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索忍尼辛：俄國轉軌的一面鏡子
列寧曾說，列夫·託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其實我們可以說，索忍尼辛更是俄國近代以來轉軌進程（包括革命與改革）的一面鏡子。近期的烏克蘭事件使世人再次聚焦俄羅斯，不少人驚呼：普京就是斯託雷平再世。而普京之前的俄羅斯經歷過一場不成功的「維特式改革」。如果「維特式改革」是不成功的，「再世的斯託雷平」又會將俄國引向何方？
人們不由得想起了索忍尼辛。他不僅在風燭殘年和普京互相「歌功頌德」，被視為這位「永遠的反對派」畢生惟一一次「保皇」之舉，而且早在半個世紀前，他在那部畢生最為用力、規模也最為浩大的作品（可能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篇幅最大的個人作品）《紅輪》中，就對斯託雷平和維特這兩位俄國歷史上人稱的「雙子座」改革家做了褒貶極為鮮明的詳細評價。
《紅輪》形式上是一部紀年體的「歷史全景」素描式作品，以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俄國的內外變局為主幹，三卷的書名分別為《1914年8月》、《1916年10月》和《1917年3月》。斯託雷平在1911年就已去世，維特雖然活到1915年，但其政治生涯的結束早於斯託雷平6年。但此書仍以倒敘方式對兩人，尤其對斯託雷平，作了濃墨重彩的大篇幅描述。顯然，在索翁看來，不了解這兩人就不可能了解以後的俄國。
斯託雷平與維特都是沙皇肱股、改革名臣，改革目的都是為了延續沙俄統治而又能適應世界潮流。兩人的改革有連續性，在社會經濟變革的方向上基本一致。雖然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見解不同使兩人分道揚鑣，但後世的論者都看到了這些共性。一般地說，「革命者」對這兩個「沙皇走狗」都是否定的，而對「劊子手」斯託雷平的抨擊尤其嚴厲。相反，持沙俄遺民立場的人對這兩人都是肯定的，儘管有人偏愛前者，有人偏愛後者，極少有人把他們對立起來。這兩種人之間的俄國自由主義者，主流是肯定開啟憲政的維特，否定大肆鎮壓的斯託雷平。比較左的自由主義者對兩人都有批評，但批評斯託雷平更多（某種程度上接近「革命者」的觀點），比較保守的自由主義者對斯託雷平持理解態度，但也不會否定維特（某種程度上接近沙皇遺民）。總而言之，上述各色論者都不會全盤肯定斯託雷平，同時全盤否定維特。
然而，這恰恰就是索忍尼辛的態度。
今天看來，索忍尼辛對這兩人的評價不僅非常「超前」，而且耐人尋味，再次表明索忍尼辛絕不僅僅是個文學家，同時也不僅僅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把他垂暮之年的前述表現看作他的「轉向」甚至「悔改」更是淺薄的市井之言。對這兩人的評價，證明索忍尼辛不愧是當代俄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這當然並不意味著他的看法一定客觀，他的評價一定可取。在這個問題上，筆者不能苟同索翁。
斯託雷平——「俄國改革第一人」？
索忍尼辛在《紅輪》的第一卷中一改往日的批判一切、罵倒一切的風格，對一個人物大加稱頌和褒獎。這個人就是沙俄時期的國務活動家彼·阿·斯託雷平（1862-1911）。斯託雷平被索忍尼辛稱之為可以「載入俄國歷史史冊」的、「改變了一億七千萬人民國家歷史進程」（第766頁）的「改革第一人」。為了還原這位勵精圖治的改革家的生活細節，索忍尼辛與斯託雷平的兒子多次溝通。在他的筆下，斯託雷平幾乎堪稱完人，似乎作者把能想到一切溢美之詞都堆砌在斯託雷平身上。
索忍尼辛這樣評論他的人品：他是「那樣從容不迫，那麼公正不阿、不偏不倚、率直坦率」（第678頁），他「從不計較微末小節，不是那種圖虛榮愛面子的人，他不圖私利毫不利己的品格得到人們敬愛與欽佩，他朝氣蓬勃意氣風發，誨人不倦，他勇敢無畏、巋然不動，他年富力強」，「把他全部堅定的力量都投入到祖國的建設上」，（第709頁）他「是國家中流砥柱，他是俄國的生活重心，沒有一個俄國沙皇可以與他相提並論，他是提高人民生產力的熱心家，又是鍥而不捨的改革家，他是彼得在世，又比彼得高明，因為他改造俄國又不傷及俄國傳統文化」。
索忍尼辛對斯託雷平蓋棺定論是：為了俄國「他毫不猶豫的押上了自己的生命」（第694頁），以一人之軀挽救了俄國，「把俄國從崩潰的邊緣引向復興之路」（第691頁），「他開拓和創造了俄國歷史的全新時代」（第685頁）。這樣不吝篇幅地對一個歷史人物大肆頌揚，是索翁作品裡很少見到的。
對於閱讀《紅輪》的讀者來說，最大的困惑在於，索忍尼辛為什麼會大捧斯託雷平呢？作為俄國知識分子「天然反對派」代表，索忍尼辛為什麼會對沙俄時代的「鐵血宰相」賦予這樣深厚的個人感情呢？有人曾用對蘇聯時代「矯枉過正」的「價值反轉」來解釋這其中的緣由，認為索忍尼辛把「布爾什維克革命」看作「暴政」，而為被這個「暴政」摧毀和否定的前朝人物平反，當然是順理成章的。
的確，第一卷的構思與寫作是在赫魯雪夫時代，與劇變以後的政治民主多元化時代不同，那時在國內「一元化」的政治高壓下，所有人物的評價一律以《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為準繩，沙俄時期的政治人物全都以單一臉譜化的「兇殘敵人」的形象來處理，民間的各種改革思想只能在地下暗流湧動。作為被蘇聯時代徹底否定的沙俄「國粹改革家」——斯託雷平——受到思想敏銳的索忍尼辛的關注與重新「正名」，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僅用否定蘇聯時期的價值評判而堅持反向的立場，並不足以說明全部問題，因為在蘇聯時期被否定的沙俄政治家、改革家何其多也。與斯託雷平齊名的「雙子座」的另一子，謝爾蓋·維特，同樣在蘇聯時期被否定，但索忍尼辛對他不僅不去「矯枉過正」地大讚，反而沿襲了蘇聯時期對他的大加鞭撻（當然理由恰恰相反，蘇聯人罵他維護舊制度，索翁則罵他破壞舊制度），甚至對遭到布爾什維克槍殺而現在俄羅斯人充滿同情、已經被東正教封為聖徒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索翁也是時有批評。顯然，索忍尼辛的褒貶有他的價值理念和邏輯體現，他想表達的並不是簡單的否定「紅輪」，肯定「白輪」，而是藉此表達對沙俄改革進程的歷史評判以及他所嚮往的俄國發展模式。
忽神忽鬼：對斯託雷平的評價大起大落
斯託雷平出生於古老的貴族世家，他的父輩和親屬裡有蘇沃洛夫和萊蒙託夫等俄國歷史名人。他的父親是沙皇的侍從武官，母親是哥爾察科夫公爵的女兒。1884年，斯託雷平從彼得堡大學自然科學系畢業以後進入農業部，1899年先後任科文省的縣、省首席貴族，此後在政界平步青雲。1902年，剛剛40歲的斯託雷平就出任格羅德諾省省長，成為當時俄羅斯最年輕的省長。一年之後，他又出任歐俄大省薩拉託夫的省長。在薩拉託夫，斯託雷平以強硬的治理手段而聞名，曾3次遭遇暗殺。1906年4月，他被沙皇一紙急電召回彼得堡，被委任為內務大臣，當年7月8日又成為內閣總理併兼任內務大臣。在4年時間裡，斯託雷平完成了四級跳，從一個不屬於首都上流社會的「外省貴族」，成為沙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帝國的第二號人物。
從索忍尼辛的敘述中看，斯託雷平不但是俄國變革時代的中流砥柱、為俄國利益鞠躬盡瘁的肱股之臣，而且是被人誤解、背負罵名、忍辱負重的改革家、個人道德品德高尚的楷模。在《紅輪》第一卷寫作與出版的上世紀60-70年代，這個形象與蘇聯歷史教科書中宣揚的斯託雷平有著本質的差別。
在蘇聯時期，斯託雷平是作為「1905年革命」的鎮壓者而聞名於世的，連小學生都知道斯託雷平是雙手沾滿革命鮮血的劊子手、鐵血宰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他所主導的第三屆杜馬是最右的「反動的黑幫杜馬」。當時非常流行的兩個術語——「斯託雷平反動時期」和為絞殺革命者到處樹立絞架使用的絞索——「斯託雷平領帶」（此名詞是立憲民主黨人羅季切夫在杜馬辯論的時候所創造的，據索忍尼辛說，事後羅季切夫後悔不已，懇請斯託雷平原諒他，後來又在杜馬講壇上當眾表示收回此話，但是覆水難收，這個名詞從此名留青史。第694頁）——都曾經是蘇聯中小學歷史考試中最常見的名詞解釋。那麼，這兩種形象哪一種是斯託雷平的真實面貌呢？
在俄國歷史上，恐怕很少有人像斯託雷平那樣被忽神忽鬼地反覆大褒大貶的人物了。在蘇東劇變以後的歷史翻案風中，很多沙俄時期的歷史人物有了新的評價，而斯託雷平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位。他的形象發生了根本改變，從鎮壓革命的「劊子手」一下子變成了家喻戶曉的改革明星。僅在上世紀90年代經濟轉軌時期，以斯託雷平為題目的專著就達上百種之多，大都從正面肯定斯託雷平的功績。斯託雷平不僅被平反說成是俄國傑出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而且被稱為「農民的保護人」。很多人認為，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把俄國拖進戰爭的泥潭，從本質上改變了歷史的進程，斯託雷平的道路本來是能夠走通的。若是那樣，俄國的歷史將會完全改寫。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蘇聯70多年發展道路的否定後，從革命前歷史上尋找資源便成為一種客觀需要。因此，那些曾經被否定的沙俄時期市場經濟改革家自然備受矚目。而且，葉爾欽的轉軌戰略與20世紀初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相似度，諸如蘇維埃向議會政治轉變的立憲問題、農業土地私有化問題、吸引外資和稅收貨幣改革等等，無一不是當年實踐過的問題，以至於有人把葉爾欽搞的經濟轉軌稱之為「新的斯託雷平改革」。有好事者曾經把現在俄羅斯杜馬與斯託雷平時期的第三屆杜馬討論土地問題的議案拿出來比較，驚呼二者不但驚人相似，而且就問題的針對性而言，當代的水平還不如20世紀初。於是人們感嘆道，俄國歷史為什麼就走不出「魔咒的怪圈」？一百年來，從原點出發，又回到了原點。在這種狀態下，蘇聯時期被全盤否定的斯託雷平，重新得到肯定並不出人意料。應該說，「鎮壓者劊子手」斯託雷平和「改革家」斯託雷平就像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同時存在於真實的斯託雷平身上。只不過不同時期都片面地強調了其中的一面罷了。
葉爾欽時代大捧斯託雷平是可以理解的。作為葉爾欽改革政策制定者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斯託雷平看作俄國經濟改革的「先行者」。他們認為，二者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一個是要打破計劃經濟的大鍋飯，走向現代市場經濟；一個是要擺脫古老共同體的「村社大鍋飯」，走向近代資本主義。但僅僅從經濟改革的角度肯定斯託雷平並不會導致否定維特，因為他們在這方面沒有衝突。至於政治方面，葉爾欽時代的俄國人多以為俄國已經實現了民主化，肯定斯託雷平是肯定他的私有化經濟改革（這一改革在蘇聯時期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而非肯定他的政治專制。
不過，即便在政治方面，那時的人們不會想到民主化10多年後還會出現普京式的「新的斯託雷平專權」。相對於史達林體制而言，剛剛走出蘇聯鐵幕的人們覺得斯託雷平時代是溫和的，但維特比他更溫和更主張憲政也是眾所周知。這就是那時褒揚斯託雷平的人通常並不會貶斥維特的原因。不過在經濟改革方面，斯託雷平比維特更突出，而且斯託雷平大力推行的土地私有化也更類似於葉爾欽時代的國企私有化，所以他的風頭蓋過了維特。
到了普京時代，對斯託雷平的褒揚更加升溫。這時斯託雷平的受捧主要不是因為他搞私有化，而是因為他的「鐵血政策」了。普京與斯託雷平都主張強人政治，鐵腕治國。因此，在當今俄羅斯，普京有「新的斯託雷平」的名聲，而普京對斯託雷平也多有推崇。
索翁心目中的「斯拉夫英雄」和
「西化罪人」
索忍尼辛在晚年寫的《傾塌的俄羅斯》一書中認為，俄國歷史上有「三個亂世」：一個是17世紀的「混亂年代」，一個是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時期，另一個就是蘇聯劇變後的葉爾欽時期。這「三個亂世」之間的聯繫就是它們都是「西化」的結果。
索忍尼辛是一個新斯拉夫主義者，是一個堅定的反西化派人士，是一個把「1917年」與「1991年」都作為「學習西方」的靶子來批判的人，是一個不僅反對「十月革命」，而且連「1905年憲政」和「二月革命」都反感的人。於是，斯託雷平不僅因為其鐵腕被嚴重誇大而需要辯護，甚至不僅因為其經濟改革而需要讚揚，而且在文化精神上成為抵制「西化」的英雄。
反之，維特儘管在抵制暴政方面比斯託雷平更清白，在經濟改革上也很有成就，但是在索翁眼裡，他是「西化」的罪人，而1917年的「西化災難」似乎他也有責任。
索忍尼辛竭力稱讚斯託雷平的第一個理由，就是因為他糾正了「維特新政」中諸多錯誤。索忍尼辛這樣評價道：斯託雷平從維特手中接過了「一個漏洞百出的和混亂不堪的國家」，他上任以後力挽狂瀾。在索翁看來，由於斯託雷平的前任維特「低三下四模仿西歐」，不顧自身的獨特的歷史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制定了一部「西化」色彩濃厚的憲法。「維特憲法」的出臺過於倉促，考慮欠周全，它的頒布不但沒有平息動亂，「反而引來了十倍的錯綜紊亂，猛烈衝擊和扭轉了千年航船的整個歷史航線」（第658頁），在索忍尼辛看來，斯託雷平的第一大功績，就是把曾經駕駛俄國這艘航船的維特船長偏離的航向矯正過來。
但維特怎麼就成了個「西化」人物呢？這要從「1905年革命」談起。
去年汪介之先生對我在《倒轉紅輪》一書中批判高爾基不滿，寫了長文對我嚴加駁斥。其中就指責我關於別爾嘉耶夫等前立憲民主黨人「是1905年革命的參加者」的說法為「杜撰」。汪先生是俄羅斯文學評論和俄國文學史家，對作為文學背景的社會-政治史似乎不太了解。他對「1905年革命」的認識大概是沿襲了史達林時代的說法。這種說法把「1905-1907年革命」當作無產階級領導的「第一次民主革命」，以「十二月武裝起義」、街壘戰、布爾什維克領導的工人運動、波將金號戰艦起義等為主要內容，而「資產階級」的立憲民主黨等自由主義者則是看客，甚至是沙皇的幫兇。如果「1905年革命」就是以上內容，說別爾加耶夫參加了當然是「杜撰」。
我們姑且不論後蘇聯時代的新認識和蘇聯以外的看法，僅就「革命」當時及事後論，那時對立各方，包括列寧在內都不是這樣說的。例如，列寧當時就說立憲民主黨人控制的杜馬是「最革命的議會」，俄國出現「世界上最革命的議會和幾乎是最反動的專制政府」的對決，而且那時「立憲民主黨人既能說服莊稼漢，又能說服小市民」，這是其他各黨還做不到的。政府方面的維特也說：「1905年俄國革命最嚴重之處，當然不在於工廠、鐵路這些企業的罷工。」維特回憶錄中幾乎沒有談與民粹派及社會民主黨人的交鋒，處處講的都是杜馬「完全倒向左翼」和「在杜馬中執牛耳的立憲民主黨」；他指責的不肯妥協的「極左分子和一大批革命家」主要也是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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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主流而言，「1905年革命」是一場自由主義反對派主導的、以民選杜馬對政府的抵制和街頭抗議為主要形式並伴隨農村中「土地騷亂」的社會運動，其訴求是以憲政民主（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取代專制政治，並按杜馬的要求解決土地問題。它的發生有些偶然：1905年1月9日發生「流血星期日」慘案，當時加邦神父帶領大批工人高舉沙皇像，唱著聖歌進行請願，要求改善待遇並實行選舉。請願並非左派發動，也不激進，但卻慘遭哥薩克士兵開槍鎮壓（誰下令至今仍是歷史之謎）。慘案引發全國抗議浪潮。
面對動蕩的政局，沙皇后悔不已。他於當年10月召見了剛從美國籤訂《日俄和約》回來的政府總理、自由派貴族維特伯爵，希望他能夠提供可以挽救俄國的建議。維特指出，只有兩種解決辦法：鎮壓和退讓，而他本人傾向於實行第二種方案。維特向沙皇陳言，「鎮壓在理論上是可以採取的，但未必有效，即使有一個敢做敢為的將軍願意去鎮壓叛亂，那也會血流成河，帶來的不過是短暫的喘息」，（第896頁）鎮壓舉措將使沙皇徹底喪失「慈父」形象，不如主動限制部分專制權力，引入現代政治的因素，賜予俄國一部憲法，與自由派結成聯盟，促使俄國從專制君主制向「杜馬君主制」過渡，並在與憲政即代議制改革相配套的情況下，主動實行平穩的經濟改革，只有這樣才能使俄國擺脫險境。維特提出一個著名公式：「先有公民，才有國家。」
不知妥協的民族搞改革的難度是
無法想像的
沙皇對此猶豫不決，統治集團內部部分開明派認為，維特的方案不妨一試，並認為在兵力不足情況下實行軍事獨裁，一旦鎮壓失敗會激起更大的反彈。因為1月9日的流血讓手上沾血的人心有餘悸，害怕被記入「歷史黑冊」。軍方很多人不想再把槍口對準群眾了，因此傾向於讓維特來收拾殘局。迫於形勢的壓力，沙皇同意發展普選法原則，批准了以「杜馬命名的俄國議會」。
1905年10月，維特臨危受命出任大臣會議主席，起草關於國家杜馬的新法律。這個杜馬雖然不像西方議會那樣擁有全面的立法權，沙皇也沒有成為「虛君」，但是杜馬至少有了立法否決權，此後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任何法律不得生效。沙皇仍然可以有所作為，但不再能為所欲為。俄國沒有採用歐洲式的君主立憲制，但可以被視為「半憲政」體制，從此俄國開始了司法獨立和多黨制的發展進程。由維特起草的《10月17日宣言》頒布以後，俄國出現了100多個政黨，通過大選，組成了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人佔多數的第一屆杜馬。代議制開始在帝國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
面對選舉結果，維特主張由自由派和社會各界代表組成聯合政府。他向社會各界呼籲，請給他幾周緩衝的時間以解決危機。他撤換了半數的大臣和34名省長，取消了戒嚴和軍事狀態，從首都撤走了軍隊和哥薩克，撤銷了內務部長特列波夫和一批警察高官的職務，廢除了酷刑，免予追究參與運動者的一切罪責等等。
但是，無論他怎樣努力，自由派都「不願見好就收」，不接受維特提出的入閣請求，拒絕妥協，不同意在當局已經啟動憲政進程的條件下割掉「革命的尾巴」。左派（革命民粹派與社會主義者）更是不依不饒，對他們來說，革命遠比舊制度下的革新更過癮。《10月17日法令》公布的第二天，託洛茨基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發動了新一輪的罷工和街壘戰。這樣就使俄國的變革錯過了一個上下互動的良好時機。原本就不情願讓出權力的貴族保守派認為，維特的憲政主張不但沒有幫助政府平息革命，反而讓那些「顛覆者」和「激憤反對派」得寸進尺，他們的「激進性和不馴服性」「進一步敞開了革命的大門」。（第660頁）
於是，體制內贊成維特政治改革的力量便開始從原來的立場上向後退，國內的強硬保守派逐漸得勢。維特被權貴階層認為過於同情「左派」和具有「自由化」彩色，成為時局的替罪羊。其實，維特本人也是斯拉夫派的信徒。他事後表白說，他本人「在靈魂深處是君主專制主義者」，當時向俄國引入憲政的因素是「沒有選擇的選擇」，並不取決於個人的好惡。當時俄國各種力量的人都承認一點：俄國走上市場經濟道路已是大勢所趨，國家的變革已迫在眉睫，這是一個「自然的進步運動」（第901頁），「若想使它不致引起無政府主義，政府就需要自身勇敢而公開地站在這個運動的前列」（第895頁），爭取主動權。也就是說，與其讓別人推翻沙皇政權來實行革命立憲，不如自己立憲來佔領制高點以求延續統治權。
維特事後痛心地說，當時杜馬中的反對派和當局中的強硬保守派在政治上都不能冷靜思考問題，不懂得妥協和換位思考；他們幾乎都不講分寸，目光短淺，激進得如同兇神附體，根本不考慮現實。反對派荒誕地認為，「10月17日法令」沒有達到目的，一切以沙皇名義頒布的法令都是極端保守的。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首領米留科夫不但不合作，反而以最後通牒的口氣道：「在你們接受我們的全部綱領以前，我們不會給你們一點支持，也不會給你們一點時間。」就這樣喪失了可以達成體制內外妥協的絕好機遇。而在權貴階層看來，那些在《宣言》公布後浮出地面的反對派陣營像「野獸一樣發出狂嗥」的「瘋狂行為」將會給俄國帶來不可估量的後果，必須堅決鎮壓。維特說，這些權貴階層開始形成保守反動的右翼，他們也同革命自由派左翼一樣的瘋狂，一樣的無恥，我盡力了，但是也無能為力了。
在勢不兩立的左右翼的夾擊下，在兩側都是「無底深淵的刀刃上」，讓俄國平穩過渡的想法付之東流。「維特政治體制改革」在短短幾個月就走到了盡頭，曾經一度大有希望的和平改革道路被堵塞。維特事後感慨道，在一個不知妥協的民族裡搞改革的難度是無法想像的，劍拔弩張的左右派共同「斷送了本來大有希望的改革」。
（文中頁碼前引文均出自《紅輪》，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