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中的主角，託尼，未能笑到最後，他的陰謀在最後一刻被揭穿了。他敗在無法掌控的細節上，事情並非完全按照他的設想進行，這是現實和小說的區別。寫偵探小說的馬克在謀殺發生之前說的話成了預言（在小說中，故事按照作者的設想發展，但在真實生活中可就不是了。）
關鍵時刻，託尼的手錶停了，託尼的延誤讓史望在焦急等候中把鑰匙歸回原處。這一託尼未曾料想到的舉動導致他犯了一個小錯誤，而這個錯誤，最終讓真相大白，讓一切無法證實的事情得到證明。
與大多數懸疑片不同之處在於，觀眾從一開始就知道了所有事情：託尼的殺妻動機、計劃和所做的一切鋪墊工作。他寫了兩封匿名信給他的妻子——瑪戈，給她造成有人在暗中敲詐她的印象。而託尼也終於找到了他憑空捏造之人的合適人選——史望，威逼利誘之下，史望答應替託尼殺妻。
希區柯克喜歡給觀眾提供有餡的餅，咬到餡時的驚悚成為觀看希區柯克電影時最為獨特的感受。不過在這部影片中，一開始餡就完全展露，觀眾和片中主謀託尼知道得一樣多，於是，觀眾暫時與託尼共情，希望不至於露陷，這和道德無關，直到最後，瑪戈要被執行死刑的前一天，觀眾的道德才回歸理性，畢竟事關生死，這時又迫切希望公義的回歸。
基於這樣的情感基調，作為觀眾的我們在一開始希望託尼的計劃能夠完美進行下去，所以當11點鐘到時，託尼還沒有打電話，我們就和史望一樣焦急；當史望後背插上剪刀，又在自身重量作用下深入體內導致意外死亡後，我們也和託尼一樣意外，如何應對這突如其來的劇情反轉？
託尼的沉著徵服了我們。他一系列的舉動：延遲報警、銷毀史望勒瑪戈時使用的長布條、擺上瑪戈的絲襪、把馬克的信放在史望的大衣內袋中、把鑰匙放回瑪戈的包中，讓我們終於明白他的歹毒用心，他要嫁禍瑪戈，讓她擔負謀殺的罪名。
託尼真是個高手，能夠在劇情反轉的情況下隨機應變，先是想讓警察相信這是一起入室盜竊案，警察通過分析史望鞋子上有門墊的纖維排除了從窗戶進入的可能；接著又想讓警察相信史望有鑰匙，因為瑪戈的包曾經丟失過，而鑰匙一定被人複製，不過警察又否定了這種可能，因為史望的身上沒有鑰匙；最後只剩下一種可能，是瑪戈自己開門讓史望進來。這點和史望身上的那封信，把瑪戈陷入無法說清的地步，而史望勒她時用的布條也被託尼銷毀，正當防衛成了有意謀殺，劇情又一次反轉。
正如希區柯克說的「壞蛋越是得逞，影片越是成功」。託尼一次又一次圓謊成功，他的每次回應，就如同高手之間一次又一次的博弈，網球場上一個又一個的回合，而他無疑是網球名將，完美救起一個又一個球。直到最後馬克的請求，以及哈伯特警長的又一次造訪，我們才明白事情竟然已經如此糟糕，瑪戈就要被執行死刑，木已成舟、案情似乎無法反轉。
最後，哈伯特警長巧妙設計了情節，翻案的過程同樣絲絲入扣、合情合理、扣人心弦。當託尼終於明白他為什麼打不開門時，他才恍然大悟他所犯下的錯誤。哈伯特警長的高妙之處在於讓託尼自己意識到錯誤，並共同見證託尼意識到錯誤之後的一舉一動。
託尼的行走、停頓、思考、轉身，配上哈伯特警長的講解，讓我們「看見」了他的思維過程。當託尼終於想通，拿了仍舊在地毯下面的鑰匙之後，他等於是供認了所有的罪行。他打開門，抬頭意識到有這麼多雙眼睛的注視，馬克曾說過的話又一次得到應驗：我犯了一個錯誤而不自知，直到所有的人都在看著我。
堪稱完美的劇本，計劃與變化、設計與反設計、假定與反假定、劇情多次反轉、人物在相應情形之下的應對、哈伯特警長的翻案，成了影片緊緊抓住觀眾呼吸的地方，讓觀眾幾乎忘了這部電影絕大多數鏡頭都在一套公寓中拍攝完成，連瑪戈在法庭接受審判的場景也被導演省去。
這是希區柯克的聚焦原則，他認為戲劇的基本特點正在於「集中」。所有情節在單一地點發生，其他地點，諸如維多利亞車站、馬克公寓、庭審現場、史望女友家、汽車修理廠、銀行等等，都僅通過人物對話表現出來，而當我們被人物對話緊緊吸引，敦促自己迅速跟上片中人物思路，看完影片還根本沒有意識到地點單一時，就從觀眾角度證實了「集中」效果的有效以及其他場景的可有可無。
除了通過單一地點體現集中原則外，希區柯克還使用低視點角度拍攝法以突顯人物在畫面中的效果。為了讓攝像機處於和地面一樣低的位置，攝製組還特意在地上挖了一個洞。
當託尼向史望描述他計劃中的完美謀殺時，攝像機拍攝角度突然從低處切換到了高處，帶來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體驗。從高空向下拍攝，除了能看清楚他們在公寓中的行動路線之外，更有一種隱喻在其中：所有的壞事並非只是你知我知，還有，天知，地知。攝像機仿佛代表了一雙暗中鑑察的眼睛，上帝無時無刻不在暗中看見你所有的行為，明白你所有的心意。
瑪戈遭遇不公正審判的鏡頭，純粹到只剩下兩幅，一幅是瑪戈的臉，她的背後，燈光在不停變幻，寓意她內心的翻江倒海，另一幅是法官頭頂羔羊卷的假髮上蒙了一塊黑布，寓意公平公正暫時被黑暗遮蓋。
人尚且不知道風從哪裡來，朝哪個方向吹，又如何策劃完美謀殺。完美，只停留在想像中、劇本裡、偉大的電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