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在兩次全球能源危機以及美國自身出現的經濟滯漲的影響下，到80年代初，美國的經濟出現了一系列問題，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下降嚴重，同時國力也開始下降，從前以霸主自居的美國，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攻勢，愈來愈難以抵擋，伴隨著國際地位的日益低落，甚至連一些小國家都開始不在乎美國的警告。在內外交困之下，美國的社會思潮和政治氣氛與六七十年代截然不同，保守主義重新回歸，開始對曾經攻擊自己的自由主義發動反攻。裡根上臺後，對內，在經濟上開始大幅度減稅，放鬆政府管制，並且減少福利開支，意識形態上日趨保守；對外，則主動出擊，加強軍備，加強與中國的關係，恢復美國一度在越戰和伊朗危機上被削弱的領導地位，積極與蘇聯爭奪世界的領導地位，更加強自己成為自由世界領袖的形象。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好萊塢電影一掃六七十年代懷疑國家、懷疑政府甚至懷疑一切的傾向，重新檢討一度厭惡的過去。曾經那些反戰遊行、民權運動、搖滾音樂、迷幻藥品以及混亂自由的性生活所代表的的「朋克」和嬉皮士時代衰落過後，留下的分崩離析的價值觀開始顯露出後遺症，美國人開始重新思考個體與社會，保守的觀念回歸，達斯汀·霍夫曼與梅麗爾·斯特裡普主演的《克萊默夫婦》以及亨利·方達與女兒簡·方達主演的《金色池塘》等影片，就是這種集體保守思潮回歸在好萊塢的體現。而暴力電影也不再像《發條橙》《獵鹿人》《窮街陋巷》那樣灰暗和沉鬱，反而更加強調忠誠、榮譽以及國家主義。這段時間比較有代表性的便是以動作片見長的史泰龍所編劇兼主演的《第一滴血》。
《第一滴血》（1982年）
《第一滴血》嚴格來說屬於戰爭片的範疇，作為一種「國家暴力」體現的類型片，原本它就是傳統好萊塢電影領域中經常表現的主題。然而，戰爭電影並不能代表好萊塢暴力電影的全部，尤其涉及類型之間的交叉。在一個全部由男人組成的動作片裡，《第一滴血》沒有了戰爭過程中的血肉橫飛和為國犧牲的榮耀感，它只是將戰爭作為一個引子，用一個普通士兵的角度來觀察戰爭，以及戰爭帶來的一切。
史泰龍飾演的一名士兵，從越南戰場「四肢健全」地回到了故鄉，雖然他僥倖沒有死去，但是後背那深深的刀疤以及內心受到的極大刺激，已經讓他渾身傷痕累累。這些歸來的老兵拒絕接受強加於他們身上的種種符號，並把他們遭受的不公平通過暴力，返還給這個曾經一度拼命保衛的故鄉。這是一個頗有意思的因果。
他們接受國家的訓練，聽從國家的號召，跑到異國打了一場自認為正義的戰爭，回到故鄉時發現，他們不僅被國家拋棄了，甚至還被一群被他們保衛的、享受寧靜和平、吃的肥頭大耳的國民痛斥為「殺嬰兒的匪徒」，而當他只想在某個小鎮洗個熱水澡、吃上一餐熱飯，卻被霸道的警長關在牢裡。他又靠著被國家訓練出來的手段殺出牢房，與警察展開一場大戰，甚至還攻佔了警察局，劫持了警長作為人質，如果不是他的上司「崔普曼」上校出面勸說，他完全可以摧毀國家的暴力象徵——警察局，以及警察局保護的這個偏僻小鎮。他的暴力始於國家，又還給了國家！
那這一場慘不忍睹的戰爭究竟換來了什麼？什麼樣的戰爭會導致敵方痛恨，己方也痛恨？其實直到結尾，史泰龍都在質問，這群死傷無數、傷痕累累的士兵究竟是國家的什麼。但是在六七十年代，類似的詰問，是得不到觀眾的回應的，因為那時候，美國街頭正在進行著如火如荼的反越戰運動。但是，到了80年代，觀眾開始反思，也開始質問，這群士兵對於國家來說，他們到底是什麼！
其實「崔普曼」上校在警長與一幹警員於帳篷內討論如何上山抓捕「蘭博」的時候，直接告訴了他們，這群士兵就是國家訓練出來的「殺人機器」。一如農民種田、工人做工、教師教書、學生上學，那麼士兵就是殺人。如果說在六七十年代，美國人不在乎士兵的死活，只考慮是否符合人類的正義，那麼此時，美國人開始反省，這群人原來竟然是有血有肉的同胞。這其實也預示著美國人開始拋棄六七十年代的個人主義，重新對集體主義和國家榮耀的再認識。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美國人又開始找到了他們的「根」，類似約翰·韋恩曾經在西部與印第安人爭奪土地時大肆殺伐的「戰魂」。
史泰龍那雙無奈的眼，清瘦的雙頰，矯健的身手，看似對抗著美國國內的暴力機器——警察，可是卻從另外一個方面深沉地喚回美國人一度嫌棄的暴力，即國家暴力！美國保守主義時代來臨了。而後史泰龍在不同時期又拍攝了數部《第一滴血》的系列電影，內容大同小異。強烈的美國「正義觀」都在他的電影裡展露無遺。他在電影裡的每一次成功，都代表著保守主義所代表著的國家暴力又一次赤裸裸的勝利。
如果好萊塢有政治宣傳片，那麼《第一滴血》無疑是一部經典的政治宣傳片，影片的力道遠超一切口號、一切宣傳標語，它用一個精彩的故事，告訴美國人民，這個國家之所以強大，成為超級大國，靠的是那些前赴後繼、英勇無畏的「殺人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