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們對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效應及作用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實證研究，通過對已有文獻的全面回顧，同時參考Smith等人(2012)進行元分析時的分類標準，我們將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效應變量歸納為個體變量和群體變量兩大類，其中個體變量主要包括(內在的)心理健康和(外在的)個體行為，群體變量主要包括(內在的)群際態度和(外在的)集群行為。
5.1相對剝奪感對個體變量的影響
5.1.1相對剝奪感與心理健康
通過與周圍人主觀比較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被認為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Eibner，Sturm和Gresenz(2004)以15084名美國成年人為被試，探討經濟相對剝奪(以Yitzhaki指數為指標)對心理健康(以抑鬱、焦慮障礙為指標)的影響，結果表明：經濟相對剝奪(低的相對收入)與個體的心理健康障礙顯著正相關；回歸分析表明，在控制了絕對收入水平之後，相對剝奪感對個體的心理健康障礙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當相對剝奪感下降25%時，心理健康障礙的發生率隨之降低了9.5%。Buunk和Janssen(1992)通過對248名荷蘭26歲到55歲的職業男性進行的調查表明，在3個不同的年齡段(26~35、36~45、46~55歲)，相對剝奪感均對職業男性的心理健康(憤怒、抑鬱、工作不滿意感)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但是對中年男性的預測作用更強。Mclaughlin等人(2012)對6483名美國青少年的調查表明，相對剝奪與青少年的情緒障礙顯著正相關，相對剝奪水平越高，青少年遭遇情緒障礙的風險越高。Abrams和Grant(2012)通過對911名英格蘭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個體相對剝奪對個體的抑鬱體驗具有極其顯著的預測作用。Zhang和Tao(2013)以5925名中國大學生為被試，研究了相對剝奪感與精神病理症狀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大學生的相對剝奪感與抑鬱、自殺意念顯著正相關，大學生的相對剝奪感越強，則其抑鬱水平越高，經歷自殺意念的可能性越高。
Osborne等人(2012)以953名美國公立大學的教職員工為被試，考察由強制性休假而導致的個體相對剝奪(如非自願的收入減少)對其心理健康的影響，結果表明個體相對剝奪與大學教員自我報告的心理健康顯著負相關(p<0.001)，憤怒、恐懼和悲傷情緒在個體相對剝奪對心理健康的影響中起著中介作用。Schmitt和Maes(2002)以德國585名東德人和387名西德人為被試，分別對他們的相對剝奪感、內群體認同和心理健康進行兩次追蹤測試，結果發現內群體認同調節相對剝奪感對東德人心理健康的跨時間負性影響，東德人的內群體認同感越強，則相對剝奪感對其心理健康的負性影響就越弱。
相對剝奪感不僅對個體的心理健康具有顯著的負性影響，也會對個體的身體健康(生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Eibner & Evans，2005；Subramanyam，Kawachi，Berkman，& Subramanian，2009；Cole，2012；Lhila & Simon，2010)。相對剝奪感對心臟病、高血壓、進食障礙、酒精濫用、自殺以及死亡率具有負性影響(Eibner，2000；Deaton，2001；Salti，2010)；在控制了個人收入、受教育程度、種族、年齡以及居住地等變量之後，通過與本地其他居民比較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會增加死亡的可能性(Eibner，2000)。
5.1.2相對剝奪感與個體行為
相對剝奪感也會對個體行為(individual behavior)產生重要影響，主要包括越軌(偏差)行為(如攻擊性行為、暴力行為、偷竊行為、反生產工作行為等)、逃避(退縮)行為(如吸菸、酗酒、藥物使用、賭博、社會隔離等)以及成就行為(如參加自我提升活動、兼職活動、學業努力等)(Smith etal.，2012)。
首先，相對剝奪感會導致個體的越軌或偏差行為。挫折–攻擊理論(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Caskell & Smith，1984)認為，挫折可以引起一系列不同類型的行為反應，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種形式的攻擊行為；挫折感是相對剝奪的產物，如果一個人失去他應該有的，可能導致攻擊性行為(孫時進，2011)。調查和實驗研究均表明，感知到的相對剝奪往往會引發個體的憤怒和不滿情緒(挫折感)，進而導致個體的攻擊性行為(Crosby，1976；Donnenwerth & Cox，1978；Wright，Caspi，Moffitt，Miech，&Silva，1999)。Stiles等人(2000)通過對6074名美國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性別、種族、婚姻狀況以及受教育程度等變量之後，通過與朋友、鄰居以及一般美國家庭進行比較而感知到的經濟相對剝奪會導致個體的消極自我體驗，進而引發個體的社會越軌行為(如暴力活動、財產犯罪、藥物濫用等)。Bernburg，Thorlindsson和Sigfusdottir(2009)通過對5491名冰島青少年的研究表明，對於居住在富裕社區的貧困青少年，經濟相對剝奪對他們的暴力行為和犯罪行為的影響效應顯著；而對於居住在貧窮社區的貧困青少年，經濟相對剝奪對這些後果變量的影響效應較微弱。不過也有研究者發現，通過社會比較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只會增加青少年的犯罪行為傾向，而不會導致直接的犯罪行為(Webber，2007)，有待後續實證研究的進一步檢驗。
其次，相對剝奪感會導致個體的逃避(退縮)行為。研究表明，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群體由於各種原因可能過得並不好，他們可能會體驗到較強的壓力和抑鬱，增加染上疾病以及參與危險行為(如吸菸、酗酒、暴食或藥物濫用)的風險(Eibner，2000)。Kuo和Chiang(2013)通過對中國臺灣不同社會階層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絕對收入水平及其他人口學變量(如年齡段、婚姻狀況、種族以及受教育程度)之後，高的相對剝奪感(以Yitzhaki指數為指標)與個體的吸菸行為顯著相關，提示縮小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能夠降低吸菸行為的發生概率。Callan，Shead和Olson(2011)通過對英國、美國以及加拿大83名社區居民的調查，探討個體相對剝奪對賭博動機的影響及其心理機制，結果發現個體相對剝奪既對個體的賭博動機和行為具有直接的預測作用，又可通過對即時回報的渴望間接影響賭博動機，即個體對即時回報的渴望在個體相對剝奪與賭博動機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
最後，相對剝奪感不僅會導致個體的消極行為，也可能促使個體產生積極的成就行為。Zoogah(2010)以非洲加納的144名企業員工為被試，採用結構方程模型考察了個體相對剝奪對員工參與自我提升活動的影響及其內部機制。結果表明，個體相對剝奪感對員工自我提升活動的參與度的直接影響不顯著，而是通過自我提升活動的參與意向來間接影響其參與度；反事實信念在個體相對剝奪感與自我提升活動的參與意向之間起著部分中介作用；程序公正在個體相對剝奪感與自我提升活動的參與度之間起著中介作用。Olson等人(1995)通過對單親母親和工作女性的研究表明，兩類女性報告的群體相對剝奪感(不滿意感)顯著高於個體相對剝奪感，且工作女性對自身狀況的不滿意感(個體相對剝奪感)會顯著正向預測其參加自我提升活動的意願。Turley(2002)通過對3563名非裔美國兒童的研究表明，與高收入鄰居比較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對兒童的學業成績(b=0.483，p<0.001)以及積極行為(b=0.437，p<0.001)存在顯著的正性影響，這可能是由於與優勢群體進行比較而產生的相對剝奪感激發了個體的競爭意識和進取動機，進而引發了個體的積極行為。
5.2相對剝奪感對群體變量的影響
5.2.1相對剝奪感與群際態度
群際態度(intergroup attitudes)一般指對內群體及其成員以及外群體及其成員的評價傾向性。以往研究表明，相對剝奪感會對群際態度產生重要影響，主要包括對內群體的態度(如內群體偏好/偏見、內群體認同、內群體民族主義等)、對外群體的態度(如外群體偏見、外群體刻板印象、對移民的態度等)以及對社會系統的態度(如公正世界信念、政治體制的可信度和合法性、對當局的支持等)三個方面(Smith etal.，2012)。
大量研究表明，相對剝奪感會影響人們對內群體的態度。Tripathi和Srivastava(1981)以112名印度穆斯林大學生為被試，採用積極/消極形容詞評定法，考察弱勢群體的內群體(穆斯林)和外群體(印度斯坦人)態度以及相對剝奪感對其群際態度的影響。結果發現，穆斯林學生具有積極的內群體態度(M=134.5)和消極的外群體態度(M=78.5)；穆斯林學生的群體相對剝奪水平越高，其對內群體(穆斯林)的態度越積極，對外群體(印度斯坦人)的態度越消極。Appelgryn和Nieuwoudt(1988)以361名南非黑人和120名以荷蘭語為母語的南非白人為被試，考察相對剝奪感與種族態度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南非白人對內群體的態度更為積極，對外群體特別是南非黑人的態度更為消極；南非黑人對南非白人也具有非常負性的態度；回歸分析表明，經濟相對剝奪對南非黑人的種族態度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Guimond和Dubé-Simard(1983)通過對80名以法語為母語的加拿大魁北克人(相比該地區以英語為母語者，他們在各方面均處於相對弱勢地位)的研究顯示，群體相對剝奪、群際不公平感與民族主義態度顯著正相關，被試的群體相對剝奪水平越高，群際不平等感越強烈，其社會政治態度越激進(即民族主義傾向越強烈)。
也有研究發現相對剝奪感會影響人們對外群體(如移民)的態度。Aleksynska(2011)以1000名烏克蘭本土居民為被試，考察他們的相對剝奪感以及對移民(亞洲和非洲移民)的態度，結果表明本土居民的群體相對剝奪感負向影響他們對移民的態度，即通過與移民比較而產生的群體相對剝奪體驗使得本土居民更不願意接納移民融入他們的生活、更不支持有利移民的政府政策、更不願意表達對移民的積極態度；研究還發現，只有那些客觀上處於弱勢地位的本土居民(即體驗到強烈的經濟相對剝奪的個體)才會對移民持有非常消極的態度。研究者們在探討個體相對剝奪和群體相對剝奪對群際偏見的聯合預測作用時還發現「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即個體相對剝奪通過群體相對剝奪的中介作用對群際偏見(對移民的偏見)產生影響(Tougas & Beaton，2002；Tougas，Rinfret，Beaton，& delaSablonnière，2005；Pettigrew et al.，2008)。
此外，相對剝奪感還會影響人們對社會系統的態度。如Birt和Dion(1987)對加拿大同性戀群體的研究表明，群體歧視知覺和相對剝奪體驗對個體的公正世界信念和宜居世界信念具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Caskell和Smith(1984)通過對英國已就業和失業的黑人和白人青年的研究顯示，黑人和白人青年的相對剝奪感與其對社會體制以及社會群體的負性態度顯著相關，但是這種相關程度並不高。
5.2.2相對剝奪感與集群行為
集群行為(collective action)指的是群體成員參與為改善群體現狀的行動(Wright，Taylor，& Moghaddam，1990；Wright，2009)，是一種共同情緒影響下的個體行為(Park & Burgess，1921)，比如投票、請願、罷工、抗議、示威等(Walker&Smith，2002；張書維等，2012)。Wright等人(1990)進一步指出，集群行為主要包括兩個特徵：1)以群體行為的姿態出現；2)行為的目的旨在提升所屬群體的利益。以往大量研究表明，相對剝奪感會對集群行為產生重要影響，並且與個體相對剝奪相比，群體相對剝奪更易導致集群行為，如群體抗議行為、政治暴力活動、群體攻擊性等(Smithetal.，2012)。Walker和Mann(1987)以失業人員為被試的研究表明，群體相對剝奪對群體抗議行為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Olson等人(1995)對50名單親母親和62名工作女性的研究表明，單親母親或工作女性對自身所在群體地位的不滿意感(群體相對剝奪感)會顯著正向預測其自我報告的群體抗議行為。Birt和Dion(1987)通過對加拿大74名同性戀被試的研究發現，弱勢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和歧視知覺會增加他們對群體抗議行為的支持度，降低他們的控制感和生活滿意度。
相對剝奪感也會增加弱勢群體的政治暴力行為(傾向)。如Canache(1996)發現住在富裕地區的那些貧窮的宏都拉斯人體驗到更強的挫折感和不滿意感，更支持政治暴力活動。Osborne和Sibley(2013)通過對6886名紐西蘭成年人的研究表明，群體相對剝奪與政治訴求活動的支持傾向顯著正相關，並且這一關係受到系統公正信念的調節，高的系統公正信念降低了群體相對剝奪對弱勢群體支持政治訴求活動的影響。
相對剝奪感還會增加弱勢群體的群體攻擊性和破壞性群際競爭行為。Koomen和Fränkel(1992)通過對81名荷蘭少數民族群體蘇利南人的研究顯示，群體相對剝奪對群體攻擊性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歧視體驗通過群體相對剝奪的完全中介作用對群體攻擊性產生影響。Halevy，Chou，Cohen和Bornstein(2010)採用群際囚徒兩難任務(IPD-MD)實驗來考察群體水平的相對剝奪感如何影響群際競爭，結果發現弱勢群體成員產生破壞性群際競爭行為的概率要顯著高於優勢群體成員，說明相對剝奪感會導致弱勢群體成員的破壞性群際競爭行為。
大量研究表明，群體相對剝奪還可能通過其他中介或調節變量對集群行為(意向)產生間接影響。國外研究發現，群體相對剝奪與集群行為的關係受到負性群體情緒的中介，如群體憤怒(Smith，Cronin，& Kessler，2008)和群體不滿(Mummendey et al.，1999)；社會變革信仰在群體相對剝奪與集群行為意向之間起著完全中介作用(Abrams & Grant，2012)。國內學者的實驗研究也表明，群體憤怒和群體效能在群體相對剝奪與集群行為(意向)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張書維等，2012)。研究還發現，群體認同在群體相對剝奪與集群行為的關係之間起著調節作用(Mummendey et al.，1999；vanZomeren，Postmes，& Spears，2008)：在群體認同凸顯的條件下，群體相對剝奪與集群行為的關係會被弱化，無論群體相對剝奪的程度高低，成員們都更可能參與集群行為；在群體認同被其它凸顯的社會認同抑制時，群體相對剝奪對集群行為的預測作用才會顯現(張書維，王二平，2011)。
5.3小結
上述研究探討了相對剝奪感對心理健康、個體行為等個體水平變量以及群際態度、集群行為等群體水平變量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研究結果對於探明相對剝奪感的主要後果變量以及該領域的進一步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由於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效應變量非常之多，內在作用機制較為複雜，因此要全面呈現相對剝奪感與這些變量之間的關係並非易事。將相對剝奪感的影響效應變量歸納為個體變量和群體變量兩大類只是我們的一個有益的嘗試，然而也是有據可循的：一方面參考Smith等人(2012)的分類標準，他們在對相對剝奪感與後果變量的關係進行元分析時，將相對剝奪感的後果變量分為人際水平的變量(類似個體變量，包括內在的心理狀態和外在的個體行為)和群際水平的變量(類似群體變量，包括內在的群際態度和外在的集群行為)；另一方面，也是在全面回顧以往相關文獻的基礎上，通過充分的理論分析和反覆的推敲歸納得出的。另外，以往有關相對剝奪感的直接效應模型(即對後果變量的直接影響)研究較多，而對相對剝奪感與後果變量的關係機制(如緩衝效應模型、調節效應模型)研究則較為薄弱，因此後續研究需進一步加大這方面的研究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