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戰（一九五零至五三年，又稱韓戰）是大韓民族現代史上最大的傷痛，造成民族長達七十年的分斷。兩韓因為意識形態，戰爭期間針對異見者犯下無數屠殺罪行，其中相當部分歷史在韓國經歷民主化之後，才重見天日。韓戰期間，韓國被白色恐怖籠罩，針對親北韓分子、左派，許多無辜國民慘遭屠殺，「濟州四．三事件」前後七年七個月，屠殺了兩萬五千至三萬名居民，佔濟州島人口十分之一，比較欣慰的是，二零零三年總統盧武鉉就為事件致歉，亦有根據特別法成立的「真相糾明委員會」。更大規模的「國民保導聯盟事件」則屠殺了六萬至二十萬人左派以及懷疑是左派的人士，直到二零零八年一月，進步派總統盧武鉉卸任前，才為事件致歉，得到官方正式平反。但事件訴訟、正義的追討仍未結束，直到二零一五年，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首次判決對「保導聯盟」巨濟島、昌原市受難者，給予國家賠償，及後訴訟不絕，最新的是針對蔚山四十三個受害家庭的訴訟，才宣判國家應予以賠償。時隔七十年，許多慘遭「保導聯盟事件」的倖存者家屬，才可以理直氣壯地向國家追討他們未竟的公義。
華文世界提起韓戰，多強調在國際地緣政治的價值，強調中國以輕步兵與世界頭號強國的對抗，並提升國際地位，對於大韓民族分斷的歷史傷痛則較少著墨。對於韓民族來說，這是永遠的傷痛，是一代人的分斷，過去十數年，金剛山兩韓家屬團聚時刻，落淚的場面不斷，更不用說韓戰期間被國家公權力屠殺的數十萬人民和家屬，他們仍舊年復一年尋求公義。除了韓國政府，朝鮮政府以至以聯合國軍名義參戰的美國，同樣在韓國犯下眾多戰爭罪行。
歷史的正義往往遲來，也往往沒有人記得歷史的慘劇。時隔七十年，韓戰世代基本上都已凋零，即便在韓國國內提起「國民保導聯盟事件」，所知的人亦很少。「移行期正義」（即轉型正義）在韓國的焦點也放在八十年代的光州事件、自由民主化的抗爭。七十年前的事，「濟州四三事件」也遠比「保導聯盟事件」更廣為人知。首爾大學國際韓國學中心所長樸泰均對亞洲周刊說：「事件除了受害者家屬以及專家之外，已被多數韓國人所遺忘。」由於《國家保安法》針對親朝鮮、左派人士，事件在韓國左派依然諱莫如深，很少公開討論，韓國左派學者也不願接受記者採訪。韓籍學者、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法學院副教授、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成員白泰雄曾經是韓國社會主義勞動聯盟的創辦領袖，因左派政見被指觸犯《國家保安法》，入獄六年多，直到一九九八年才被釋放，他對亞洲周刊說：「時至今日，社會主義、左翼形態的討論在韓國都被視為禁忌，保導聯盟事件帶來的傷痛仍未完全解決，韓國仍需要切實措施，調查當年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成員白泰雄
被隱沒的「保導聯盟」
韓戰期間，韓國李承晚政權犯下許多戰爭罪行，規模最大的就是「國民保導聯盟事件」（一九五零年夏天）、「濟州四三事件」（一九四七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其他還有「江華島大屠殺」（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至九日）、「漢江大橋爆破事件」（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等等，死者由數百至一千不等。
「濟州四三事件」事發地點集中在濟州島上，濟州當地人的平反鬥志較強，還在全鬥煥專政時期的一九八七年，濟州大學總學生會就對「四三事件」舉行首次慰靈祭，之後每年四月三日大學都舉行追悼集會。「四三事件」後，即使事件導致四千餘濟州人流亡到日本，仍心懷故土，竭力為故鄉慘劇爭取平反，一九七八年作家玄基榮所寫的小說《順伊三寸》（伯母），是韓國第一部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小說，在韓國國內被查禁，但日文版在旅日韓僑中廣泛流傳。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仍有在日濟州人於東京YMCA舉行紀念集會。相關平反、賠償工作也較順利。二千年一月，金大中政府就通過有關事件的《濟州四三事件真相究（糾）明與犧牲者名譽恢復特別法》，成立相應委員會，經過兩年調查完成相關報告書，並由時任總統盧武鉉正式道歉。同樣在二千年，開始構思建設紀念事件的「濟州四三和平公園」，並在二零零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完工。現任韓國總統文在寅亦在今年四月三日出席在和平公園的追悼儀式，是十五年來第二位總統到現場致祭，可見受到進步派的重視。
《順伊三寸》：是韓國第一部關於濟州四三事件的小說
相較之下，屠殺規模範圍、人數大數倍至十倍的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則沒有那麼幸運。不同於濟州事件，至今沒有《特別法》加以處理，國立政治大學講師朱立熙對此表示：「部分受難者家屬可能擔心作證、提供證據，會受到有反共條文的《國家安全法》懲處，家屬都不太敢出來。」曾任忠清北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樸文順也在二零零七年表示：「由於缺乏主謀的證詞，揭示真相有很多限制。」倫敦大學城市學院法學院講師安德魯．沃爾曼（AndrewWolman）曾在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他關心道：「儘管和解作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一部分，但『和解』對於韓戰罪行來說已不是主要目標，不同於九十年代的南非，韓戰犯下罪行的人多已不在人世，又或者是耄耋之年。而暴力又由於是政治正確的動機，而非因為種族、民族考慮，從現實角度看，和解的必要性也低了不少。」因此，「保導聯盟事件」受到的重視少很多。
血案如何煉成？
國民保（輔）導聯盟事件，因「保」與「輔」在韓文同音，因此相通。現時在華文圈，國民保導聯盟事件較為通用，故用簡稱「保導聯盟事件」稱呼。顧名思義，「保導聯盟」本來是李承晚政府用作「保護」、「輔導」、「導正」共產主義、左翼分子，使其「改過自新」。據長年在韓國擔任記者、現為政治大學講師的朱立熙了解，保導聯盟的始作俑者是著名反共檢察官吳制道，他對於起訴、掃蕩左派不遺餘力，由他向李承晚提議「對接觸左翼共產人士進行思想改造」，朱立熙說：「反共檢察官吳制道發現，南逃避難的人當中，有不少人曾經是共產黨員，或潛伏到南韓的間諜。因此成立了一個『國民保（輔）導聯盟』，讓這些共產黨員能夠自新，給他們申告的機會。」於是在韓國各地設置登記所。到了晚年，吳制道非常後悔，公開反省、道歉：「國盟屠殺了太多無辜人民，我感到非常後悔。」
圖：朱立熙提供（左：吳制道，中：朱立熙）
「國民保導聯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這政治任務經過官僚階層的執行，演變得極為荒謬，官僚為求達成登記所人數目標，提供各種誘因，例如送米、送麵粉等糧食或日用品，許多鄉下農民因戰爭沒有飯吃，就被物資吸引，糊裡胡塗成為「保導聯盟」成員，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甚麼是「共產主義」、「共產黨」，經過一年發展，到韓戰爆發前的六月，對於聯盟總人數，學界已有共識，認為韓國各地已有近三十萬保導聯盟成員，分散在包括現時的大田廣域市、蔚山廣域市、慶尚南道首府昌原市、濟州島、江華島等地。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揮軍南下，一路勢如破竹，將李承晚政權壓縮到釜山一角。韓戰爆發三天之後的六月二十八日，朝鮮軍隊就佔領當時的漢城（今稱首爾），據多個執行命令的軍人、警察回憶，屠殺源於李承晚在六月二十七日下達的《總統緊急一號命令：緊急情況下懲治犯罪者的措施》（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考證為六月二十八日頒布），為了防止保導聯盟成員與朝鮮勾結，因此進行「預防性屠殺」，同時間發生的還有「濟州四三事件」、「江華島大屠殺」，但規模都遠遠不及「保導聯盟」相關的大屠殺。
時任韓國內務部治安局長（現稱警察廳長）、後來曾在樸正熙時代任首爾市長、內政部長的金泰善（KimTae Sun）甚至以自己殺害共產主義、懷疑共產主義者為榮，他自己就不諱言處決了一千二百名相關人士。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樁曾撰文《反「內患」之戰》（Thewar against the "enemy within"）考證出，金泰善就是早期包括「保導聯盟事件」在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金泰善公開承認他曾在首爾及其市鎮在內的戰區，處決共產主義者，當時美國駐韓國大使穆西奧（JohnJ. Muccio）亦回憶道：「金泰善下令殺害朝鮮『間諜』。」韓國反間諜部門（CIC）頭子金昌龍也是屠殺執行者之一，積極捕殺「南勞黨」成員，李承晚甚至稱讚金昌龍是他理想的左右手（Theideal right hand man），讓他直接掌握整支韓國國軍。屠殺之殘暴、不公義連美國人穆西奧也看不下去，曾要求李承晚和國防部長申性模停止未經審訊的處決。
李承晚
金泰善
血案累累難以估算
根據當時憲兵第六師師長金文植在二零零七年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證詞，第一波大屠殺在江原道、忠清北道和慶尚北道發生。第一場屠殺於六月二十七日在江原道橫城發生，同在江原道的清原市倉庫裡，則屠殺了三百七十名保導聯盟成員，忠清南道瑞山市附近則屠殺了八百人，忠清北道陰城郡、鎮川郡則屠殺了七十人。同時，第六師又在慶尚北道的慶州屠殺三百五十人，並在尚州、聞慶市屠殺四百多人，而在忠清北道，就合共五千八百人被屠殺。而單一集中營，最大規模的屠殺則在首爾附近的大田刑務所（監獄），「保導聯盟」共有一千八百人遭屠殺併集體掩埋。
大田刑務所一千八百人遭屠殺
其他已知的屠殺場所還包括在慶尚南道昌原市，包括保導聯盟成員在內，合計一千六百八十一名平民在一九五零年六月至八月期間未經審判，就被憲兵殺害。而在蔚山廣域市，根據二零零七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報告書》，大約一千人被屠殺，受害者遺骨在一九六零年才被發現。釜山地區在二零零九年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報告中，也顯示有一千五百名保導聯盟成員被屠殺。「保導聯盟事件」屠殺人數人言人殊，由於年代久遠、材料不足，沒有統一的說法。較通行的說法有兩個，一是韓國首爾大學教授金東椿估計，有六萬至十一萬人死亡；最高是韓國延世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樸明林估計，有二十萬人死亡。
（文章原刊於亞洲周刊2020年26期/6/2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