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研究關於「樣板戲」的問題，暗中卻在醞釀一件驚人的大事，而且竟然和周信芳多少有所關聯，對此，周一無所知。藝術家的心機怎麼也高不過政治家的謀略。周信芳再「進步」，也依然要按照「藝術規律」辦事：他反對在現代京劇中給主要演員安排太多的大段唱腔；也反對整個上海京劇院停下所有的戲碼，只搞《智取威虎山》一出。可這些意見卻不符合「革命需要」，甚至就是文藝革命的絆腳石。
是絆腳石就要被踢開，災難開始降臨到周信芳頭上。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並加了編者按。正文是這樣寫的：「這是被吳晗同志和許多文章、戲劇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專門編演過新的歷史劇《海瑞上疏》……」在「海瑞上疏」四個字後面是第15條注釋，文句頗長，大意是介紹《海瑞上疏》創作、演出前後的情況。
姚文元的這篇文章，前後寫了七八個月，多次通過秘密渠道進京修改，據說毛澤東親自改了三稿。這正是江青在上海暗中策劃的結果。
這一劫，周信芳怎麼也躲不過了。
南周北馬，一個演《海瑞上疏》，一個演《海瑞罷官》，一南一北，遙相呼應，配合默契。姚文元一炮轟出，倒下一片，如此「節儉戰法」，實乃用兵之道。或許有人問，一篇文章會有如此大威力嗎？寫在這個時代不一定有，寫在那個時代一定就有。血肉之軀如何抵擋得了專政機器？馬連良於1966年12月16日撒手人寰，周信芳比馬連良年長，生命力也比馬連良頑強，當然，也背負了更多的痛楚。
說到姚文元文章，我仔細拜讀過，真是才氣逼人，立論、駁論、結論，抽絲剝繭、層層推進；分析透徹、調理清晰；絲絲入扣、滴水不漏，文人氣、才子氣撲面而來，堪稱文章典範。可好文章全沒用到好路上。文章有大致命處，這就是「戮心」——立論、駁論、結論，都是為了證明一個從來不存在的事實：為彭德懷翻案。
尾隨姚文元文章而來的是對周信芳的批判。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署名丁學雷的文章：《〈海瑞上疏〉為誰效勞？》；5月26日接著發表署名方澤生文章《〈海瑞上疏〉必須繼續批判》。到了6月份，對周信芳的批判已經連篇累牘。上海京劇院是「文革」的重災區，八個樣板戲中的六出與上海有關，周信芳置身重災區，受到的衝擊可想而知。他的罪名一大把，一系列懲罰接跑踵而至，檢討、交代、抄家、批鬥、牛棚、遊街，無一倖免。
恐怖政治的駭人之處是對生活的直接幹預，它肆無忌憚地闖入個人生活領地，不論你小心還是不小心，隨時都可能成為專政的對象，這在「文革」發展到登峰造極地步——不但可以幹預你的現實生活，還能干預你的歷史生活。給周信芳這樣的社會名流找點罪名不是手到擒來麼？比如他和上海灘幫會頭子黃金榮、顧竹軒的來往，給漢奸吳思寶唱堂會。這樣的「罪過」不但非比尋常，簡直就是不可饒恕。
可周信芳生活在那個時代，上海的舞臺都由這些「聞人」把持，他不去那裡唱戲如何生存？給吳思寶唱堂會則是被槍押著去的，怎能讓一位藝人掮起國家淪陷的責任？在大義上，他已經力盡所能。但革命家們的信念是極其純粹的，革命意志從不考慮環境、歷史和社會特徵。江青一面竭力抹去自己的歷史，一面又毫不留情地追溯別人的歷史。
生活成了一種罪。
江青對童芷苓、對周信芳的態度都與其上海的經歷有關。藍蘋是一段歷史、一段需要用專政手段掩蓋和抹去的歷史。為此，江青煞費苦心。
1966年10月9日凌晨，上海發生一起神秘抄家事件，被同時抄家的童芷苓、趙丹、鄭君裡、陳鯉庭、顧而已五家。本來這個名單上還有周信芳和於伶，合計七家，沒有抄周信芳的家，是因為他在「文革」一開始就被打倒，其家已被紅衛兵抄過多次，且一直有紅衛兵把守；沒有抄於伶的家，則因為他家住空軍招待所對面，而這群神秘抄家的人正是來自空軍江騰蛟手下。抄家原因，從他們的名字就能看出，無不是30年代上海著名文化界人士，都與江青有過交往。江青通過葉群安排了江騰蛟手下去執行，他們對抄家人員要求「絕對保密」，並且只要書信、筆記本、照片等材料、資料。後來，抄出這些「非常重要」的東西——藍蘋時期的印記，在江青親自監督下，由葉群、謝富治親手銷毀。1967年11月26日，張春橋親筆批示，18名30年代上海文藝界人士分別被拘留和隔離審查，成為「特務」、「叛徒」、「歷史反革命」。
1967年1月16日，周信芳被押在高架軌線修理車上全市遊街示眾；1967年12月7日，上海市文化系統「文革領導小組」在上海雜技場聯合召開各造反組織的「打倒周信芳」電視鬥爭大會——此時的電視，對於多數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稀罕物，這「最先進」的技術用到了「革命」的最前沿，令人可嘆可笑。1968年4月25日批判賀綠汀時用的也是這一招。
我問過父親，可知當年批鬥周信芳麼？答：知道，鬥得可憐啊！再問：如何可憐？答：忘了。答的乾脆，忘的利索。
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再殘酷、再荒謬都會被輕而易舉地忘卻，當真，我們是個容易健忘的民族？勒在歷史肉縫裡的那道繩索，怎麼能夠輕易忘卻？
1968年11月14日，周信芳被捕入獄，一年之後釋放。他的災難還禍及家人：兒子周少麟兩次入獄，孫女玫玫被嚇瘋，夫人裘麗琳因驚嚇一病不起，於周信芳尚在獄中時去世。這些橫禍都沒能換來周信芳的重生。到了上世紀70年代初，在是否「解放周信芳」的問題上，張春橋明確表態：「如果周信芳不是反革命，那麼我張春橋就是反革命了。像他這樣的人，要我叫他同志，殺了我的頭我也不幹」，「對周信芳，不槍斃就是寬大處理了」。這樣的表態讓周信芳永無出頭之日——1974年秋，雖已是「文革」末期，周信芳卻被「開除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給群眾監督」——如果說這是周信芳「罪有應得」，是因為他至死也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徐景賢說：「像周信芳這樣的人，是一定會把花崗石腦袋帶到棺材裡去的。」
真是條漢子！
1975年3月8日早晨，這位創作、改編、整理、移植劇目達二百餘出（其中堪稱經典的劇目就有幾十齣），為中國京劇作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藝術大師含冤去世。
湛湛青天，飄蕩著周信芳一縷冤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