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對夫婦集體離婚
另一片樹葉
膠林凝結著血肉
再次撰寫自己的人生
譯破「忍」字的密碼
在這片遙遠而神奇的綠林中，留下了他們的根，他們的血，他們的青春和歲月。我終於踏上西雙版納這片神秘之地，原始森林與人工莽林群落中，我驚訝於人和自然結合迸發出如此宏偉的創造力，農墾創業者建成方圓75萬畝的橡膠園，充滿著生機盎然的韻律。在她的周圍，較完整地保留了原始熱帶雨林的生態，那高入藍天的望天樹，那偉岸的板根植物，那珍貴的紅椿墨樟，那縱橫厚重的巨藤，那啁啾飛鳴的版納鸚鵡，向你展示了熱帶雨林的綽約風姿。
原始森林，橡膠園，西雙版納，在這片多少人魂牽夢縈的熱土上，記載著一段又一段驚心動魂的歷史。
歷史不會忘記：1970年前後，近10萬知識青年湧入雲南膠園，其中，有6萬人分到了西雙版納農場，他們分別來自北京、上海、重慶、昆明……
八年後，一股回城熱潮又席捲知青陣營。
1978年10月18日，景洪農場的上海知青丁惠民寫了一封致中央的公開信，要求允許知青回城。11月16日，他又寫了第二封公開信。這兩封信都是貼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首府允景洪街頭。一時間，在西雙版納的各農場知青紛紛要求回城。1979年1月中旬，40餘名知青從西雙版納起程，集體到北京上訪，要求回城，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親自接待了他們。
不久，中央終於同意這批知青回城。
1979年，西雙版納6萬知青「大逃亡」，一時間，走的走，調的調，一片紛亂。
因為當時知青回城有條政策：已結婚的知青不能回城。於是，五天內，西雙版納有3000對夫婦集體離婚，3000個家庭因為希望而破裂，3000對男女在月老的嘆息中分手。
猶如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一樣，每個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該怎樣選擇最佳的形式完成各自的人生，那得依千差萬別的各人的具體境遇而定。在6萬知青蜂擁回城的熱潮中，有1238個知青卻留了下來。
整整20個春秋，西雙版納，留下了他們的根，他們的血，他們的青春和歲月。
他叫于學忠，15歲那年從繁華的北京市到內蒙古哲盟科佐中旗的一個大隊「落戶」。兩年之後，他加入北京第一批下鄉到西雙版納的知青隊伍，來到東風農場二分場四隊。他先是上山開荒、種橡膠、當膠工，後到制膠廠，又調到學校當教師。
1978年盛夏，于學忠與當地景谷縣的一位善良勤勞的姑娘結婚了。這件事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1979年，知青大逃亡，大離婚，動蕩的時局，強烈地衝擊著他的心。于學忠知道，集體大離婚，那是每一對感情依舊的夫婦，僅僅為了解脫某種形式，實現某種自由。因為這是實現回城的手續中一個不可缺的環節，儘管理智告訴大逃亡的知青，一切都是假的，然而他們還是不能感情地接受這種事實。于學忠不願接受這種殘酷的現實，更不願離開相依為命的妻子與剛剛出世的孩子。
那些動蕩的日子，于學忠回北京去了。一去就是一個多月，妻子以為他不再回來了。幾天後，當于學忠帶著從北京捎回的一罐豬油出現在妻子面前時，她簡直不敢相信。
綠色王國有句嚴峻的箴言：「種子落在土裡，適者生存。」于學忠悟到：「日求兩餐，夜求一宿」地過日子，只能是生命的浪費。但是，邊寨農場的文化生活同大城市相差太遠。這裡近乎一片「文化沙漠」。1988年，農場領導將籌建文化中心的擔子落在于學忠身上的時候，他聯繫河北省安新縣委宣傳部工作的商調函也同時到達農場，愛人和孩子也可以隨他調動。于學忠完全可以趕上「知青回城潮」後的「第二班車」，但他的心裡卻裝著一份深情：讓邊寨農場成為「文化綠洲」。他又留下來了，當上了農場文化中心主任，籌劃各項文娛活動和設施。
農場自籌資金建起電視衛星地面接收站，職工和當地傣族群眾能直接收看到中央電視臺播放的電視節目了。俱樂部、影劇院也已落成，每年除組織專業文藝隊為大家演出外，還組織業餘歌手大獎賽、文藝調演，電影隊定時定點到各基層單位服務。農場職工遊樂園落成了，園內設有自控飛機、電動小火車，以及草坪、花園、亭閣、曲橋、碧湖……每一項設施都不比荒原植膠輕鬆，每一項工程都傾注著于學忠的心血。他當文化中心主任頭一年，就掉了10多斤肉。
冬去春來，花落花開。這位37歲的老知青頭髮過早地出現絲絲銀針。為繁榮農場的文化，他帶頭搞文學創作、藝術攝影，寫通訊報導。這幾年，于學忠發表了200多篇新聞通訊稿和幾十幅攝影作品，在文藝刊物發表7篇小說，謳歌農墾的拓荒者，弘揚當地各民族的文化。
我問他：「您現在是否還想回北京?」「怎麼不想!不過，農場文化中心帶不回去，二房一廳也搬不走，我就寧肯留下來!」
西雙版納靜謐中的橡膠林，好似一位沉思中的哲人。我也在沉思。沒有哪個地方比得上這裡，讓我強烈地感到它的神奇、深邃，充滿肅穆悠遠。因為我也是一個知青，我下鄉的海南島與西雙版納同樣種植橡膠。
膠林也是知青的墓志銘。雖然知青們的大多數在這裡只奮鬥了十年或僅幾年便走了，但他們為橡膠事業作出的貢獻，人們是不會忘記的。他們中的一些人為膠林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僅在東風農場的場志中，因公殉職者的名冊共載入85人之多。在生產中有的被毒蛇咬死，有的被樹壓死，有的被野蜂叮死，有的被洪水奪去了生命。年輕的身軀和獻身精神，永遠留在他們親手建設的這片綠色土地上。
我和一位北京老知青來到東風農場九分場那座「知青墓」。這兒埋葬著一個年輕的生命：王開平，北京知青，1975年11月因公殉職。他的墓瑩是眾多知青墓最好的一個，碧綠的膠林成為他永恆的背景。我捧著淡黃色的橡膠花，默默地放在墳墓前。頓時，我心裡漫起一股痛徹全身的悲愴感。不僅僅是為著一個古老的主題，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故往新來，生生滅滅……
伴我同來的北京老知青在輕輕地為我講述15年前發生的故事：那是西雙版納多雨的季節。農場進深山開荒種膠，身為九分場7隊指導員的王開平，見到夥伴已經幾天吃素缺油水，每天強度的勞動又使許多人心中發慌頭髮暈。他想到了糖，如果有一點糖補充虛弱的身體就好了。那時周圍的山寨很難買到糖，沒有糖幾根甘蔗也好!他和另一個知青開著拖拉機到小街鄉去買甘蔗和蔬菜。歸隊時已是黃昏，拖拉機帶著沉重的拖卡，艱難地爬上一個個山坡。雨季的山路陷住了拖拉機。王開平跳下駕駛座，讓機手加大油門發動，他在兩個車鬥中間用力推車。然而拖拉機啟動時，這位年輕人的脖子卻被車鬥之間的卡軌夾住，他來不及喊一聲就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悠悠歲月，每逢清明節，版納的老知青們都會帶著他們的兒女，去謁「知青墓」。
「如果你在這塊土地上生活20年，也會有一種跟它休戚與共的感情，因為膠林裡凝結著我們的血肉。」許多留在西雙版納的老知青都這麼說。我似乎尋到了知青並未離去的另一個答案：帶著懷舊的情感，知足的心態，堅韌務實而不失對生活的希望。趙志祥，上海知青，現任橄欖壩農場黨季書記。在他那簡陋的平房裡，我同他進行了長談。他的愛人小金，一位貴州省赤水縣農民的女兒，端上一杯濃釅的普洱茶，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沒有什麼好東西招待遠方的客人。」
1971年2月，趙志祥與千多名上海知青到達橄欖壩農場，他是「小頭目」，帶著一幫哥們到離場部30多公裡遠的新建連隊開荒種膠。他見義勇為，為人忠厚的性格，受到這個「知青部落」的擁戴。他具有的組織能力與聰慧，使他成為知青中的第一批共產黨員。後當上生產隊幹部，擔任分場場長，農場副場長、場長，1983年任農場黨委書記。他的仕途之路充滿金色。
在「知青大逃亡」前夕的請願日子裡，趙志祥作為當時自治州人大代表，他支持知青提出回城要求，在他看來，一切都是坦蕩的，該發生的遲早要發生，但他確認自己支持知青請願的動機與眾不同，他為自己自豪。在州、縣的人大代表討論會上，他喊出：「我個人是堅決留在版納，不離開這塊土地的，但是其他知青們有權利裁決自己的命運，希望上級部門陳述理由，讓願意回城的知青們自願回城去。」
他終於留在橄欖壩這個孔雀之鄉，用開放的眼光去導演農場的改革。他認為自己比較超脫，然而農場工作難，難在新老兩代人「代溝」，難在他們這一代與膠林新一代(職工子女)的觀念差異。他說，這兩條代溝的問題與發生的矛盾最花費他的精力。他畢竟不是昔日的知青「小頭目」，而是一個父母官了。這個農場已成為一個1萬多人口，6.3萬膠林，固定資產4547萬元的大型企業。他唯有磨練超負荷的忍耐力，在這片撒下戰友們血汗的土地上，艱難地耕耘。
在景洪農場我見到另一位上海知青張建國，他現時是四分場場長。他向我傾談：我們親手創建的農場，要叫我離開，我真的還捨不得。我對這裡的一草一木有留戀之情，20年了，不容易過來。不是說版納的生活條件多好，但這裡傾注了我們同老農墾們的心血與汗水，沒有功勞有苦勞。張建國深情地說：「時代潮流把我們拋到這裡，有用武之地就知足了。唯一的心願是讓自己的孩子，多學點知識，好更自如地選擇未來。」
「我不願意把這段不光彩的歷史抖露出來，然而，抖露完了，我心靈中的內疚會減輕些。」在西雙版納西部的黎明農場，上海知青阿福(原諒主人公不願發表真名)虔誠地對我說。
他年近40歲了，而立之年早已過去，不惑之年已在眼前。1969年12月11日，嚴冬的上海。他同200多位同學離別父母，加入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行列。迎接他們的是西雙版納勐遮壩南端的崇山峻岭中的兵團水利四團。
誰也沒想到阿福會入獄。說起來很可悲：為了一塊肉……
1971年3月初那天，好不容易碰上一次吃肉打牙祭，每人一小勺。可是，從食堂到知青居住草屋的一條必經之路上，北京知青「胡老大」橫擋路心，每個打到肉的都須給他一塊，方準通過。誰都知道「胡老大」不好惹，憤然各自「貢獻」一塊。殊不知有個綽號叫黃毛的上海知青就不吃這一套，輪到他時，他反手就把打在他飯盒裡的肉砸到「胡老大」臉上。這還了得，不僅「胡老大」弄個滿臉開花，北京知青臉上也無光，於是幾個人上來就把黃毛打了一頓，上海知青也不服。正在這時，阿福從場部回來，他本身就是受人稱道的大哥，又素以義氣在上海知青中享譽，一聽之下，火冒三丈。於是，兩夥人大打出手，拳腳、木棍、鋤頭把全用上，可待發現「胡老大」只有出氣沒有吸氣時，始覺事情不妙。連隊領導趕到現場，「胡老大」已是昏迷不醒。連夜送到醫院，終因傷勢嚴重不治而亡。
後來。眾多參與者給予教育釋放；對阿福、黃毛和另外兩人，因情節嚴重則繩之以法。阿福雖未參加動手，但因曾表示支持，加之身為排長，判有期徒刑6年。一夜之間成了階下囚。
結束了六年的鐵窗生涯，他被安置到黎明農場當工人。但
是在農場，冷眼和歧視不是來自正面而是在背地裡：「肯幹又怎麼樣?勞改犯!」他回上海探親，總覺得有一種失落感，與他的親人格格不入，思想上無法交流、沒有共鳴。
知青回城潮捲起之時，人們都爭先恐後想盡千方百計湧向城市，阿福卻反其道而行之。他有他的想法，在這塊熱土上他有過自覺自愿的負重吃苦，有過頑強的拼搏，有過崇高的嚮往，當然也有過痛苦、思索與懺悔。他要從頭做起，哪裡跌倒從哪裡起來，再塑造一個鐵錚錚的阿福!他打定主意在版納生活下去，重寫自己的人生。
1980年農場實行承包責任制，他和妻子(一位在他重新做人之後嫁給他的職工子女)承包34畝甘蔗地，一年下來，挖禿了5把嶄新的鋤頭!這一年他不僅拿回了兩口子的全部工資，還獲得400元獎金。後來又養豬，走上致富之路。1983年秋，農場企業整頓，阿福當選生產隊長。他帶領大夥搞多種經營增加收入，種糧、養魚、養豬、種茶。這幾年，生產隊各項產品的產量年年超額完成任務，畝產水稻跨千斤，這在農場是首創。
榮譽來到了阿福身邊，1987年7月1日，他光榮地入黨。一元復始，一紙調令來到阿福手上：上級調他到茶廠擔任車間黨支部書記。
不管歲月風煙還會出現多少歷史的大深奧，對阿福這位「紮根者」來說，懺悔也好，委屈也好，都已經過去。末了，他託我告訴他那些回城的哥們、姐們：「阿福現在活得很好!已經不是20年前的那個『大哥』了!」
對於留在西雙版納的這批老知青來說，黨和政府並沒有忘卻他們，就在各城市承受巨大人口膨脹壓力下，北京、上海市 政府從前幾年就開始接納老知青的子女，即優先安排原籍知青的一個孩子調入原籍城市戶口，並安排入學讀書。
西雙版納各農場黨委關心老知青的成長，也關心他們的生活和工作，大部分老知青都擔任隊、場幹部，有的當教師，有的搞技術工作，一批老知青已成為農場建設的中堅力量。
然而，這一代人裡也有苦惱，也有擔憂。有人消沉，有人企求命運之神……
我發現東風農場一位北京知青的皮帶上刻著一個「忍」字；另一個知青的手臂上也用針刺著一個「忍」字；在一戶知青家庭的牆壁上又是一個鬥大的用墨水寫的「忍」字!
忍! 忍!!忍!!!「忍」字是否隱示著一些老知青的某種奧秘?我決意譯破這個「密碼」。
他叫郭全山，北京知青；她叫周月琴，上海知青。西雙版納的熱土使兩位「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男女在艱難環境中燃燒愛情，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家庭。假如郭全山找到一個當地人或者北京籍的妻子；假如周月琴嫁給當地人或者嫁給上海人。那麼就不會發生令人遺憾的事情。
這對1977年結婚的患難夫妻，生有一子郭德勇。「知青大逃亡」前夕，夫妻倆不願去辦理離婚而實現回城。他們只求像一隻精心孵蛋的老母雞，去精心地「孵化」孩子和小日子，他們只希望自己得不到的，下一代能夠得到；自己所沒有的，下一代能夠擁有。
郭全山找北京市有關部門，要求按政策安排一個子女在北京落戶，北京有關部門答覆：子女的落戶應在母親的所在城市。他又去了上海，有關部門說：北京也可以安排落戶嘛!10年來，郭全山不知跑了多少次北京、上海，僅為了孩子進城市落戶問題，他把多年辛苦勞動換來的有限收入全鋪在鐵路上，到頭來仍然是兩地互相扯皮。這種「踢皮球」的社會腫瘤，使這對夫妻大失所望。
那天傍晚，在東風農場工程隊的一間十幾平方宿舍裡，我見到郭全山：黧黑粗壯的身軀，光著上身光著頭，講話粗聲粗氣，倒像浪跡綠林的一條好漢。他的妻子周月琴，略顯憔悴的容顏，雖失去了上海姑娘的風採，卻平添了幾分豁達。
郭全山說他前幾天在鎮裡碰到一個算命先生，卜了一卦：時運未到!這個相信宿命論的老知青激動地說：「我的命不好，老天在上，我沒幹傷天害理的事。我們回不了城市，這我認了，在這裡改造一輩子，生活有保障就得了，將來黃土都埋在這。但是，孩子總要給條出路吧!我們這個要求會過分嗎?」就在他講這番話的時候，我發現他身後剝落石灰的土壁上，用黑墨水寫著一個大大的「忍」字。或許他的忍耐是在等待，等待命運之神的降臨嗎?
小潘，上海知青。農場供銷科倉庫保管員，他的愛人是傣族人。我是在一個偶然場合見到他的。小潘那天下午到場部辦事，我剛好在那兒與幾位知青座談，當我起身同他握手時，我突然發現小潘的手臂上隱約有「百忍」兩字，我想看清，他卻把衣袖拉下了。他迴避同我交談，我只能從他的戰友中得到一些有關他的情況：1970年初中畢業來到西雙版納，在缺油少肉的年代，常為具體的果腹問題，先是偷老工人夥房裡的幾個雞蛋，後又同幾個哥們去偷雞。終於東窗事發，被人抓住，脖子掛著雞頭接受大會批判……內疚的心態，使他從此絕不做偷雞摸狗之醜事，他咬破指頭寫下懺悔書，用針和藍墨汁在手臂刺上「百忍」。在沉湎的悔恨中他終於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男子漢。不然，農場為什麼敢讓他去管倉庫?!
東風農場機關幹部、北京老知青許平。她高中畢業於1969年冬來到這裡，曾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把汗水灑在版納的荒原上。然而，她一直被人為地背上「黑鍋」，陰差陽錯之因，使她的家庭成分被扣上「地主、資本家」。在京的父母被趕到天津郊區，她曾同弟妹為餬口流浪北京街頭撿垃圾。1970年她的家庭落實政策，平了反。但是，「左」的幽靈並未在她身上消失，為了找到一個可靠的「家庭成分」，她與一位白族退伍軍人結婚，她為此感到慶幸。為了在生活中能獲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來不及喘一口氣，她又開始了艱難的跋陟。回憶惡夢般的過去，她得比別人多雙份勇氣，走向曙色中的未來，她得比別人多幾倍辛勞。在水利工地，她沒日沒夜地幹活；在山鄉學校，她將一腔心血注灌給膠林新一代。她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模範教師，出席州教育先代會，1987年入黨。她一直感激農場對知青政策好，場領導對知青們的關心。然而，這位北京女知青也有苦惱。許平告訴我：「社會上一些人認為我們沒本事，是傻瓜，才被留在版納。看著農場的變化，我感到光榮；想想自己的處境卻很艱難，我仍然想回北京去!」
我十分同情一個善良母親對兒子的牽掛。許平的兒子去年回北京落戶和讀書，兒子幾天不來信，她心裡就受不了。北京離西雙版納這麼遠，回去一趟不容易。兒子離去的這些日子，她是在忍受母子之別的憂鬱中度過的。許平噙著眼淚說：「20年來，我與父母分離的煎熬歲月，今天又重演在我們第二代身上，這種苦還要吃到什麼時候?我也體諒國家目前的困難，但我們北京知青在這裡已沒多少人，什麼時候才能妥善解決回城問題呢?」
1238個人，1238個故事，並未離去的版納知青，1238段曾有過的青春、理想、熱血。
今天，西雙版納知青群體作用及其群體精神，包括它對於這個世界的影響，正在漸漸地消失，人們已經不太關注這些「膠林紮根人」了。那麼，未來的歷史，又將如何去寫這西雙版納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