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讓人刻骨銘心的新冠疫情註定會成為眾多文藝作品的靈感來源。就在以此為背景、主題的影視作品紛紛傳出立項籌拍的消息時，一部講述疫情期間身處武漢的醫護群體抗疫故事的5集紀錄片《中國醫生》戰疫版已悄然上線。
2月初萌生拍攝想法，5月中旬正式上線，這是《中國醫生》戰疫版的速度。
根據豆瓣簡介，《中國醫生》戰疫版橫跨了從疫情爆發到4月底各地醫療隊撤離的整個過程，實地跟蹤拍攝了武漢4家醫院，8個醫療隊，30多名醫護，20餘名病人，共有8個攝製組，包含60天的不間斷記錄。和片名給人感覺不很相符的是，這部紀錄片並不是想像中的宏大敘事，沒有令人尷尬的刻奇，而是把鏡頭搖向了醫生、護士和病人等大環境下的個體，用冷靜、細膩甚至略帶風格化的影像語言呈現了每一個人微觀卻又不平凡的故事。
其實《中國醫生》戰疫版脫胎於今年1月底在愛奇藝熱播的9集紀錄片《中國醫生》，後者的拍攝對象是全國6家大型三甲醫院的醫生，範圍更廣。兩部紀錄片都由愛奇藝、樂正傳媒和健康報聯合出品，同一個主創團隊，有著相似的氣質和風格，主題上則相互傳承。
「我們在《中國醫生》播出期間跟這些醫院也都有非常緊密的聯繫。」兩部紀錄片的總導演、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建珍告訴PingWest品玩，她指的醫院正是西安交通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和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等在此次疫情中給武漢帶來大力馳援的醫院。對疫情的關切加上曾經的合作基礎，成為促成《中國醫生》戰疫版拍攝的重要因素。
背景和題材的特殊性，讓《中國醫生》戰疫版的拍攝過程和其他許多紀錄片相比增添了更多困難和危險性，也讓人愈發好奇它的創作和思考過程。最近，PingWest品玩這部紀錄片的總導演張建珍聊了聊她的創作理念、語言風格和一些幕後故事。
普通人的精神世界
《中國醫生》戰疫版剛剛播出的第4集《奇蹟》把鏡頭對準了一位名叫安晶娜的新冠肺炎危重病人。她只有35歲，因為照顧母親而被感染，她的母親已於正月初六因感染新冠肺炎在家中去世。3月2日凌晨3點，她被轉運至華西醫院醫療隊駐紮的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送來時已經呼吸困難，多個器官出現衰竭，生命垂危。
鏡頭從華西醫療隊重症小組討論決定給安晶娜啟動ECMO（體外膜肺氧合，可通俗理解為體外人工肺，可暫時替代患者的心肺功能，是目前體外生命支持的最強手段）手術治療起開始介入，經歷過中間病情的反覆，一直拍到病人順利康復出院。
如果按照一種慣常的思路來拍攝剪輯，整集內容一定會包含大量的緊急場面以及專家、醫生的解讀，來展現疫情的驚心動魄與人生命力的頑強，然而《中國醫生》戰疫版成所呈現的，卻是有些平實的畫面，充滿了生活細節，甚至是當中許多打趣的片段。比起前者，這種呈現反倒更接近真實觸感。
因為病人名叫安晶娜，重症小組的醫護人員便親切的稱呼她為Angela，並開玩笑說開玩笑說，「我們的目標首先就是把Angela治成Angelababy。」等到她基本恢復，十多天來第一次乘坐輪椅在醫院的室外走動時，陽光下她拉開口罩閉著眼睛呼吸了幾秒空氣，說了一句再平常不過的話，「感覺空氣確實是甜的，一種自由的味道。」
安晶娜的故事也是整部片中最令總導演張建珍印象深刻的故事之一，儘管不甚喜歡單線敘事，導演還是將第4集《奇蹟》的大部分篇幅都給了安晶娜。這不僅因為安的治療過程確實是個「奇蹟」，張建珍在當中更感受到了「生命在懸崖邊緣被拽回來的那一刻所迸發出的力量，以及拽回來之後對世界的美好感應」。
這種發自人的本性，最樸實同時也最有力量的情感，其實也是張建珍在整個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力圖去追尋和體現的，「我更多地還是想呈現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下，每一個個體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的，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什麼。」
她告訴PingWest品玩，在拍攝《中國醫生》戰疫版之前，自己最想了解的一個問題就是「這些醫護人員為什麼要去」。這個問題她幾乎問了每一個參與拍攝的醫護人員，最終得到的結論是：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自己的英雄，即使是普通人。「在一個大的環境下，當那個危險的事件和自己的使命、職責結合在一起，許多普通人都可以喚起自己的那種崇高感、英雄感，就覺得 『我會這個事情，我可以去救別人，那我就要去』。」張建珍說。「時勢造英雄」這句話，她到現在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醫生和病人之間的情感也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下變得不同於往常。「一開始這種情感就是有使命感的，」張建珍向PingWest品玩描述自己的觀察，「他們向病人傾注了全部的情感，因為在這個空間裡只有他們和病人，沒有其他社會關係、經濟條件的幹擾；而對病人來說，醫生是他唯一能夠見到的人。這種情況下，醫患之間的關係是最純粹的關係。」
她曾問過一個醫生「為什麼疫情時期的醫患關係和平時有區別」的問題，這名醫生給了她一個讓她難以忘懷的答案，「你問我這個，我也拔高不了，我就覺得他們挺 『可憐』的，平時還有好多家屬、親朋好友來探望，但是在這種情形下，沒有其他人，他眼前只有我。」
「客觀紀實」的美學要求
在美國學者比爾·尼克爾斯對紀錄片的六種分類中，有四種最為常見，分別是詩意型紀錄片、闡釋型紀錄片、觀察型紀錄片和參與型紀錄片。
詩意型紀錄片更強調鮮明的個人情緒表達，弱化敘事和連貫性剪輯，比如紀錄片導演趙亮的一些作品就可以被劃分為此類；闡釋型紀錄片更多依靠解說詞的力量，例如很多科教、歷史類型的紀錄片；觀察型紀錄片是如今越來越多導演樂於去選擇的，更加弱化攝影機的存在感，強調鏡頭的客觀性，它的技術基礎在於可攜式攝影機和磁帶攝像機的出現；參與型紀錄片則包含了更多導演和被拍攝對象的互動，前段時間花總拍攝的《口罩獵人》可屬此類。
不過很多時候，這些分類並沒有那麼涇渭分明，它們的特點常常會交叉存在於一部紀錄片中，例如紀錄片導演周浩的很多作品都兼有觀察型紀錄片和參與型紀錄片的特點。
《中國醫生》戰疫版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兩種紀錄片類型特點的結合——大多數時候，鏡頭都在扮演觀察者的角色，與被拍攝的醫護人員保持一定的距離；但當中依然會穿插一些醫護人員坐在畫面中間被採訪的鏡頭。不過在這些採訪片段中，剪輯通常會剪去採訪者的聲音，而只留下被訪者的敘述，或許也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觀察」。
這和總導演張建珍最初確立的「客觀紀實」的要求不無關係，她向PingWest品玩解釋，「客觀紀實是讓觀眾通過畫面所拍攝到的東西，自己去體會和感動的，我不會和觀眾直接說我如何被感動了，讓他們來聽我如何被感動是沒意義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中國醫生》戰疫版中除了必要的背景介紹和補充交代外，很少能夠看到大段解說詞的原因。
真實的力量往往也最動人，因為很多時候語言都是匱乏的，捨棄解說詞是一種留白，給觀眾以感受和思考的空間。這種風格對於《中國醫生》戰疫版這樣以塑造人物、挖掘人物精神世界為主的紀錄片來說，再合適不過。
其實，如果細看《中國醫生》戰疫版這部紀錄片，還會發現它同樣捎帶了一些詩意型紀錄片的特點。「詩意」主要體現在每集片頭或片尾處會加入分屏剪輯的鏡頭，並融入了蒙太奇的手法，比如第二集剛開始的分頻鏡頭就穿插了行駛中的救護車和春晚片段的剪接，更加體現出那一晚的不平常。
選擇的配樂也體現了這種「詩意」。「（《中國醫生》戰疫版）這樣一個個體化的敘述，應該有一個更加個性化的風格，我們的音樂也有這樣的考量。」張建珍告訴PingWest品玩，比如片頭曲使用了一首說唱歌曲，歌詞講述的是一個醫學生成為一名醫生的過程，「很偶然的一個機會聽到這首歌，我當時就哭了，第二天我就想辦法聯繫到了創作者……紀錄片還什麼都沒有呢，我就把這首歌的版權拿到了。」
當然，更加風格化的表達並不是主導。在張建珍看來，她希望《中國醫生》戰疫版能夠讓更多觀眾「看得進去」，「對更多人產生有益的影響」，過於風格化、複雜的表達容易形成接受和理解上的壁壘，這不是她追求的目標。
一部疫情之下的紀錄片如何拍成
接受PingWest品玩採訪時，張建珍正在忙著《中國醫生》戰疫版第5集的剪輯，前一天她還在南京鼓樓醫院補拍了一些鏡頭，兩天前又在武漢補拍了一位病人。
4月15日大規模拍攝才結束，5月13日就要在愛奇藝上線，這個製作周期遠遠短於其他許多影視作品，給張建珍的工作帶來了挑戰，她和團隊不得不在一邊剪輯、一邊補拍、一邊提交上線的流程中不停循環。
不過相比於之前的拍攝，這些挑戰或許也不算什麼。張建珍告訴PingWest品玩，「這次拍攝的困難超出想像，客觀條件甚至都不太具備。」在封城停擺的武漢，他們連最基本的吃、住、行都花了很大力氣才逐步解決，「剛開始去我們都是走路。」最終從北京去了三個攝影師、一個導演和一個助理導演，其餘都是在武漢當地招募的攝影師，組建了一個20多人的拍攝團隊。
籌拍過程中甚至都來不及充分調研。在攝製組初到的頭一個星期，拍攝團隊一邊拿著機器拍攝，一邊在適應環境，包括去到醫護人員去到的任何區域，慢慢對整個形式、醫護人員的工作機制以及拍攝對象的選擇有了基本的判斷，同時也和被拍攝對象建立了相互信任。
「我們採取的是帶機調研的方式，因為第一醫生的時間不允許，第二我們的時間也不允許。」張建珍向PingWest品玩介紹介紹，在結束一天的拍攝後，每晚她都會和團隊開會，把當天拍攝到的素材全部過一遍，進而確定第二天的拍攝方向，要拍攝哪些人，挖掘哪些故事。
不管是拍攝還是後期製作，留給《中國醫生》戰疫版的時間都非常緊張，這也不免給張建珍留下了一些遺憾。比如如果有更長時間的話，導演和醫護之間信任感的磨合或許會更好；包括最後的剪輯，時間若充分便可以反覆打磨、觀看素材，讓故事的架構和人物的塑造更加豐富。
不過整體來說，張建珍對目前《中國醫生》戰疫版的表現還感到滿意。她喜歡看觀眾留下的彈幕，「感覺許多我想傳達的點觀眾都捕捉到了。」每剪好一集，她都會組織公司裡沒參與片子創作的二三十人舉行一個看片會，讓大家從觀眾的角度提出更多意見，這是她認為提升作品質量非常重要的一個方法。
她始終相信自己所做之事的價值。曾經因為父母生病，她作為患者家屬在醫院呆了大約一年，因此對醫護群體有了更直觀和深入的了解。「我覺得在醫生身上有一種特質，他們比我們許多其他職業的人會更加超脫，因為他是以救別人的生命為自己的職業，」張建珍說道，「在長期面對生死的情況下，這個職業對他們自身的訓練和自我要求，使得他們會超越個人的得失，把救治別人的生命作為最高目標，就這一點已經非常值得敬佩。」
所以在意識到自己有機會拍攝疫情中的醫護群體時，她幾乎沒有猶豫，「這肯定責無旁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