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從1949年第一次獲諾貝爾獎到2018年，已有27位諾獎得主，出現了諾獎井噴現象。日本獲諾獎人數雖然較多，但發表在Nature、Science等國際頂尖期刊的論文並不多，有些還未發表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甚至還沒有發表在英文期刊上。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
2001年，日本出臺「第二個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50年要拿50個諾獎」的目標。計劃一提出，就反響強烈，科學家認為科研有不確定性，不能像生產豐田汽車一樣來生產諾獎。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名古屋大學野依良治教授公開批評政府沒有頭腦。出人意料的是，從2001到2018年，日本已有18人獲諾獎，平均每年拿下一個，計劃進行時間尚未過半，已經完成超出目標1／2的數量（其中在2000年前拿到的，只佔1／3）。按諾獎評選規則，最後有一個調查過程，進入此過程的日科學家數量很大，說明日本未來獲諾獎的前景光明。
1932年，25歲的大阪大學講師湯川秀樹，從事科研教學工作，並同時備戰攻讀博士學位。1935年，他在日本本土學術期刊《日本物理-數學會刊》發表論文「論基本粒子的作用」，首次提出介子理論，預言介子的存在。1938年，他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46年，他在京都大學創辦了日本本土刊物《理論物理學進展》，向國外推介日本理論物理學研究成果，幫助日科學家克服因國際競爭和語言障礙等對發表創新思想不利的因素。1949年，他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1973 年，湯川秀樹的兩名年輕助教小林誠和益川敏英合作，在《理論物理學進展》發表論文「弱相互作用可重整化理論中的cp破壞」，提出著名的小林-益川模型，解釋了弱相互作用中的電荷宇稱對稱性破缺。2008年，小林誠和益川敏英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從該刊國際學術界逐漸看到湯川秀樹本人的高水平學術論文以及一批日科學家的原創性研究。可以說是這本期刊最終培養出多個物理學諾獎得主。
有趣的是，益川敏英雖是科學家，但不懂英文，不會用英文交流，不能在英文刊發表文章，不看國外期刊，獲諾獎後的第一個要求是領獎講日語，也就在那時，他才辦了人生第一本護照出了一次國。那麼這樣的科學家也能折下科學桂冠，是否有點怪呢？
諾獎評選有個特別規則：某研究進入諾獎評審程序時，評獎委員會一定要了解其當時的真實情況或原始記錄，不管用什麼語言記錄，是否發表或發表在哪裡，只要誰最先提出，當時記錄了，就會被認定。其中，尊重「原創」是核心！可見日本出現諾獎「井噴」現象，絕非偶然，也不奇怪，只是原創在起了作用。
那麼日本諾獎井噴現象能給予我們什麼啟示呢？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方面值得借鑑。
（1）研究人員應沉下心來多做原創研究，多思考基本的科學問題。新媒體發展快速，原創機會增多，研究人員應及時記錄科學發現和靈感。有了大數據，可開展數據驅動型或大數據科研，寫論文能產生原創，分析數據也能產生原創。
（2）從學術研究內容與質量而言，論文用什麼語言寫並無差別，各種語言的論文都要內容上有新發現，寫作上遵守規範，表述上講求條理……，而SCI期刊多是英文期刊，除英文外的其他語言期刊（非SCI期刊）還大量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講，期刊和論文無SCI之分。
（3）鼓勵年輕學者多做原創研究，也可為辦刊所借鑑，如Nature、Science等名刊順應科學、學科發展，不斷創刊、合作辦刊來擴大規模和提升影響的辦刊模式，豐富的欄目設置，獨到的論文內涵、嚴格的審稿選稿制度等等，都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可貴之處。
（4）中國期刊國際化正在路上，英文刊更佔優勢，但只要增強自信，中文刊國際化也是沒有問題的，目前正是大好時機。中國影響力高的期刊要保持風格、品牌，多為年輕學者成長創造條件，比如對年輕學者的論文實施傾斜政策，為研究生論文寫作進行培訓等。
（5）中國學者發表論文越來越多，但原創論文相對較少。管理者喜歡用影響因子（IF）這一硬指標進行評價，但評價造成的負面效果遠遠超出IF自身的內涵。過分依賴IF反映出管理者自信不足，不能通過自己的眼睛來判斷，而是通過他人的標準來評價，事實上只有科學家最了解科學工作本身。相信唯IF評價是一個歷史階段產物，從量到質轉變有個過程，遲早會退出歷史舞臺。
（6）日本科研規模總體較小，但在科研人才培養方面有借鑑之處，如大力倡導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允許學生用英文撰寫學位論文，為有原創精神的學生大開綠燈等。
（7）一位接待過諾獎評委的日本科學官員曾說，如果中國科學家獲諾獎，很可能最早出現在女性身上，因為中國女科學家的地位、規模及科研熱情超過了任何一個國家。中國首位獲諾貝爾拉斯克醫學獎的屠呦呦確是女性，印證了這位官員的說法。
（8）中國科學家獲諾獎是很有希望的。中國女性從事科研的規模不僅名列前茅，而且還有一批女科學家在默默地幫助別人，因此中國科學家中的女性更有優勢獲諾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