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問曾教導我，詠春拳是一種必須學以致用的功夫，是一種以搏鬥為中心的功夫，是一種需要長時間練習的功夫，更是一種必須把拳理放在實踐中才能獲得體驗的功夫。離開實踐，詠春將面目全非。
武術是集結了力量、意識和潛意識等元素而形成的一門學問。武術不是一般街頭打鬥，而是一門能夠保護自己的民間藝術、一種獨特的身體語言。武術的內容包括人體結構、傳統思想、力學原理及邏輯哲學等。只有當你對武術有正確的理解，加上長期的練習，你才會成功。
我是跟隨葉問學習詠春的，但我並不能自稱為「正宗詠春」，我個人認為只有詠春的始創人才是正宗詠春，後來學的人不是複印機，或多或少都會變了樣。尤其是詠春拳背後的理論非常抽象，不可能百分之百完全理解到創始者的心思及其核心含義。所以我覺得實踐是最重要的，真理是要靠實踐去印證的。——梁紹鴻
現今有關詠春的源流，大都是來自葉問宗師沒有人真正知道多少傳統的歷史，有多少是事實，是虛構，因為沒有人寫下來，我們所知道的大都是以口述方式流傳下來的，虛實難辨。
葉問出生於佛山一個富裕的家庭，他的太太是清朝最後一任駐美公使的女兒，在「二戰」前他根本無須工作，可以說衣食無憂。
在葉問學拳的年代之前，詠春功夫是通過一對一的方式傳授的，並不像今天有一所正式的學校。老師亦不能同時教授大批學生，所以想學詠春，實在所費不菲。
葉問學拳時陳華順已經很老了，大部分時間葉問是跟隨師兄吳仲素學的，在那段日子裡，葉問因年幼，所以練的內容以動作為主，甚少談及理論。後來，葉問在香港上學時，遇見了梁壁，並在梁壁的一對一嚴格教導下，鑽研了完整的詠春拳，由於梁壁出身書香門第，所以他能夠將詠春拳的拳理詳細地向葉問分析，配合動作上的改善。在梁壁的幫助下，葉問回到佛山時，其詠春拳已達到一個更高的境界。
葉問在香港讀書，四年後回到內地。「二戰」後加入警隊。葉問在佛山時期沒有正式開設武館，只是私家傳授，只有幾名弟子，包括周光耀、郭富、倫佳等人。
「二戰」時，日本侵略中國，對包括葉問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事。已被稱為功夫大師的葉問為了避免替日本人工作，需要躲藏起來，因而失去了一切。坊間流傳葉問曾於抗日戰爭期間接受國民黨特務訓練則是無稽之談。很少人知道，葉問有七個子女：長子是葉準，第二個是個女兒，他們現也已年過九旬，住在香港；第三個孩子在分娩時死亡，第四個死於飢餓，葉正是葉問的第五個孩子，第六個孩子也死於飢餓，他的第七個孩子是個女兒，現居澳門。
由於在「二戰」時葉問失去了一切，「二戰」結束後葉問不得不開始工作，成為一名警察——此前他從未工作過。後來，中國經歷解放戰爭，到最後政權更迭。人民政府最初認為葉問過往所做的一切都是為國為民，所以並沒有為難葉問。可是，有一天葉問的朋友了解到，有人稍後可能會為難葉問，因此葉問不得不立即逃離。他帶著葉準，先遷往澳門，再到香港。
當時在香港謀生非常困難。葉問初到港時，人生地不熟，窮困潦倒，甚至曾露宿街頭。後來，有一個小寺廟讓他容身，但他也只能等所有的信眾都離開後，才在地上或桌上睡覺，每天早晨在信眾到達前必須離開。後得助於同鄉李文，在他的介紹下，葉問開始在飯店工會教授詠春，並留宿於工會內。早期沒有人聽說過詠春拳，學員不多，大弟子有梁相、駱耀、徐尚田、招允及葉步青等。其中招允亦是佛山人。兩三年後，梁相、招允、徐尚田等徒弟在香港打出了名堂，追隨葉問學詠春的學生倍增。黃淳梁、伍燦及張卓慶等亦是在這一時期加入葉問門下的。
在香港時，葉問認識了一位來自上海的女士，她染有很深的鴉片癮。他們後來同居並生了兒子華仔，這引起了所有學生的不滿。學生聯名籤了一封給葉問的最後通牒，要葉問選擇離開上海婆或失去所有學員。葉問沒有回應，即使他很生氣，內心怒火燃燒，也沒有在臉上表現出來。他最後只讓唯一沒有籤名的徒弟伍燦協助他收拾家當，搬回石硤尾李鄭屋村住宅，繼續教功夫。
其後據說葉問輾轉在大埔道、福全街大生飯店等地繼續授拳，最後在旺角通菜街住所個別教授。
詠春在香港的發展
「二戰」後的香港，時局動蕩，有大批功夫好手遷移香港，例如黃飛鴻的夫人莫桂蘭女士，白鶴派王隱林的高徒吳肇鍾、東江虎龍形林耀桂等，一時間高手多不勝數。香港本有各種各樣的門派，如形意、八卦、太極、白鶴、鷹爪、螳螂和蔡李佛等，各派高手雲集香港，功夫很受年輕人和工人階級的歡迎，香港從而成為南北武術匯流之地。當時人們用「武館多過米鋪」這句話來形容香港武館林立的盛況。當時的報章書刊、電影、粵劇、電臺廣播都與功夫息息相關，例如粵語電影以往常以神怪為主題，後來變成以真功夫為主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九四九年開始由關德興及石堅出演的一系列黃飛鴻系列電影，麗的呼聲電臺亦有鍾偉明分享黃飛鴻和陸阿釆等洪拳名家的故事。
但詠春拳從來就沒有人聽說過。一九五○年，葉問隻身從佛山來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為了生存，只好依靠教功夫解決兩餐。最初在飯店工會教，徒弟以工會會員為主。不到一年時間他便離開飯店工會，之後輾轉搬遷教授地點，除過去一直追隨葉問那些飯店工會會員外，開始有各行各業的人加入。後因和第一代弟子意見分歧，只好搬回只有一百多平方尺大小的石硤尾住家繼續教學。當時只有三十幾個中學生，包括李小龍、張學健和我。由於九龍巴士公司（九巴）主要的車廠離葉問的住所只隔幾個街區，伍燦當時正在九巴工作，便由他帶了包括麥普及鄒子傳等人在內的一批九巴同事加入。這些徒弟的加入，使葉問的生計問題暫時得到解決。
五十年代初，香港經濟非常糟糕，每天有大量難民逃入香港，無法找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上班時間也很長，工資又低，生活非常辛苦。當時葉問唯一的收入就來自徒弟的學費。最早期徒弟包括梁相、駱耀、徐尚田等人，繼後便是黃淳梁、張卓慶等。徒弟們每月所交的學費也就是十元左右，葉問一家上頓不接下頓是經常的事。一九五五年後，梁相、駱耀、徐尚田等早期的學生開始在外面私自收生，葉問的處境更加困難。我初期帶去跟隨葉問學功夫的六七位同學有鍾志偉、鍾志明、李漢根等人。他們學了不到一個月就離開葉問，轉而跟了徐尚田；張恩波轉而跟了黃淳梁。那時徐尚田連教功夫的地方都沒有，只在培正中學後巷教。招允是當時唯一一個經葉問同意，讓他正式設館收徒的。葉問還親自送了一塊牌匾給他。招允原本師從招就，到香港後才轉投葉問門下，集兩家之長。葉問對他的功夫讚賞有加，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招師兄好像有十個子女，生活很不容易。
隨著詠春拳在香港開始慢慢為人認識，亦開始有人出版關於詠春的書籍，其中包括陳湘記書局出版的、由我是山人所著的《佛山贊先生》，現在市面上已很難找到。另一本由南風出版社出版、祥記書局代理、念佛山人著、我是山人編的《嶺海群雄——佛山詠春拳》。
據說，一九七二年葉問去世前兩三年，他早已停止親自教學，交由大兒子葉準和一些徒孫協助教授。葉問那時每天打打麻將，和徒弟吃吃喝喝。其間仍有協助那些開設武館的徒弟，接受他們關於詠春的諮詢。他早年在香港的生活非常艱苦，到晚年，得到一些包括鄧生和陳子超等人在內的富裕的學生的照顧，在去世前還享了幾年福。
詠春由始至終從未聽說過有掌門，一直都是群龍無首，各自授拳。傳說梁贊的徒弟陳華順，是歷來詠春門人之中第一個正式開設武館公開對外傳授詠春的。詠春的支派特別多，派與派之間很少有聯繫，拳套、手法和理論因而無法統一，即使大家都是葉問的學生，掌握的詠春也不完全一致。雖然葉問被公認為是詠春領域的一代宗師，但既然他本人從未被授權當掌門，自然也就無法指定一個掌門人去領導所有同門。
葉問與我
我第一次聽說詠春拳是通過李小龍，第一次認識葉問也是通過李小龍。
小龍的父親李海泉和我表姐紫羅蓮都在電影界工作，互相認識而且住得很近，所以我和小龍早就認識，中學時還是同校。表姐自己有車，在新界長期租有別墅，那裡有泳池及其他玩耍的地方，我和小龍平時都喜歡跟著我表姐玩。我從七歲便開始練功夫，十三歲多的那一年，小龍跟我說他不再跟邵漢生學功夫了，轉學詠春拳。他不停地吹噓詠春拳有多厲害。我笑他少見多怪，學那兩三個月能懂些什麼？況且，我亦從來就未聽說過什麼詠春。他說剛掌握了一招追馬扯捶，快如閃電。小龍雖然比我大兩歲，但因我從小便苦練不同門派的功夫，加之從小喜歡與人比試，聽他這麼自吹自擂，我如何能忍得住，一定要和他試試。我們即時就在表姐在寶勒巷住家的露臺比試。結果，也不知他用的是什麼手法，一拳一拳像機關槍似的，又短又快，我怎麼都擋不了！他步步追迫，避無可避，連續打中我臉部六七拳。我血流滿面。流血事小，我早已習以為常，但敗得如此徹底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事。我當時確信之所以避不開，必定是因為露臺太窄無法輾轉騰挪所致，便約小龍改上天台再試，但亦無法改變結果。我還是不死心，要他和我到附近京士柏山邊再試，結果敗得更慘。在李小龍手下敗了三次之後，我才決心跟他去會會這個名叫葉問的詠春師父。
初到武館那天，除我和小龍外好像就只有四個人，一個高瘦的年輕人和一個中年肥佬在談話，另一個細小的五十多歲的老頭在看報紙。牆壁上沒任何兵器，只有一個包，和我所見過的武館完全不同。小龍叫他一聲「師父」，他愛理不理地回了一句：「今天是星期日怎麼有空來？」在我眼裡這個老頭左看右看都不像一個武功高手，人細細、眼細細、臉黃黃，一手拿著煙一手拿著報紙，兩腿交叉斯斯文文地坐著。小龍告訴葉問我是鴻仔，他的手下敗將，現也想學詠春，還特意強調我練武的背景。葉問抬頭看看我，有氣無力地叫我示範一套拳。我準備打一套顯示功力的鐵線拳和一套好看的二郎拳，怎知剛做了幾個動作便被他制止。他說，打架是有對手的，你自己在和自己鬥力，不用看了，要學詠春下次帶八元學費來。我告訴他身上有錢，即時給了他，葉問非常驚訝，大聲叫：「阿燦，幫他開拳！」從那天開始，我的一生便與詠春結下了不解之緣。
初期學拳的時候，下午三點四十五分放學便直奔武館，一分鐘時間都不想浪費。當時除我和小龍外，偶爾有一或兩個日間休假的師兄在武館，基本上沒有其他人。葉問通常都是指點一兩句便叫我兩對著鏡子自己練或叫我們互相黐黐手，他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只坐著抽菸看報，一點練武氣氛都沒有。為了營造氣氛，我便拉了六七個死黨同學參加，一時間便熱鬧了起來。很可惜好景不長，不到一個月那幫同學都離開葉問，轉而跟隨其他師兄學了。但事實上也很難怪我那幫同學，葉問自己本身也有很大責任。日常練習時，葉問不是叫你練拳套就是叫大家黐手或扯空捶，很少向我們講解拳理。我們每次問他自己做的動作如何，不管對或錯，葉問都統一答覆道：「唔錯！幾好！」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向他請教時，葉問也是統一答覆道：「你自己回去想想再告訴我。」當自己把想到的答案告訴他時，無論對或錯，答覆還是一樣的：「非常好！真聰明！」若不同師兄弟問同一問題，而想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時，葉問永遠是同一個回答：「兩者都對，功夫要因人而異嘛！」只有和師父喝茶吃消夜的時候，他才會開金口向我們講一兩句功夫理論。
當年因為生活和工作的負擔，就算有閒錢去學功夫的人，也抽不出太多時間來學拳，一個星期能夠有一兩天去武館就不錯了。因此一般人單學第一套拳「小念頭」就要花上兩三個月，從單黐手到雙黐手最快亦要一年甚至更長。我們這些在學校讀書的學生，每天放學都去練，所以比其他學員學得快，兩三個月後便開始學雙黐手和追馬扯捶。
也不知為何，有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師父葉問的電話，叫我從明天開始去他住的李鄭屋村練，並叫我通知小龍及另一同學。他住的地方我知道，我家的方姓司機送他回家多次。那個地方很小，連廁所及廚房都沒有，只有一個小小的洗手盆。多年後得知，當年葉問到香港之後與來自上海、染有鴉片癮的女子同居，除伍燦外，所有的師兄都反對他和那位女子在一起，他們甚至向葉問發出最後通牒（由徐尚田草擬），內容大概是：如果葉問不離開上海婆，他們便不再跟隨葉問。當時只有伍燦一人沒有在信上簽名。
搬到李鄭屋村後，初期一段日子，除伍燦外果真見不到任何師兄。師父也沒有生氣，對我們兩三個學生也沒有說什麼，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但還是可以看出他很無奈，整天愁眉苦臉。每天放學我都是第一個到武館的人。我會先到對
面糖水鋪吃點東西，每次師父的兒子華仔（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葉問在大陸還有妻子兒女）都會在糖水鋪門口等著，他知道我會找他一起吃東西。他年齡比我小很多，但食量可不小，除了糖水外，有時候他自己還可以再吃整整一個鹹肉粽！他曾多次告訴我，自己前一晚或當天中午沒吃什麼東西。很多時候我都在想，這個世界為何這麼不公平？
九龍巴士公司修理廠和葉問住家非常近，葉問搬遷後伍燦領了好幾個九巴同事來跟葉問學拳。印象中，麥普應該是第一個。麥普第一天是穿著長長的雨鞋及工作服來的。那是個晴天，葉問見到他的衣著後便問：「今天落好大雨？」從葉問的幽默中顯然可以看得出，他心情較之初搬來時，確實好了一些。其實葉問是一個富有幽默感及智慧的人。
到李鄭屋村沒多久，我便傳學私家，很少再去武館。其實，葉問不想我去他家，因為那個地方人多且雜，不太安全，他怕我出事。有時候出於好奇，我很想知道其他師兄弟在練些什麼，便去坐坐。但每次師父見到我，都是一臉不高興，要我坐定定，不要多嘴。我多次提岀想和師兄弟玩玩，他都不讓，也不做任何解釋。其間有幾次也有見到過一些不再跟隨師父的師兄來坐，雖然師徒緣分已盡，但他們之間還是客客氣氣、有說有笑，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是春節前後的一天，特別寒冷，司機開車送我去找師父。我爸報館一些朋友送來好多年貨，家人用不了這麼多，我借花敬佛，想送給葉問。我剛入門，一位師兄亦到，說他的一個親戚要到他家住幾天，想取回以前借給師父的那張毛毯。師父笑著說：「好！我就打包好給你。」他的臥室沒有門，只掛一張薄布簾與客廳分隔，誰都看得到房間裡只有兩張帆布床，兩張毛毯，兩個燒水的爐子及幾個大紙皮箱。天寒地凍，餘下的另一張毛毯怎夠一家三口抵禦寒冷？雖然我當時只是個青少年，不大懂人情世故，但也感覺得到這三言兩語、一舉一動中的冷暖。
葉問最令我欽佩的，就是君子固窮的氣節。當時他三餐不繼，雖然無奈但沒有半句怨言。儘管窮，但儀容從來乾淨端正。儘管天氣熱，他從未解開半粒紐扣，更從未像其他人一樣赤膊。這一切顯出了一派令人景仰的儒者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