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印象中的唐人街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問一個美國人這個問題，他腦海裡面可能會浮現出髒亂的街道、擁擠的人群、破舊的樓房，充斥著站街女、小賭檔甚至鴉片館。經過好萊塢和美國主流媒體從19世紀以來對華裔社區或明或暗的形象塑造，唐人街變成了一個光怪陸離異域風情的犯罪淵藪。這個"被想像出的共同體"不協調的嵌入於美國這個白人新教徒社會，分分秒秒的提醒著美國人我們身上的"他者"標籤。
雖然唐人街有著如此刺眼的"異質性"，但當20世紀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家們開始打量非白人社區的時候，相比於義大利人社區猶太人社區黑人社區甚至希臘人社區，唐人街卻在學術圈乏人問津。造成這一原因的主要原因就是《排華法案》。這一美國移民史歷史上第一部移民控制性法案嚴重阻礙了華裔社區的正常發展，導致在1942年該法案廢除的時候，唐人街成了一個性別嚴重失衡、經濟結構極其單一的移民社區，且1940年人口普查全美國也只有區區7萬多華裔。
而二戰後冷戰鐵幕的降下和韓戰的中美對壘，讓華裔社區不僅是普通民眾眼中的賊窩淫窟，更是美國情治機關眼中的國安隱患。海外華人在近代史上積極投身中國改良、革命和解放的表現，加上當時尚且記憶猶新的日裔集中營事件，在華裔社區造成白色恐怖，兩方面都讓這裡成為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飛地"，格格不入的夾在華人街和曼哈頓中城的繁華中間。
迫於國際輿論和國內民運的壓力，急於給自己"自由世界領袖"身份正名的美國，在《1964年民權法案》、《1965年投票權法案》這兩個民權史上標誌性立法的中間"插播"了一條《1965年移民與歸化法案》。當時拿著自由女神像做背景籤署該法案的詹森總統曾淡淡地說了一句："這不過是修補一個小小的立法紕漏"，而給該法案保駕護航的甘迺迪家兩位參議員則安慰對此心存顧慮的同事們說，"這立法引進的都將是義大利愛爾蘭移民。"但《1965年移民與歸化法案》給美國社會帶來的影響可謂天翻地覆，其帶來的人口結構變革也與立法者意圖迥異，以至於有學者認為其影響不亞於同時期的兩個地標級立法。
1965年以前，美國對東半球國家施行基於極端種族主義的配額制。在美國看來，盎格魯-薩克斯白人跟自己同源同種，最值得引進；北歐的日耳曼系同氣連枝，也應該對他們大門敞開；南歐的義大利法國西班牙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且膚色不白，應該冷麵以待；而東歐東南歐的人則有著亞洲人特徵，和西歐人凡不類屬，不過看他們還是基督徒的份上就開個門縫好了。而非洲人、亞洲人則野蠻落後，毫無融入美國的可能，根本不配來到這個流淌著蜜與牛奶的應許之地。雖然《排華法案》被廢除，中國也不過得到每年區區一百多人的名額而已。這一種族主義移民法在冷戰的時候被蘇東陣營在國際舞臺上反覆嘲諷，在國內被民權意識覺醒的少數族裔不懈抨擊。一時間，"全世界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社會主義蘇聯顯然比少數族裔水深火熱的美國更值得第三世界國家嚮往。
"舊制度"廢除後，來的就是"大革命"。新的移民法以家庭團聚類移民為主，但這時候美國過去的移民大戶義大利愛爾蘭等國在戰後都進入長期繁榮，不僅沒有出現預期的新移民，不少在歐洲還有親戚朋友的美國人反而跑了回去。而這時候亞洲各國經濟開始起飛，且家庭意識較人口結構原子化的歐洲來說要強的多，既有經濟實力也有團聚意願的亞洲移民，雖然經過美國移民體系的"超高度篩選"，但仍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大規模空降美國，增長率雄居各洲移民之首。
這裡面就有經濟騰飛的香港臺灣新加坡移民，也有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移民。待中美關係正常化，大陸移民也開始以各種方式洶湧的撲向美國東西兩岸的紐約和加州。到了1980年，兩地的唐人街已經一派欣欣向榮，堅尼路上五湖四海的華裔移民摩肩接踵口音各異，人口規模直逼百萬。但民權運動以後才開始逐漸在美國高等教育中嶄露頭角的亞裔學者此時為數不多，且研究領域以歷史、文化、語言、宗教等人文學科為主。因此，如何解構"移民新時代的唐人街"的這一涉及社會、經濟、政治各領域的複雜社會生態，美國學界還在等待有緣人。
2. 無心插柳的社會學家周敏老師在當今的美國社會學界聞名遐邇，曾任美國社會學學會國際移民分會會長，美國社會學會亞洲與亞裔研究分會會長。但她與社會學結緣，卻是因為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作為改革開放後第一屆大學生，77級英語系的周敏至今是同學們回憶裡後來居上的佼佼者。她天資聰穎，學習異常刻苦，且在語言方面頗有天賦，在中學老師培訓班上，三個月就取得了優於同學的成績。剛進中山大學時，因為基礎較為薄弱，分在C班學習，當了班長。她刻苦用功，很快就趕上其他同學的水平。到畢業時，她成績優秀，名列前茅，因此畢業後留校當助教。那時候中山大學邀請了很多國外學者來給剛剛恢復辦學的社會學碩士班上課，周敏擔任國外老師的翻譯，意外獲得了"編外培養"的難得機會。雖然毫無社會學基礎，但求學若渴的周敏很快就以優異的表現打動了一眾國外教授。當時對中國社會學重建居功至偉的林南老師，主動建議她去自己任教的奧爾伯尼紐約州立大學攻讀社會學碩士學位。
當時周敏結婚不久，孩子尚不滿一歲，但眼見機會難得，她痛下決心赴美深造。她當時想，反正就兩年，讀完了就回中大任教，那時候孩子都還不記事，可能都不知道媽媽走了那麼久吧。於是她懷揣50美元，搭上了前往紐約的航班。
如今我們已經無法想像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外事不決問谷歌"是我們這代人遇到問題的直覺反應。但1984年國門初開，周敏並不知道奧爾伯尼紐約州立大學離著甘迺迪機場有幾百公裡遠，也不知道要在學校登記註冊以後才能領到獎學金，更沒有準備第一個月租房的押金，真正的人生地不熟。林南教授再一次施以援手，借了她400美元渡過難關。安定下來以後，她再次展現了驚人的學習能力，僅僅花了15個月就以全優的成績完成碩士課程，其成績已經超越博士資格考試水平。為了挽留這位"前所未有的好學生"，奧爾伯尼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系決定直接錄取她讀博士並給予全額獎學金。三十年後，她當年的博導John Logan教授，還是不禁感嘆：「你能相信嗎？她僅用了五年就讀完了碩士博士！」 由於周敏的優異表現，奧爾伯尼紐約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項目日後成了全美國對從未接受美國教育的中國本土學生最歡迎的社會學博士項目。
3. 研究唐人街鮮為人知的是，周敏的學術成名作《唐人街》一書，是在她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成書的。當時在討論博士論文選題時，她的導師John Logan教授曾經對此選題存疑。在當時，移民社區的研究已經被學界看做是一個"過熱"的領域，芝加哥學派的經典著作浩如煙海，似乎已經沒有什麼值得去研究的了。而且，和如今日趨多元化的美國社會學界相比，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社會學界是一個"太白、太老、太男性"的精英圈子，這一系統性偏見也嚴重影響了當時社會學界的學術品味和對研究對象的選擇。作為一個黃皮膚的年輕女性移民學者，周敏本來在學術發展上就面臨著巨大的制度性壁壘，而選擇研究唐人街這一移民社區，更是看來風險性較高的課題。一旦沒有突破性的新發現，則意味著時間成本的巨大浪費，又要重新尋找新的課題，進行新的探索。
不過周敏有另一番道理。從始至終，她的目標都是回國去中山大學任教，所以她當時的職業選擇也賦予了她"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脫感，讓她在選擇研究課題的時候可以無需取悅美國社會學界主流，憑個人的直覺和興趣進行學術探索，不受條條框框的限制。她的導師John Logan在同意她的選題和研究方向後，全力為她的學術探索提供學術支持和制度保障，讓她後顧無憂地扎進唐人街進行調研。
和如今"全美最安全大都市"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紐約可能更接近《蝙蝠俠》裡面以紐約為原型的高譚市，犯罪率連年高漲，光天化日之下各種惡性犯罪防不勝防。而飛過紐約的人都知道，離開甘迺迪國際機場要穿越一派凋敝的Jamaica鎮。雖然坐擁皇后區眾多市政部門、最密集的公交線路和數條地鐵的終點站，美國根深蒂固的種族隔離讓這個以非洲裔為主的社區面臨全方位的治理挑戰，和中國"政府搬到哪裡經濟發展到哪裡"的情況截然不同。在周敏踏上美國的時候，法理上種族隔離已經被判違憲近三十年，但事實上的種族隔離依舊是任何有志從事社區研究的學者需要面對的殘酷社會事實。紐約雖然以自由包容稱頌於世，但美國最嚴重的"事實上種族隔離"恰恰就發生在自由女神像的眼皮底下。而其目力所及的唐人街也是一個縱橫不過十幾個街區的種族隔離社區。
但最大的挑戰並不是在唐人街本身，而是持續困擾和折磨著周敏的思鄉思親之情。當初雄心勃勃要在兩年內回歸中大回歸家庭的周敏，發現自己在美國求學的時間越來越長，不僅錯過了自己孩子成長最重要的階段，也因此被孩子視為「外人」。1985年她第一次回國探親的時候，雖然她兒子被教會了喊她「媽媽」，可在晚上卻跟她說「我爸爸要睡覺了，媽媽你回自己的房間睡吧」。無忌童言，但那一刻，她心如刀絞，淚流滿面。1980年代不像如今通訊和交通這麼便利和發達，沒有微信可以視頻聊天，沒有多少直航飛機方便探親，越洋電話的費用驚人，最常用的通訊方式還是寫信。或許，這種無法排遣的情緒成了她調研工作的內在動力，讓她能夠以更高效率在唐人街展開研究工作。
雖然時過境遷，無法知道周敏在唐人街做調研的細節，但每個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個天生的田野研究者。剛到美國的時候，瘦小的她曾被很多美國同學認為是發育不良的高中生。但這「高中生」卻有著極其強健的身體素質，十多年來，她每個周末和朋友一起徒步攀登洛杉磯附近的崇山峻岭。甚至在手術後兩、三周內就能重新生龍活虎的踏上登山的旅程。在平時的研究工作中，她基本上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以至於她的學生經常感嘆自己在田野的時候，每天近兩萬步的微信步數都趕不上年紀比自己大兩三輪的導師。
除了精力過人和嚴於律己，周敏還有獨特的語言文化優勢，使她在研究80年代唐人街時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當時絕大多數的唐人街居民來自大中華地區的粵語區，粵語和四邑方言是唐人街的通用語。周敏是廣東中山人，熟諳國語、粵語和四邑方言。她生長在廣東僑鄉，當地人從19世紀開始就不斷有人移民到美國定居，即使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年，都仍與家鄉保持一定程度的往來，讓她可以憑藉父母輩鄉親朋友的關係，迅速在唐人街打開局面。有時甚至會很驚奇地在許多鄉音未改的唐人街居民中碰到沾親帶故的老同鄉。與90年代開始華裔移民社區在家國認同、文化語言上的日趨多元化相比，80年代的唐人街還是一個內部同質性較高的移民社區，粵語和粵語文化佔據絕對的主導地位。由於語言文化不通，說國語的臺灣移民當時大部分去了皇后區的法拉盛，開闢新的華人聚居區。當時說福州話的福建移民在唐人街尚未成氣候。這種內部同質性所帶來的高度的「族裔團結」，讓唐人街居民更容易接納在文化語言上和他們同文同種的周敏，讓她可以相對容易地深入到這個社區的內部，從研究上把這個社區的情況翻一個「底朝天」。
周敏開展唐人街研究的切入點是當時唐人街最火的行業——製衣業。相信不少人對90年代初萬人空巷的熱門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還有印象，裡面姜文扮演的男主角王啟明就是通過辦製衣廠發家致富。現在回頭再看這部電視劇，會發現主創人員做了非常詳盡的歷史背景調查，裡面透露出很多學術圈以外的普通觀眾所不知道的深刻細節。比如裡面王啟明合作的服裝零售企業的老闆安東尼的族裔是猶太人就很有意思，因為紐約的製衣業之前的確是猶太人控制的。在二十世紀前葉猶太人的製衣廠遍布如今中城七大道，那一塊區域也被稱為「Flatiron」(熨鬥)，後來更因為成為世界時尚策源地的關係而被稱之為「Fashion District」(時尚之區)。雖然相比於歐洲來說美國對猶太人持相對寬容的態度，但20世紀初猶太人在就業、教育、居住各方面同樣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真正像摩根這樣的猶太人企業家猶如鳳毛麟角，更多的猶太人還是選擇創業來實現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其中利潤頗高的製衣業聚集了大量的猶太企業，一度壟斷了市場，將該行業變成了所謂「移民/少數族裔經濟體」。但隨著民權運動逐漸打破了各種政策制度上的藩籬，以及猶太人第二代第三代在先輩的基礎上拓展了更豐富的就業選擇，那些製衣業猶太老闆們因為精力不濟和無人接班不得不選擇將企業轉手或者轉移到產業鏈的上下遊（服裝設計或者成衣零售）。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量來自香港臺灣和東南亞的華裔移民，原本就有在老家從事製造業的經驗，當時他們也面臨當年猶太裔第一代移民所面臨的隱形歧視，因而在這個行業出現了所謂的「族裔替代」現象，華裔移民紛紛進軍製衣業，從猶太裔老闆手上接盤生意，並在產業鏈上繼續保持緊密的商業關係。
唐人街在監管方面有其「地緣優勢」。美國地方治理非常得去中心化，地方警力等基本治安力量的經費極端依賴本社區的地產稅，且和社區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唐人街作為一塊華裔移民佔多數的「飛地」，地方政府在治理上投入的監管力度，相對來說比製衣業原來所處的曼哈頓中城的Flatiron地區低很多，導致唐人街非正規經濟異常發達。比如，華裔製衣廠老闆經常採用更多正規經濟下無法採用的用工制度：僱傭非法移民、延長工作時間、不支付加班費、僱傭早下課的少年工等等。而且這類企業往往也涉嫌偷稅漏稅、環保不合規等等違法違規問題。換言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唐人街成了曼哈頓中城製衣業的「外包生產基地」，整個行業在中國入世之後全面轉移到以中國大陸為首的亞洲國家之前，曾經短暫的享受了裡根-柴契爾時代去監管、重商業、反勞工、產業轉移所創造的新自由主義繁榮。
正是唐人街華裔製衣業的興盛，讓周敏在調研中意識到，唐人街完全不像經典研究中所定義的，是一個與世隔絕、自我循環、自我生存、文化落後的封閉社會。相反，唐人街有著鮮明的族裔文化，與主流社會經濟關係密切的特色經濟產業，是一個為新移民提供就業機會、幫助社會適應、有利於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的平臺。她提出的這一新觀點，與當時美國主流社會學界的同化論大相逕庭，挑戰了主流社會學界的傳統觀點，打破了主流學界認為移民守舊落後、頑固不化的弱者形象。周敏的研究結論是，大部分新移民是積極向上、勇於創新、能夠把握和改變自己命運的強者。他們在唐人街這個族裔聚居區的華人文化氛圍中工作生活，跟其他美國人一樣，都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追尋美國夢之人。她從三個不同的角度，即少數族裔聚居區經濟、女性在唐人街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和移民居住模式，設計了不同的研究問卷，運用不同的提問方式，從不同的角度，對唐人街的內在機制和紐約大都市的華人社區進行了一年多的實地考察和訪談調研，對美國人口普查的有關資料和大量數據做了詳盡的分析。在此基礎上，周敏提出了一系列與主流學派全然不同的新理論。具體來說，周敏發現華人移民擅長經商，善於利用本族裔的人力和財力資源自尋出路。唐人街自然便成為華裔移民集體奮鬥的一個重要基地，由此而形成的獨特的聚居區族裔經濟(ethnic enclave economy)，為不少新老移民創造了在美國立足的基本條件以及就業和生存的機會。她還進一步發現，聚居區族裔經濟的發展，大大地促進和鞏固了社區的社會組織結構，增強和豐富了社區的力量，以及由此生成的社會資源和社會資本，為族裔成員提供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幫助。因此，她得出的結論是：唐人街充滿生機和內在的活力。它具有自我調節的內在機制，能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以適應新形勢和人口多元化的要求，不斷地充實和發展。其主要的功能在於為華人移民(特別是那些不懂英文，勞動技能低的新移民) 提供了主流社會無法提供的生存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也使華人移民得以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避免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喪失飴盡，從而為他們在美國安居樂業並最終融入主流社會提供了一條代價較小且切實可行的途徑。
周敏紮實的調研和嚴謹的論證，扭轉了她的博導——美國著名都市社會學家John Logan——的最初看法，並很快在其導師的幫助下把研究成果寫成論文。雖然她只用了三年多時間就完成了博士學習，她卻在博士畢業後的當年，連續在美國社會學頂級刊物《美國社會學評論》發表了兩篇論文，其中第二篇關於唐人街的論文更是震動了主流學界。在美國社會學界，如果有一篇頂級刊物發表的論文，就可以拿到非常好的社會學系的教職，而連發兩篇《美國社會學評論》論文的周敏，卻在畢業後計劃回國任職。
4. 重返美國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周敏拿到博士學位。當時她先生在瑞士工作，她於是離開了美國，去瑞士弗裡堡市與先生和孩子團聚。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瑞士的時候，
國內的一場政治風暴打亂了她的全部計劃，令她進退兩難。她離開美國之後，在那個沒有網際網路的時代很難掌握美國學界各校的招聘信息，也沒有辦法回美國去尋求教職。當時她只會說一些簡單的法語，完全不懂德語，在瑞士這個以法語、德語和義大利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連普通的工作都很難找到，更遑論進入學術界。當時她兒子也在瑞士，先生在日內瓦工作。時隔多年，周敏第一次做起全職媽媽，五年的空白，讓她兒子郭伽把自己的母親當成陌生的阿姨。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兒子誤認為她是一個「面熟，但好像知道我的很多過去的事」的一個叫「媽媽「的阿姨，但並「不知道她是誰，是幹嘛的」。他們見面的第一天，母子有一次異常尷尬的對話，每當想起都讓她分外心酸：
「你知道我是誰嗎？」家庭和事業的困境並沒有難倒這位以性格堅強而著稱的學者。相反，在瑞士的一年時間，她和她的博導在著名刊物《社會科學季刊》上又發表了一篇論文，在美國社會學界嶄露頭角。與此同時，在她的博導的建議下，她通過傳真機來和美國學界進行聯繫，通過一封封傳真尋找工作機會。同時，她的博導Logan教授也十分熱心地幫助她，通過他自己的學術網絡把周敏要找教職的信息傳播出去。通過不懈的努力，周敏最終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謀得助理教授的教職，於1990年7月帶著郭伽重返美國。剛到該校任職不久，她在瑞士生活期間寫的一篇有關唐人街研究的投稿，發表在另一本著名刊物《社會力》上面。由於她以唐人街研究而聞名，她在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學的同事們戲稱她為「唐人街女王」（The Chinatown Lady）。
那時候她先生在同一所大學讀商科碩士。為了孩子和先生，她每年多教四門課，增加些收入。雖然一年教八門課，雷厲風行的她在學術上仍是不遺餘力，捨命拼搏。為了給在教學之外擠出時間來完成她的寫作，她每天晚上9點就睡，早上三、四點起床，開始在靜謐的時段揮筆寫作，僅用了五個月就把自己的唐人街研究整理成書。隨後，她的研究領域擴展到研究亞裔移民群體。她獲得了一筆重點研究項目經費，對移居紐奧良的越南難民移民群體展開研究，並於1998年把研究成果成書出版。此書大獲好評，並兩次獲得美國社會學學會優秀學術著作獎。僅1992年一年，初出茅廬的周敏就和移民研究界的領軍學者Alejandro Portes教授（後來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和美國社會學學會主席）合作，在美國社會學的頂級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三篇論文，在美國社會學界名聲鵲起。1994年，名列前茅的美國公立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向她伸出了橄欖枝，成為該校社會學系教授。她的這段傳奇經歷，不少她的學生都耳熟能詳。每當他們在讀博階段遇到挫折挑戰的時候，她都會用這段絕處逢生的經歷鼓勵學生，激勵他們專注學術，努力拼搏，走出困境。
《唐人街》一書出版後招致了很多爭議。在書中，周敏並不單純的將唐人街老闆和工人的關係看做是馬克思主義所認為的剝削關係，而認為這其中同樣是一個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經驗的傳幫帶關係，讓不少工人在掌握一定經驗後選擇自己創業，從而豐富和壯大了唐人街的族裔經濟。而她這一離經叛道的觀點被亞美研究界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前輩抨擊為"為資本家唱讚歌"，並在頂級刊物上條分縷析的對該書各種挑剔。恰好那幾年美國學界研究族裔經濟和創業的學者越來越多，這篇評論一石驚起千層浪，引發學者們進一步討論，無形中維持了這本書的熱度，吸引了更多移民研究領域內外學者的關注。事後想起來，周敏老師認為這番爭論"成就了她的事業"，並鼓勵她的學生不要畏懼爭議，不要做"安全"的課題，要用於質疑權威、挑戰主流，做有價值的研究。
如今周老師是UCLA亞太中心主任、社會學教授、亞美研究學教授（亞美研究學系首任系主任）、王文祥伉儷美中關係與傳媒基金講座教授。在《唐人街》之後，她又開始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少數族裔的就業與經濟不平等、第二代移民的教育與融入、移民的宗教信仰與認同、難民群體的生活與家庭、族裔社區的投資與教育、族裔資本的產生與利用。之後，更是放眼全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一道從事華人華僑離散社會的研究、跨國族裔社區比較研究，將移民這一跨境的社會現象置於更廣闊的社會經濟、政治機制大背景之下來審視。經過數十年的耕耘，周敏的研究從最初的美國華人移民社區開始，逐漸覆蓋了國際移民研究等幾乎所有的相關重要領域，成為國際移民研究學界的權威和領軍人物。周敏不僅是華裔社會學家中的佼佼者，在世界社會學界也是有口皆碑，功成名就。
周老師不僅在學術上碩果纍纍，著作等身，還不遺餘力，嘔心瀝血，言傳身教地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學者。她是洛杉磯加州大學亞美研究系的創始系主任。亞美研究學是一個跨學科的新興研究領域，所以她有機會培養出不少跨學科的青年學者，其中不但有社會學學者，也有不少性別研究、族裔研究、人文地理、乃至公共衛生等學科的學者。桃李滿天下，名至實歸。周老師在工作、科研和生活中嚴於自律，從事研究時不畏辛勞，言傳身教，為學生們樹立了榜樣，成為學生們的楷模。她鼓勵學生積極研究和發展中層理論，認為研究宏觀理論過於抽象，容易流於空泛；而埋頭微觀的個案研究，則容易囿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惑。中層理論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並能通過實證研究予以驗證，對現實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對未來具有一定的預測性。
雖年屆耳順，周老師在學術上仍是壯心不已。她仍奔走於全球各地講學交流，並廣泛與各國的大學建立學術交流渠道。2018年，她代表洛杉磯加州大學亞太中心與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籤署備忘錄，開展國際移民教學和科研的全面合作。2019年9月，亞太中心和浙大成功地聯合舉辦了主題為國際移民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國際研討會。展望未來，她所主持的加大亞太中心將繼續與浙江大學以及中國移民社會學界的同仁一起，積極推動國際移民研究在中國的發展。同時，與歐美社會學界的同仁一起，在國際移民研究中注入中國智慧和中國元素，為國際移民研究領域繼續作出貢獻。
作者後記：2016年春，我因為從事移民研究的緣故成為了周敏老師的讀者。當時我在亞馬遜上買了一本9成新的《唐人街》，拿到手才發現居然是一本周老師送給朋友的「作者籤名珍藏本」，覺得自己和這位從事任何移民研究都繞不過去的學者頗有緣分。那年秋季我將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投給亞裔美國研究協會2017年年會的會議主席Angie Chung，對我這個研究很感興趣的Chung老師於是將我和剛剛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回到UCLA的周敏老師分在了一個討論組。2017年4月的會議上我和周老師第一次見面，並有幸得到了和她單獨赴宴並系統介紹我的研究的機會。我當時正處於博士求學生涯的低谷，是周老師對我研究的極力肯定讓我得以繼續堅持至今。雖然周老師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上的「外導」，但我和她在學術上的合作、生活上的互動卻是最多。入她門下兩年來，我在寫作、田野、社交等各方面都從她那裡得到了悉心的指導，取得了顯著的提高。
今年8月，《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委託我採訪周敏老師，採訪內容將刊登在他們下一期的【封面學者】欄目。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回顧周敏老師的學術生涯，於是愉快地接下了這個看似簡單的任務。但因為【封面學者】欄目篇幅較短，我覺得很難讓專業領域之外的讀者充分了解周敏老師在移民研究這一中國學界相對陌生的領域所取得的成績，於是又另外圍繞著周敏老師的第一部專著《唐人街》寫了這篇文章。
《唐人街》這部書有多重要？如果不提華裔社區的種族隔離和邊緣化、不提《1965年移民與歸化法》的社會效益、不提民權運動去隔離去歧視的努力、不提中美關係的幾十年來的起起伏伏，不提裡根時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導致的低端製造業向少數族裔社區轉移等等，一個脫離了語境的讀者只會覺得這不過是一部田野調查做的異常紮實的社會學著作而已。但在我看來，這絕非是「又一本學術專著」而已。只有把周敏老師當年這一偶然的博士研究選題置於華裔美國移民史、美國移民法律史、美國民權運動史、中美關係史、冷戰國際關係史，乃至新自由主義經濟與思潮發展史、美國社會學學科發展史的各種時代背景下審視，才能凸顯其重要性。可以說，1980年代的紐約唐人街呼喚一位「周敏老師這樣的」學者，然後周敏老師敏銳的發現並抓住了這個時代性的機遇，不僅成就了自己的學術，也引領了美國移民研究界的範式轉移。
「Keep working and keep working hard」是周敏老師經常掛在嘴邊的「名言」，也是周敏老師本人的成功秘訣，值得每一個將學術作為畢生志業的人效仿。
本文草稿完成於2019年9月10日，謹以此文祝周老師教師節快樂。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