉大實踐提供必要的學理支撐，這既是中國社會學面對的無可迴避的時代挑戰，也是它義不容辭的歷史使命。反過來，中國社會學只有這樣做，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對學科自身發展極其重要的新鮮實踐經驗，切實抓住中國社會轉型賦予它的理論創新機遇，真正實現自身的「理論自覺」，進一步把握學術話語權，從而使自己學科的理論之樹保持常綠常青，為我們的時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自己相應的學科和學術貢獻。
三、提煉現實與學術立場和理論自覺。
那麼，如何提煉現實呢？這就涉及到曹錦清教授的文章稱之為「學術立場」、我稱之為「理論自覺」問題了。
曹錦清教授的文章正確地指出：社會科學表面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實際上是立場問題，這裡的立場指的是民族的立場。這個立場可以判明當代中國在東西方比較當中、在全球關係當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更決定著我們對未來寄予什麼樣的希望。
曹錦清教授的文章還指出：近一百年來，尤其是「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的經驗被西方中心的話語貶斥到西方理論的注釋裡面去了。所有論文的理論都來源於孕育於西方，而經驗材料卻來源於中國，中國經驗材料成為西方理論證明其正確與否的一個注釋。這種情況將會被全盤顛覆過來，西方的理論要成為我們中國經驗的參照，作為我們的注釋。所以必須以中國為中心，以中國為方法，來解讀中國的當下。西方的理論及其概念，凡是可以充當分析中國經驗的，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廢之。
曹教授文章的結論是：總之，要尊重中國的經驗。對西方規範性的概念（有關價值）要謹慎加以使用，不能說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把中國的經驗變成西方待改造的資料（即按西方的標準來改造），這種情況應該被終止。
我在論述「理論自覺」時曾指出：中國社會學需要的是對西方社會學的借鑑，並主要根據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實際，結合中國社會歷史悠久的豐富傳統學術資源，進行原創性的或有原創意義的理論創新，而不是在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籠子裡跳舞，使自己的理論研究或經驗研究成為西方社會學理論或社會理論的一個案列、一個驗證。
我在論述「學術話語權」時還指出：學術話語權與理論自覺度的問題，在當代中國尤其重要。這是因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及其教學機構，基本上都是 「西學東漸」的結果。在從鴉片戰爭正式開始的中國社會的被動轉型中，在西學中學的對陣中，主動進攻的西學越來越佔優勢，最後佔了壓倒性的優勢；被動應戰的中學，可以說是節節敗退，地盤越來越小。這樣在包括社會學在內的現代社會科學的世界格局中，歐美社會科學處在中心地位，壟斷了社會科學的學術話語權，中國則處在邊陲地位，在學術話語權方面處於被支配的地位。
此後，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科學專家是學習西方社會科學出身的。上世紀前半期的專家還有深厚的中學基礎，他們出國留學回歸後，很多成為學貫中西的一代。現在則出現了一代對中學知之甚少、處在文化斷層邊緣的社會科學專家。他們往往養成一種根深蒂固的「邊陲思維」，即對外國理論照抄照搬、亦步亦趨、拔高甚至神化，還自以為站在社會學的前沿，往往習慣於用西方的概念來裁剪中國的社會現實，而不善於用正確的立場觀點方法把西方社會科學中的精華用來分析快速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還自以為走在正確的路子上。
現在，確實是到了大聲疾呼「爭取學術話語權，提升理論自覺度」的時候了。
關於中國社會學與傳統的關係
記者：在中國社會學與傳統的關係中，你過去只說「開發傳統」，現在又強調「超越傳統」。這裡，談論傳統，其實就是談論古今關係。而在中國談論古今關係，又離不開中西關係。能否請您就這兩個關係具體談談。
鄭杭生：好的。關於這兩個關係，曹教授的文章提出了這樣一個基本判斷：中西關係的格局決定了古今關係的基本格局，整個近代思想史的中心主軸圍繞著東西、古今這兩個問題展開的，凡是中國在近代史上每一次現代化改革的失敗，都會引起對傳統的進一步否定，傳統（古）就開始下降。這就意味著每一次改革的失敗殖民程度就加深了，也是西高東低的全面加深，西方更高了，中國更低了，這是一個規律。在古今東西的基本格局中，中國屢戰屢敗，屢改屢敗，決定了現代中國被越壓越低。中國越低，西方越高，隨之古代也被越壓越低，對古代就越是鄙視，很多人認為傳統應該對當代的基本結構負有全部責任。
我們也發現，對於傳統的態度，在現代化初期和現代化的高級階段是不同的。現代化初始的社會激烈變革時期，傳統多被特指為急欲推翻和擺脫的腐朽沒落的舊社會之秩序與意識形態。到了現代化的高級以及當前階段上，傳統又被一致指向一種富有意義關懷的精神信仰傳統。而這種富有意義的規範秩序被認為是曾經我們所推翻的舊秩序的一個特徵與缺點。
對於傳統態度的變化，其實也是學術立場的變化。曹教授的文章以費孝通為例加以說明：費孝通晚年重讀了從梁漱溟、錢穆、馮友蘭到先秦著作之後，發覺自己對傳統文化評價過低，提出了要重新評估傳統文化。並且形成了一個新差序格局的理念。
記者：確實，在中國的學術傳統中，有很多精華的東西。就社會管理思想來說，您認為我們需要注意哪些問題？
鄭杭生：一、「求治去亂」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核心觀念
正如治亂興衰是「中國社會思想的主導觀念」，是「中國社會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學的主導思想」一樣，「求治去亂」則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核心觀念。筆者在多年前就曾提出，「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我們的前輩思想家們或論述社會變遷的軌跡——治亂興衰，或探討治世的社會條件及運行機制、達到治世的途徑與手段，或表達自己對治世的理想模式的看法，或研究亂世的社會根源、亂世的治理與控制，或說明亂世給人民帶來的苦難和危害」。
由於中國學術的「經世致用」傳統，中國社會思想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中國社會管理思想史。我們看到，嚴復把社會學看作一門「研究社會治和亂、興和衰的原因，揭示社會所以達到治的方法或規律的學問」，事實上也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給社會學下定義的，以致我們也有理由說，嚴復這個有中國風格的社會學定義，同時也是有中國氣派的社會管理學的定義。也就是說社會學和社會管理學一樣，都是一門求治去亂的學問。
二、持續探討「治亂之由」是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突出特點
在中國學術傳統中，有影響的學者都非常強調探尋「治亂之由」，即研究治和亂、興和衰的原因。北宋程頤說過「看史必觀治亂之由」，告訴人們，特別是他的弟子，研讀歷史、觀察社會一定要研究治亂之由。用現在的話來說，強調「治亂之由」，也就是突出源頭治理，強調治本管理。我們的先賢已經有這樣質樸的管理思想，並從多方面做了展開。這就造成了在中國社會思想史上有十分豐富的對治亂原因的探討。有強調「以民為本」的，如《尚書》指出：「民為邦本，本固則國寧」。有強調治理的物質基礎的，如管仲說「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有強調「兼愛」的，如墨子說：「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有強調孝治天下的，《孝經》認為人行孝不僅家順，而且國亦將昌平。「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這種微觀的家庭倫理準則可以延伸到宏觀的君臣關係和臣民關係上，「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變「孝」為「忠」，個人只有孝於家、忠於國才能帶來社會的和諧和安寧。
三、強調社會規範在「求治去亂」中所起重大作用
孔子強調遵守倫理規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韓非子則強調法律規範的作用：「故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在中國傳統社會，官方和民間都十分重視道德教化和道德修養，形成了禮義廉恥、仁和誠信的風尚和傳統，形成了「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社會成員成長路徑。
四、突出社會公平在「求治去亂」中所具深層功能
孔子就說過：「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為政者的威信，取決於是否公平；治理國家的績效，取決於是否出於公心。沒有公平，不出於公心，為政者個人沒有威信；國家也治理不好。「不患寡而患不均」長期以來成為中國的思想傳統，一直影響到現在。
中國傳統的社會治理思想，當然不止這些，還有「順道」即社會管理要符合客觀規律，在公私關係上更看重公，在義利關係上更強調義，主張人際和諧，把「中」視為「天下至理」，等等。
五、以「現代的成長和傳統的被發明」來超越傳統
對待傳統的管理思想，一方面，我們要進行開發，汲取其精華；一方面又要超越它，不能停留在傳統上。這樣的路徑，用我們社會學術語來說，是通過「現代的成長和傳統的被發明」來實現的。這裡，傳統的被發明，一般是通過「重構」（對傳統進行某種改造）和「新構」（對傳統進行重新建構）來實現的。例如，就公平正義來說，古代的公平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一種描述，並沒有揭示公平正義的實質，這就需要重構和新構。筆者曾在理論上綜合馬克思恩格斯和羅爾斯等人的觀點，現實上根據新中國建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給社會正義下一個更為廣泛的社會學定義：社會正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這裡，公平和平等都能表達正義，但它們又是不同程度的正義，正好能夠表達社會正義也是有階段性的。公平就是一種合理的差異，這與平等以同一尺度來衡量形成反差。筆者還提出，社會公平正義有兩個維度，即制度安排與百姓認可。
關於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的關係
記者：我還發現，在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的關係中，您過去只說「借鑑國外」，現在又強調要「跳出國外」；同時，您在今年社會學年會的主題報告中還提出：1949年，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主要指的是政治層面。現在看來，在學術層面，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是比在政治層面站起來，遠為深刻、遠為困難的。您對這些問題能否可以展開論述？
鄭杭生：中西關係首先涉及政治的層面，關係到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政治地位和綜合國力的提高。在中西關係的學術層面上，理論自覺或正確的學術立場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必須學習和借鑑國外，為什麼？因為不學習和借鑑西方，就會脫離人類文明大道，就不可能完成中國的現代化歷程。第二，又必須跳出西方的理論框架，跳出以西方為中心的話語體系。這兩者缺一不可。這也就是我概括的「借鑑國外，跳出國外」的主要含義。跳出西方，現在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
記者：那麼，需要注意哪些問題呢？
鄭杭生：一、必須借鑑西方，又要避免借鑑走樣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管理的基本經驗及其借鑑為例來說。西方發達國家在社會管理的現代性轉型中，建立了與他們國情相適應的社會管理體制機制和社會政策體系，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社會管理經驗，值得我們認真借鑑。最近，有關的課題組把國外社會管理的基本經驗，概括為如下八個方面：一是重視制度建設，改善社會治理；二是強調人文關懷，突出公民參與；三是提倡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互動；四是法律與道德並重；五是致力於效率與公平的平衡；六是強調政府投入和社會參與的結合；七是重視管理的專業化和精細化；八是重視應用現代科技手段。例如，在第一方面，包括了注意源頭治理的經驗，即通過確立社會規範、提高社會誠信、建立社會保障，從這些源頭上來進行治理。
這些無疑值得我們借鑑。但是，借鑑是非常複雜的，是容易變味走樣的。這就要求在借鑑時，要以我為主，注意區分相同和不同、精華與糟粕、適用和不適用、具體做法與貫穿其中的理念。上述經驗中有許多國內外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即使是相同的，也有同中不同，如程度的不同、具體做法不同等。明確同與不同是為了比較分析，有一個比較的參照系。無疑，我們要汲取外國經驗中的精華，但也不是一切精華都能原封不動地汲取的，還要看適合不適合我國的情況；即使是適合我國情況的，還要看是具體做法適合，還是理念適合，或是兩者都適合，這些都要做具體分析。因此，我同意曹教授的文章的觀點「不能說西方的概念都是普世的」。借鑑要反對的是兩個極端：完全照搬和全盤拒斥。不能完全照搬，是因為各國社會政治制度、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同，社會管理的法律、規則、方式和做法也各不相同。而不能全盤拒斥，則是因為這樣做就會忽視世界上社會管理先進的東西，喪失世界眼光，失去參照系，陷入孤陋寡聞。這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並存的背景下，是萬萬不行的。
二、以「理論自覺」跳出西方的理論框架
我們還是以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為例來說。
社會建設、社會管理都涉及到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涉及到政府（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三大部門的關係。社會建設、社會管理，從深層次說是為了理順兩者或三者的關係。
必須指出，東西方在理論上對「國家—社會」關係的觀點不同。這是由於：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中，對於「國家—社會」的關係有明顯不同的思考，因而有明顯不同的回答。弄清楚這個問題，特別是東西方的不同觀點，對保持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研究的正確方向和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在西方的文化和社會語境中可以看出，「國家—社會」的緊張關係既是一種歷史的常態也是一個現實的困境 。在社會學理論中，一些代表人物，如哈貝馬斯、布洛維，一些理論流派，如後現代主義者，都在將國家和社會對立起來的前提下，理論地描述了兩者那種尖銳的對立關係。這些觀點也許適合或部分適合西方的情況，但它們既不符合中國的傳統，也不符合中國的現實，不能照搬。
在社會學理論中，哈貝馬斯的研究是具有代表性的，他對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關系所作的分析，也是對「國家—市場—社會」的衝突和對立關係的理論表達。在他看來，生活世界是親屬內部與非親屬內部的活動領域，正直、誠實、相互支持的責任行動得到確立，形成了社會成員的交往與溝通，因而和睦必然是普遍的。伴隨生活世界的分化，產生了系統（市場、國家），系統進而與生活世界脫節並對其進行侵奪和殖民化，至使生活世界日漸萎縮。他認為，這導致了「生活世界與系統之間的整合與平衡問題。正是在這些問題中存在著現代社會的難題與危機」。
美國社會學家布洛維把社會與市場、國家截然對立起來，提出所謂「公共社會學拒絕與市場和國家的共謀」。這種主張，通俗地說，就是讓國家（政府）走開，也讓市場走開，剩下他那個其作用被誇大的「社會」，即他的「公民社會」、「能動社會」。按照這種理論，那麼行動的選擇只能是：要麼為市場化張目、為國家立言、對社會侵奪，要麼成為創立社會、保衛社會、解放社會的鬥士。這樣，一個獨立於國家並具有抗爭和制衡力量的社會，完全能夠自主、自治、能動的社會，是解決現代社會一切問題的一劑良藥。這種主張很激進，但是根本做不到的。「社會」無時無刻不是在處理與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中實際運行著。上述觀點根本不適合中國的社會建設和社區建設。因為它在中國社會毫無根基，既沒有歷史的根基，也沒有現實的根基。在中國社會，這種觀點不能不是一種「無根的觀點」。
後現代的一些代表人物，強調社會自身的差異性、多元性、裂變性以及無序、衝突和對抗。他們認為國家以全面性制度生產出強大的行政力量，對社會實施嚴密的監控、幹預和訓誡，對社會生活、公共領域和個人事務不斷進行侵入和壓抑，造成了社會領域的銷蝕和頹敗。他們認為這激發了社會的對抗性行動，他們主張社會應當採取動員、抗爭、博弈等各種能動性的行動訴求。上述觀點中同樣內含了解釋的排斥性：國家、市場為一邊，社會則為另一邊。
這裡，我們也看到了在西方社會理論與實踐的矛盾。在實踐上，他們是按「政府與民間的合作互動」走的，他們也不能不這樣做，因為別無選擇。但在理論上，則呈現出另外一幅圖景：國家與社會的尖銳對立。很顯然，這種在西方也不被完全實行的框架，我們更需要以「理論自覺」的精神，加以批判反思，儘快地跳出來，避免在西方理論框架的籠中跳舞。
記者：我們怎麼才能避免在西方理論框架的籠中跳舞呢？
鄭杭生：這裡我要特別說一說：西方式「公民社會」不能是我們社會建設的目標。
我們不能把對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探索創新納入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框架，不能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理論框架中跳舞。一些人把西方公民社會描述得非常完美、美妙。這不符合事實。以至於學者王紹光寫文章提出要對「公民社會」祛魅。西方的公民社會理論，是要培育發展一個在「公民社會」名義下與政府抗爭的對立的社會，並把黨委領導驅逐出社區，把執政黨對社會、社區的領導稱之為一黨獨裁。這是最大的陷阱。一定要警惕和看清這一邏輯。
這裡還涉及對「社區自治」的理解。自治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讓政府走開」。自治是一種關係、一種分工、一個過程。這就像「自由」不是可以為所欲為，而是在法律的範圍內活動，超出法律範圍，就要失去自由。
這就是說，我們的社會建設、社會管理的探索創新，以我為主，有我們自己理念、思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只是不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中跳舞。識破西方「公民社會的陷阱」，跳出西方理論框架，是為了更好進行社會建設、社會管理，而不是要放慢社會建設的步伐，該發展社會組織還是要發展，該購買服務還是要積極購買，政府該依法行政還是要依法行政，基層黨組織、黨員個人的作用該加強的還是要加強。
拉美有人這樣形容他們與西方的關係：開始時，他們有黃金，西方人手中有聖經，過了若干年，拉美人手中黃金變成了聖經，西方人手中聖經變成了黃金。這就是他們那一套所謂「普世價值」的作用。在我看來，現在關於有沒有普世價值的爭論，一開始就註定是無解的、走火入魔的。這是因為，前提已經被置換：本來是一個事物的兩種屬性，現在被說成是兩種事物。例如任何事物，包括民主、人權等，都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兩種性質。現在被一些人轉換成普遍人權和特殊人權兩種人權。這樣，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一種人權，被說成為普遍人權和特殊人權兩種人權。仿佛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人權是純粹普遍的人權，是「普世價值」，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的人權則是純粹特殊的，是純粹的非普世價值！這種在錯誤前提下的爭論，不可能有什麼結果，而且爭論後面都有利益因素在起作用，只會越爭論越走火入魔。
總之，我同意曹教授的文章的這一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從現在起要承擔一定的責任，要從西方的話語霸權中擺脫出來。
總結「中國理念」， 概括「中國道路」
記者：「理論自覺」、正確的學術立場，歸根到底體現在能否正確總結「中國理念」、概括「中國道路」中。那麼中國與西方有何不同。
鄭杭生：我們還是以「國家—社會」的關係為例加以說明。
在中國的社會和文化語境中，「國家—社會」的關係呈現出不同於西方社會的另一種圖景。
一、歷史的維度
從歷史的維度看，錢穆先生的國史研究，費孝通先生的「雙軌政治」，刻畫了中國傳統社會「國家—社會」的關係。
錢穆認為，對於「社會」的重視是中國的一個悠久傳統：「社會一詞，亦是外來的新名詞，中國古人稱社會為『鄉』。鄉的觀念，在中國一向極受重視。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就十足透露中國古人對於社會重要性之認識。」 對於「國家—社會」關係，錢穆指出，「政治與社會常是融合為一的。上下之間，並無大隔閡」，因為「士」正是「結合政治社會使之成為上下一體之核心。」
費孝通認為，任何政治決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單軌上運行，「在一個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須是上通下達的，來往自如的雙軌形式。」指出中國鄉村社會存在著「地方自治的民主體制」，非政府的事務是由人民自理的，他將在地方社區裡人民因公共需要而自動組成的團體稱為「自治單位」，其中，地方代表——鄉紳——是「中國政治中極重要的人物」，他們代表民間與官方協商，這一過程形成了由下而上的另一條政治軌道。
當代中外人類學家亦通過中國政治權力機制的研究，指出了地方精英在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雙向作用，認為在對中國的國家與地方社會進行的研究中，將兩者對立起來的二分法思維方式，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在關於文化的大傳統與小傳統的關係方面，當代中國的人類學研究者強調：「在中國的鄉村社會研究中，『國家』的存在是研究者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之一。」並認為，鄉村廟宇、民間信仰等揭示了「如何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通過士大夫階層的關鍵性中介，『國家』與『民間』的長期互動中得以形成和發生變化」。如果只是強調從鄉民的感情和立場出發去體驗鄉村的生活，忘記了與來自大的文化傳統的影響的互動，是無從洞察中國鄉村社會的實質的。
楊敏教授把中國歷史上國家與社會融合一體、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概括為「國家—社會」關係的中國理念。指出，作為一筆珍貴遺產和深厚資源，這一理念繼續啟迪我們的智慧，應對來自實際的各種挑戰。這一過程促成了「中國經驗」的持續成長。在「中國經驗」以及更多的地方與基層經驗中，構建「國家—社會」的新型關係是一個貫穿性的內核。它同樣也是我們構建社會管理中國模式的一個貫穿性的內核。
二、現實的維度
從現實的維度看，不可否認，在國家和社會關係上，新中國也走過彎路，走向了與西方理論把國家與社會相對立的另外一個極端，即國家與社會合一。大家知道，新中國前30年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即由國家集中計劃分配、管理各種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那時，資源配置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一家，與國家相對獨立的市場和社會幾乎是不存在的。那時不僅是政府主導，而且是壟斷。在實際生活中，就表現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
在現代社會經濟制度體系中，政府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是三種基本的制度安排。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成為配置社會資源的基本手段。政企、政事、政社逐步區分，三大部門的社會格局逐步形成。
「政府—企業—社會」的合作三維是「國家—社會」新型關係的基本形態。這裡所說的「基本形態」包括組織構架、作用模式和運行機制。首先，政府、企業、社會的各種組織、群體及個人之間能夠產生某種框架，使得「國家—社會」的上下聯通、融合一體具備結構性條件。其次，政府、企業、社會三大部門應促成制度化的行動方式，使其組織、群體及個人的互動過程能夠形成相互促進、制約和規範，以達到預期的合作願景。第三，政府、企業、社會各個組成部分能夠根據能力優勢的原則，各自揚長避短，以彼之所長彌補己之所短，這種有效的聯動將使良好的合作產生出現實的結果。
在這方面，杭州的複合創業主體和北京的第大民政，提供了特別有說服力的典型經驗。限於篇幅，我們只簡要地說說杭州經驗。我們在實地調查中深深體會到，杭州「社會複合主體」的實踐探索，促成了「政府—企業—社會」三大部門在結構上互動、功能上互補、機制上互聯。從結構上說，複合主體的構成容納了黨政界、知識界、行業企業界、媒體界以及社會組織、市民等；從功能上說，則是使不同部門、組織、群體和個人具有的優勢得到協調、整合、偕同和提升，在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改善民生、環境友好等方方面面發揮作用；從機制上看，是將社會三大部門各自機制的聯動，使行政機制、市場機制、社會機製成為一個綜合整體，形成了行政性與自發性、市場性與社會性、競爭性與公益性、營利性與非營利性等不同機制之間的相互促進。
更具體地說，杭州的複合創業主體或複合治理，包括「政府—企業—社會」四類合作方式，這就是架構式合作、聯盟式合作、項目式合作和網群式合作。
總之，無論從「政府—企業—社會」的結構互動、功能互補、機制互聯看，還是從它們的架構式合作、聯盟式合作、項目式合作和網群式合作看，都可以觀察到到貫穿於其中的「政府—企業—社會」合作三維所表達的「國家-社會」關係新型形式，看到我國地方和基層是如何通過他們的不懈努力，來破解和理順在發展主體、管理主體上三大部門之間的關係這一時代挑戰的，來構建國家與社會關係上帶有自己特點的地方經驗和地方模式的，從而也為構建這方面的「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作出了自己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