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白曉晨 謝夢遙 刊於亞洲財經2015年12月
刺眼鎂光燈的照射下，幾個西裝革履的成功人士一字排開雙手環抱，出現在旺角彌頓道一處巨大的廣告牌上，用自信的眼神俯瞰每一個路過的行人。從香港繁華的購物區到地鐵站，從雙層巴士廣告到報紙副刊，他們無處不在，就像是處於演唱會宣傳期的巨星。他們在香港有著一種響亮的稱呼——補習天王、補習天后。
他們是私立中學補習社的老師。用這種稱謂稱呼他們是有原因的，他們的年收入堪比演藝明星，能達到上千萬元。形象與氣質上，他們一點也不輸於那些光鮮亮麗的明星——至少廣告上看起來是這樣的。
就像金字塔的塔尖，能夠攀到那個位置的永遠是少數派。不是所有補習老師都可以被稱為天王、天后。
她可以。36歲的Mia Wong，身高一米七，留著一頭齊腰直發（她漂染成了紫色），說話乾脆、快速，儼然一副霸道女總裁的模樣。相比一般女老師，她的形象少了些甜美卻多了些幹練，用她自己的話說，「走的是狂野路線」。
嚴格說來，她算不上家喻戶曉，但在特定群體中，Mia Wong是不折不扣的紅人。「去餐廳吃飯會被人要求合影，走在街上也經常會被學生認出來。這麼多年，我談戀愛都不敢在街上拉手，擔心被學生拍到傳上網絡。」她抱怨說。
她沒有向記者透露她的收入，但一些細節佐證了她的財富。受訪時，她戴著卡地亞的手環。她開的車是瑪莎拉蒂。一年裡，她去外國旅遊四五次。她享受著這一切，並且不介意展示過程裡的快樂。當然，她有理由享受，那些財富不是被賜予的，是她一堂堂課掙來的。
補習火熱
在香港，補習老師的高薪主要是跟補習社的運營模式有關。大型補習社與旗下老師，幾乎採用「分帳」形式合作。老師獲得的承包費，是學生人數乘以每個學生的學費（通常一門課程每月500元，上四節1小時15分鐘的課），再乘以與補習社約定的分帳比例，最後扣除公司開支。這個傳統顛撲不破，自香港有補習社即已有之。沒有哪個補習巨頭是橫空出世的，它們均是由小型補習社慢慢成長起來的，運營者與補習老師的關係鬆散，分帳相較其他薪酬方式簡單、公平。
「通常這個行業的分帳率在30%左右，最少的也有25%」，英皇教育創始人岑兆昌告訴《亞洲財經》。Mia Wong即是這間補習社的英文補習天后。
香港的補習之風興起於上世紀70年代，有限的大學入學名額是這股補習風潮的幕後推手。香港整個公立大學系統僅可容納約18%的高中畢業生，這些年來這個數字幾乎沒有變化。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惜花重金把孩子送去補習學校。一場全民參與的補習運動就此展開。
香港青年協會在2013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受訪學生每人每星期平均用4.9小時上補習班，比2009年調查時的3.06小時多了60%。陸港兩地截然不同，備考階段的中國大陸中學生近乎被學校託管，業餘時間有限，而香港中學在下午4點前就下課，這為校外補習敞開了一扇大門。
2011年，現代教育在香港上市，成為香港首間上市的補習社。招股書中展示了一個隱秘而誘人的補習世界：2011年香港中學補習社業務市場收入高達20億元，有近八成中學生都有補習，每名學生每年花在補習的開支達5410元。在2015財年，集團來自於中學補習的收入達到1.57億元。
龐大的需求量讓補習成為炙手可熱的行業，在2011年創辦了星河教育的英文補習老師範浩揚（K.Oten）表示，在2005年他的巔峰期，單月學生人數曾達到15000人。「當時我的收入已經達到每月200萬。」他告訴《亞洲財經》。
相比營銷、品牌部門，老師才是補習社的核心資源。近期籌備上市的遵理教育，在招股文件顯示，2015年該機構的總收益達到3.28億港元，而其「頂級名師」為公司創造的財富就達到了1.33億港元。
這部賺錢機器叫林溢欣，他只有28歲。這個在400尺（不到40平米）住宅單位的六口之家長大的售貨員的兒子，目前年收入約3500萬元，擁有九個市值近七千萬的物業。在今年10月，他一度成為全城熱議的話題。當時，現代教育在報紙刊登「致林溢欣老師的公開信」，開出分帳率六成半、3000萬元籤約誠意金等條件，招攬他加盟。信中指出，如果課程有每月有25000人次報讀，林溢欣月收入將達到8500萬元。這個舉動更像是對上市前夕的遵理的一次狙擊——林溢欣公開回絕了，但由此展現出來補習行業的暴利，令人咂舌。
受限於香港《教育條例》每間教室最多容納45人的規定，想要同時面對成百上千人授課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名師「分身乏術」的問題，早已通過視頻班解決。老師在上課前將教學內容通過視頻的方式錄製好，再由助教在不同校區的班級進行播放並配合講解，這種視頻授課的方式通常只適用於天王天后級別的名師。林溢欣的大部分課程為視頻班。雖然
現場班與視頻班的授課形式大相逕庭，但兩種課程的學費卻相差無幾。以林溢欣中六中文課程為例，每月現場班僅比視頻班貴20元。
為了一睹教師真容，很多人願意擠破腦袋爭奪名額。今年暑假前夕，位於沙田的一家補習社門前就上演了700位家長通宵排隊為子女報名的一幕。
明星化
在一間廠房式攝影棚裡，英皇教育新一輪的廣告宣傳片正在拍攝，鏡頭前的是英文補習老師Alan Chan。按照攝影師的指令，他揮舞手中的鐳射筆，用略顯誇張的動作拼出了一個英文單詞Perfect。問他為什麼要寫這個單詞，「學生都喜歡完美嘛」，他不假思索的說，嘴角露出微笑的弧線。
這天的拍攝從上午10點不間斷到下午4點，6位老師分為兩組先後進行。他們需要做出一些特定動作，最後剪輯成一個1分半鐘的宣傳片。那個片子後期將配上銀色的電光、玻璃破碎、火焰與爆炸等特效。這支攝影團隊不久前才為另一位肌肉發達、長相酷似吳彥祖的老師，拍了一個拳擊主題的宣傳片，那位老師現實生活中並不會拳擊，他負責的科目是英語。
Alan Chan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拍攝，今年類似的拍攝已經進行過十幾次了，而新課程推出時，輔以視頻是必備程序。即使身經百戰，一個簡單的動作，他還是被要求重做了4、5次，以實現最佳效果。
Alan Chan是英皇的英文科「男一號」人物，已經有十幾年的補習經驗了，但他的臉孔看起來還是像個鄰家哥哥的感覺。他身穿一套深色修身西裝（補習老師似乎永遠只穿修身西裝），袖口略微捲起，左手手腕上佩戴的紅色運動系手錶格外醒目，這是他為了迎合學生的時尚品味特意選戴的。他就像個明星，不，他就是明星。至少他是這麼要求自己的，面對記者或者鏡頭，他永遠微笑，保持耐心。
Alan Chan以前不是這樣子的。「你看，這是10年前的我」，補習天王翻出手機裡一張照片。照片上的男子佩戴金絲邊眼鏡，穿著一套明顯不合身的肥大西裝，表情拘謹雙手環抱站在課室裡。他的頭髮蓬鬆而凌亂，像頂假髮。總之，那個他與眼前的他比起來，糟糕透了。
在通向補習天王的路上，他是經過改造的。
「我為Alan設計的是 Young Look（青春系）路線」，作為英皇教育的創辦人，岑兆昌給每一位前來面試的老師預設三種類型，並努力將他們對號入座。第一種老師走的是專業化路線，可以不漂亮但必須給學生傳達一種專業的形象——一身職業套裝的Mia Wong就是這種類型；第二種走的是YoungLook路線，走這一路線的老師必須要具備形象可被改造的潛質；第三種就是既不漂亮，氣場也不足，「那就要走感情路線了」——這聽起來像個不得已的選擇。在岑兆昌看來，三種類型可以滿足不同學生的需求，就像RPG遊戲裡的角色扮演。「假設一位老師形象不太好，就算再怎麼改造，穿起西裝來也還是怪怪的，這時就會嘗試讓他走感情路線，用關心學生的方式來彌補他形象上的不足」，岑兆昌解釋說。
其實，將補習老師明星化，能夠充分迎合了學生對偶像的膜拜情結。「2000年時候，學生一見到老師，好像見到歌星一樣，大喊，甚至是等到放學的時候拍照。那個時候真的是很誇張，比現在誇張的多。」岑兆昌回憶說。
Alan Chan的改造是從「頭」開始的，那時候臺灣組合「飛輪海」正當紅，他選了與他們一樣的髮型，並染成棕黃色。此後，每年他都會變換兩到三次髮型。在英皇教育內部，有一個由形象設計師、化妝師、創業總監組成的7人團隊，除了負責宣傳拍攝，他們還會幫助老師給出追緊潮流的著裝與髮型建議。
「變形」路上，難免有失敗教訓。Alan Chan曾嘗試過一個叫做「AllBack」的髮型，把所有頭髮高高隆起，向後梳。「學生覺得這個髮型太奇怪」，所以，這個髮型僅維持了3個星期。在Alan Chan看來，漂不漂亮是其次，不斷嘗試新造型的目的，是給學生以新鮮感，讓他們不至於在課堂上打瞌睡。
Alan Chan
對於有些人來說，要變的不僅是髮型，甚至包括了名字。張欣欣在2006年成為當代書院的補習老師時，公司要求他將名字換成「楚鋒」，理由是，新名字有西楚霸王的味道，利於被人記住與傳播。他一點也不情願，「我的名字是父母給的嘛」，但作為新人，他還是接受了這個安排。直到後來他跳槽，才改回本名。
正如那些演藝圈的明星一樣，除了包裝，推廣也是必不可少。為了提升老師認知度，各大補習社從不吝嗇在廣告上的投入。90年代末，以英皇教育、現代教育、遵理教育為代表的大型連鎖補習社迅速崛起，為了爭奪市場份額，紛紛在報導刊物上刊登廣告。那時起，補習名師們即已突破傳統老師嚴肅刻板的印象，以靚麗形象示人。2003年，遵理學校開始在巴士車身做廣告，這種創新的廣告玩法一度讓其知名度迅速提升，創辦人伍經衡曾表示，當時遵理每年花在廣告宣傳上的費用約佔總開支的20%。廣告形式在隨著時代進化，各類炫酷的短視頻也成為宣傳手法。目前，英皇教育全年廣告宣傳費用高達四五百萬港幣。
第一次在巴士車身看到自己的頭像時，Alan Chan既興奮又自豪。但現在，他的心態在微妙變化：廣告變成了一種安全感的來源。他承認，由於公司宣傳重點不同，自己的頭像不是次次能被公司放到街頭廣告裡。他充分理解，但還是不可避免感到心慌。
事實上，廣告中的主角——補習天王們時常也要為昂貴的廣告費用買單。「通常學校每年會為老師們統一投放廣告，這筆費用會由公司支付，但有些老師若想額外投放其個人廣告，就必須自行支付廣告費」，岑兆昌解釋說。
按照一種可以適用到所有行業的老套說辭，實力（或者口碑）才是決定你能否成為佼佼者的關鍵因素，對於香港補習業來說，廣告宣傳是啟動按鈕。某種程度上，這就像一場賭博，能夠賺取多少，取決於你先前願意投注多少。張欣欣說，他初出道時籍籍無名，為建立名氣，向當時任職的補習社連續兩年借款共超過200萬元，用於街道大型廣告牌、雜誌報章廣告上。借款逐月從他收入扣除，最初一段時間，他需要將每月收入七成用來還債。「那兩年我覺得自己負債纍纍」，張欣欣說。但他也承認，效果很明顯。
對於許多剛入行的新人來說，他們難以砸進一兩百萬元賣廣告，但利用社交媒體，他們也可以利用較低廉的成本實現宣傳效果。K.W.Ho是剛加入英皇教育的歷史老師，他自費在Instagram投放了廣告。他還有一個博客分享他對歷史學科的心得，這個博客瀏覽量已經超過150萬。
張欣欣也是社交平臺的成功者。2012年他最初開始運營自己的Facebook專頁，在上面記錄下他和新婚妻子的生活點滴，也敢於拿自己開玩笑（比如他故意發一些把自己奇形怪狀的照片），他Facebook慢慢火了，帖子的點讚量多的時候可以達到七八萬，粉絲數量也升至13萬。他承認這對擴大生源很有幫助。公司內部的其他補習老師時常向他請教Facebook的經營之道。
從左起為星河教育補習老師張欣欣、範浩揚、Nixon Chan
競爭
人們總是把目光停留在最拔尖的群體。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真正做到年薪千萬的補習天王屈指可數。「整個行業學生人數超過1000人的老師不過十二三個」，星河教育創始人範浩揚對《亞洲財經》估計。
很多人帶著美好願景進入補習行業，卻在最初幾個月就鎩羽而歸。星河教育的數學老師Nixon Chan回憶，入行的第一個月，他為自己設定了一個較低的目標，每個課程收夠20個學生就好。但現實重創了他，各班學生合起來也不到20個——這一切與他對補習行業的想像完全不同。他一度想退出此行，但最終咬牙堅持了下來，4年後的現在，他已經小有成就，擁有兩位全職助教。而過程中，他見證了許多的新人與他有著同樣的早期經歷，他是唯一抗住壓力沒有離開的人。
Mia Wong也不是一夜成名的。2001年，大學畢業的她進入當代書院成為一名日校老師，一年後，恰逢當代書院意圖開拓補習社業務，多次被學生評為最受歡迎老師的她順利通過面試。她入行就已經做的不錯了，月入6萬元，但這個成績，離補習天后差得還遠。後來的一切轉折，緣於那個在YouTube如病毒般瘋傳的視頻。
2005年，當代書院為她量身打造了一個古裝惡搞廣告，為其英文課程造勢。她在其中模仿電影《無極》中張栢芝的扮相——兩人毫無相似之處。「當時拍完這條古裝廣告在香港社會引起轟動，走在路上，就連一些家長都能認出我，有一些學生也會慕名而來試堂，因為試堂是免費的，試完課後大部分學生都願意留下繼續補習」，她回憶說。廣告效應讓學生人數增長了6倍之多，這是她始料未及的。「其實當時有很多補習老師都在做廣告，但以古裝形象示人應該還是第一次」。
「一個老師要做到出名，的確要靠一些運氣。」她說。「我剛剛畢業肯定沒有這麼多錢，如果公司不願意投資的話我都沒機會上鏡。」身為當代書院唯一的英文補習老師，Mia Wong集所有廣告資源於一身，「當時一賣廣告，大家就覺得英文一定找Mia。」
運氣始終跟著她。2006年，她被挖角進入英皇教育，半年後，公司迎來了另一位與她年紀相仿、外形卻更加搶眼的英文科女老師，這讓她倍感壓力（她向管理層表達過不滿），「很明顯她比我漂亮，多一個老師，學生就多一個選擇，那可能我的學生人數會減少。」那是職業生涯中她遭遇最大的一次威脅。最終她獲勝了，那位對手一兩年後就消失不見了。後來，公司英文科引進的補習老師都是男性，一般而言，這意味著類型不同，從她這裡分流學生的機會小得多。
在如今的英皇名師榜上，Mia Wong憑藉豐富的經驗和長久積累的名氣穩坐英文科的頭把交椅。「當然也不能排除實力的因素」，她笑著補充道。
然而她依然精神緊張，她害怕學生數量的減少——學生是逐月交費，如果不喜歡你，或者認為補習效果不佳，下一個月就可以用腳投票。有時候學生會告訴她下期會繼續，但她從來不敢擔保票，「因為他當場會騙你」。Mia Wong說，十幾年來，這種恐懼感從未真正消退過，每月末將捲土重來。
現在Mia Wong平均每周要上十幾節現場班，任憑再忙，每天也會花上至少2個小時解答學生在Facebook上的提問。雖然助教也會幫忙答疑，但大多數時候，她還是願意親力親為。在她看來，做補習社與中學最大的不同在於，學生是尊貴的客戶，老師則永遠是被選擇的，要想脫穎而出，就必須竭力服務，讓課堂變得有趣，最後，爭取押中考題。
對於放學後已經足夠疲憊的補習學生來說，充滿活力的課堂尤為重要。為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Mia Wong需要每隔10分鐘就製造一個笑點，「不是普通地講笑話，而是要備課，笑點是為了要教這個英文單詞」。她絞盡腦汁找到那些合適的笑話，再對著鏡子練習，直至可以脫口而出。一堂新課她往往需要4-6個小時準備。
除了殘酷的內部競爭，補習老師可能面臨著另外的憂慮，從長遠趨勢來看，整個市場在縮小。
2009年9月開始，香港開始實施中學教育改革。整個中學階段的公開考試由以往的兩次(中五的會考與中七的高級會考)變為一次（中學文憑考試）。新制下，考生人數由此前的每年約12萬人降至7萬人。
出生率的降低也為補習行業帶來挑戰。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資料，按照每千名人口計算，2010年香港粗出生率為12.6，而到2014年僅有8.6，下跌32%。
補習是個已經明顯飽和的行業，所有領地都遍插旗幟——每個科目都已經有處於壟斷地位的補習老師存在了，其餘的人只能瓜分剩下的市場。但這並不妨礙，躍躍欲試者源源不斷的湧來。
11月16日，在星河教育九龍灣分校的教室裡，又一位新人在接受試講考核。範浩揚與幾位公司高層表情嚴肅坐在臺下，他們似乎故意製造一種凝重氣氛，對試講者的笑話毫無反應。
臺上是位胖乎乎的嗓門洪亮的男青年，他通過了兩輪面試才獲得了這個機會。他未必知道的是，每年向星河教育投遞簡歷的上百名應徵者裡，只有寥寥幾位能夠通過試講考核——比例上來說比考上名校難得多。
如絕大多數人一樣，他的試講並不成功。他是個有過兩年經驗的中學老師，但在範浩揚面前，他顯得很緊張，語氣生硬，手中的筆在顫抖。但這不是他失敗的真正原因，在6個評價標準裡（有演講技巧、學科知識、教材準備、教學方法等），他得到不過1到2分（滿分五分）。最終的點評，像是一場他的批判會，他獲得的唯一認可是「聲音夠響」。然而補習依然對他來說是一個充滿想像力的行業，當範浩揚問他，未來期待可以賺多少月薪時，他說的數字是十萬元——相當於他同等年資的日校教師的4倍。
「或許你會覺得我說少了。」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補充說，那張未能擺脫緊張感的臉，微微泛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