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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續看了幾次周信芳先生演劇生活六十年的紀念演出，每次看完回家，都興奮得不能入睡。他在開幕式時演出的是一出《打漁殺家》，這個戲真不知道看過多少演員、多少劇種演過多少次，真可以說是看疲了。但這次看他的演出，卻忍不住在好幾處地方抑制不住感情，甚至淚水都在眼眶中轉動起來。
我年輕時就看周信芳先生的戲，看後總是感到心弦震動不已。它似乎有一種力量，迫使你進入藝術情境，去關心、同情這些人物的命運，迫使你不能不受感動。這樣的力量到底從何而來呢？這些天，當我每次看完戲從劇場回家時，腦子裡就轉著這個問題。
梅蘭芳、周信芳之《打漁殺家》
周先生是拿整個人在演戲。京劇的程式很嚴，但沒有束縛住他，他十分重視掌握角色，對人物肯作認真細緻的分析研究。所以，他演的人物，思想感情的發展，總是有層次、有嚴格的邏輯性，以致使你相信，事情只能是這樣不能再是那樣。
《烏龍院》的宋江就是一例。他表現宋江與閻惜姣的衝突是有分寸的。如《鬧院》中宋江在門外的一段戲就很精彩，他被閻惜姣推出來之後，很氣憤，但又轉念自責，他雖留戀，但更不願意捲入這無聊的糾紛中去。從這段表演中，我們可以感受到，這種氣惱，雖然在他生活中不佔重大的地位，事過之後，念念不忘的還是梁山好友們的安全。這是周先生對宋江理解得高的地方。
《殺惜》一場表現宋江處處忍讓，委曲求全，一切為了要討還這封梁山捎來的信。殺人，是他事先沒有計劃的，所以殺了人之後，又很緊張、紊亂，這正表明他毫無思想準備，是被迫的。原來老本上有三更天宋江突起殺人之心的唱詞，現在改掉了，改得好，有助於塑造宋江這一英雄形象。可見，周先生的戲之所以感人至深，是由於他深刻地理解人物，他決不是只在某個地方找點「俏頭」來討好觀眾。
周信芳之《殺惜》
有了深刻的體驗和認識，還不算完，他還有精緻的動作設計。如《下書》中掩護劉唐上酒樓的一連串動作，它們的表現力如此之強，又如此之美，立刻就把觀眾抓住，使他們緊張起來這些動作，都是經過精心設計、鄭重選擇、辛勤磨練的結果。周先生是「內」和「外」結合得最好的演員。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才能達到現在這樣的境界：鮮明、確切、美。
光講內外結合，並不因此就可以達到動人心弦的結果。從周先生動人的演出中，還可以體會到這樣一點：一個演員，要把觀眾的感情激動起來，就必須對角色有強烈的是非和熱烈的愛憎，並且，要把這種態度充分地、不故作矜持地滲透到創作活動中去。
周先生對待角色的態度就是如此，他的創造是充滿了激情的，是愛憎分明的。對肖恩的反抗，他是同情、是讚美；對宋士傑的仗義行為，他是歌頌……他熱愛他所扮演的正面人物。這一點很重要。演員是作者，表演是藝術創作。所有藝術家不能無動於衷地創造藝術作品，演員也是這樣。演員心裡要是沒有正確的愛憎態度，就不能演出真正震動人心的好戲。以為只要擺出事實就會產生足以感人的形象，是不對的。同樣的宋江、宋士傑，也可以演出另一種精神面貌來，如強調宋江的爭風吃醋，強調宋士傑的世故圓滑，要是如此，那就不是在歌頌這些人，而是在觀眾面前奚落他們了。像這樣連演員都不尊重自己的角色，觀眾怎麼還能對人物感動呢？周先生不是這樣的，他所強調的，正是這些人物的英雄氣概和高貴品德，這不僅僅表現了他對人物的認識，也表達了他對人物的熱情歌頌。
周信芳之《四進士》
周信芳先生的戲其所以演得那麼驚心動魄，他的合作者在創作態度上和他一致，有時也是重要因素之一。《烏龍院》這個戲最足以說明這一點。演閻惜姣的趙曉嵐在創作她的這個人物形象時，不只是真實地表演了她，而且也嚴峻地批判了她。她沒有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樣把閻惜姣刻畫成一個「被侮辱與損害的可憐女性」，而是鮮明地刻畫了一個為了自己不惜犧牲一切，毀壞一切的狠毒的典型。這裡透過真實的表演，我們看出了演員對於人物的強烈憎恨。正由於有了這樣的表演，《殺惜》一場才特別令人驚心動魄。
總之，我以為周信芳先生演的戲，即令是十分常見的戲，都能激動觀眾的感情，是因為他不僅僅有深刻的體驗，有鮮明、確切的表現，更重要的，他還有對於人物的熱烈的愛憎。這種具有熱烈愛憎的可貴品質，是和他在舞臺生活以外的做人、處世的態度和他的思想品質分不開的。由於他的思想品質和一生行事是這樣的，作為一個藝術家，他的藝術觀也就自然而然地和他整個思想相一致。他決不是為藝術而藝術的。
他在1928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寫著：「無論古典、浪漫和寫實的戲，都是人間意志的爭鬥，如能夠把劇中的意志來鼓動觀客，那才是戲的真價值。」(《周信芳戲劇散論》，第22頁)這個主張，他貫徹到了演出劇目的選擇上。他所演的戲，和時代的脈搏相呼應。比如袁世凱篡國時他演《宋教仁》、《王莽篡位》，五四運動時演《學拳打金剛》，抗戰時上演《文天祥》等等都是最明白的例子。
周信芳化妝
信芳先生，不愧為當代的戲劇大師。獨樹一幟，形成流派有著鮮明的藝術風格。這是一種豪放的藝術風格。它貫穿在唱念、做、音樂伴奏、人物造型等各個方面。這種風格的形成，是和他的演出劇目、所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分不開的，是和他的藝術師承、藝術素養分不開的，歸根到底，是和他對待現實、對待政治的態度分不開的。我們學習他，不能滿足於一招一式的學，而要從根本上學起。
讓我祝信芳先生的藝術青春永駐！
（《文匯報》196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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