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僅此而已，在人身上是否就沒有比以上探討讓我們認識到的更多的東西，這個問題只能根據人自己的生活來加以討論。正是我們在人生中發現的東西將決定我們的答案。確實，我們從生活中發現了某種東西，它不僅僅是一個外部世界給心靈投下的陰影，不僅僅是一個要由外部來填充的虛空。而且，它也不是需要由另一側面來補充的實在的一個側面，主體對一個位於外部的世界的應答反應。因為，對於在我們自己的生活中看不到的世界，我們一無所知。甚至當我們從我們的生活中抽象出某種特徵並把它作為一個對象放在我們自己面前時，其實也並沒有真正把它放在我們之外，而是仍然在我們生活本身的範圍裡，給了它一種特定的確定性和普遍性。我們不可能，也永遠不會逃離包含著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的生活過程，逃離這一意義更廣泛的生活。我們能否超越我們的限制，只能取決於這種更廣泛的經驗的性質。在這裡沉思和推理無濟於事。從太古時代起，人們就試圖把握和集中人的各種獨特特性，從而確保人的突出地位。我們被告知，人是一個精神的存在，他在精神界的成員資格給了他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在個體的生活提高到一種個人的、精神的水平的過程中，亦即在文明的形成過程中——在個體聯合形成諸如社會、國家乃至人類本身這樣偉大的精神組織的過程中，同樣，在建立諸如科學和藝術這樣巨大的結構的過程中——在這一切過程中，有如此眾多新穎獨特的東西，人們終於發現，它本身已足以保證人的優越地位，並使他的生活充實完滿。那麼，我們為何要對這一優勢提出質疑呢？主要因為我們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我們是如何受自然規律與我們自己人性的束縛和限制，使得我們對這一新發展的意義與可能性產生懷疑。特別是我們認識到，它所提供的內容和我們由以了解它的形式之間存在著一種極其尖銳的矛盾。精神生活按照它自己的立場發展它自己的王國；它提出它的真理，仿佛不受人類可能遭遇的境況和變化的影響，不受個體之間差異和衝突的影響。它甚至自稱遠遠高出於人的一切奇思異想，並且能夠控制和支配它們。它聲稱能提供一種標準，以衡量人的一切成就，並屢見不鮮地發現其不夠標準甚至一塌糊塗。但是這些運動首次在他身上出現的那同一個人，就他的直接生存而言，僅僅是許多類型中的一種，受到許多方面的約束和限制，並完全服從於他自己的本性，這給他規定了某些他所無法逾越的界限。他決不可能超越他自己的力量。在思想的遊戲中，他不妨構想一個世界，不妨沉迷於大膽的、創造性的想像構造，但是很難看出，這些想像的圖式如何可能對他具有任何現實性，如何可能開啟任何新的真理並對它們的作者即人施加任何有益的、使之提高的影響。初看起來，他試圖給他自己製造的世界一種獨立性，這無非是一種不合理的擬人化而已。一個如此構造的世界，無論有多少優點，都不可能為大家共同擁有，並獲得普遍的有效性。因為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水平上，我們看到人類分裂為互相隔離的單元。每個人有他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而且像其他人一樣具有這樣做的權利。因而可能有無數種彼此縱橫交錯的運動，卻不可能有一個獨立於個體經驗的共同世界，因而也不可能有一種為大家所共有並且對一切領域都有效的真理。但是倘若情況果真如此，生活中果真沒有內在的夥伴聯繫的話，那又如何可能存在科學與藝術、正義與道德、相互理解與同情合作呢？這些甚至不可能成為我們追求的目標。我們甚至不會想到它們。但是我們確實想到了它們，我們確實在追求著它們；而且，無論我們的努力如何不完善，它仍然很有效，已經引起了許多變化，不僅是人的思想的變化，而且是他生活整個內外情勢的變化，以致不容把它僅僅解釋成一種自我幻想。於是，我們直接面對著一種明明白白而又無法忍受的矛盾：那個自稱為是並且必須自稱為是獨立的世界，看來只是一種按完全不同的計劃塑造、受各種各樣限制、隸從於自然條件的生活的產物。倘若如此從屬於其他條件，它又如何可能不折不扣地表現它的真實和對它自己的基礎、它永遠不能離開的根據的優勢呢？倘若無法超越這種依賴關係，而且一般地說，無法超越我們所發現的這個世界的話，則一切我們所謂的精神發展，都無非是一個飄蕩在我們生活中的幽靈的活動。任何精神的東西都無法逃脫自稱為某種東西而又無力成為該東西的矛盾立場，因而它不可避免地陷於一種內在的虛妄不實狀態。逃脫這一根本矛盾的嘗試屢見不鮮，但最終全都導致同樣的兩難困境：或者是，人身上的某種獨特的東西，通過他的各種各樣活動追求建立一個新世界的目標，會立即對人的有限性以及他的整個感官環境的要求提出挑戰；或者是，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人的製品，因而只是一種不實在的幻覺，否則便是產生於一種比人的個體本性更深刻的源泉，從而證明這樣一種源泉是存在的。倘若它並不依存於人，它便不能成為他所特有的人類稟賦的一部分。相反，人必須從它之中找到中介，使他可能介入一種普遍的生活；它必須引進一種與自然的現實舞臺不同的新的現實舞臺，誠然，這種現實只對人類中的我們顯示，但是它並非產生於人，因而並不從屬於人的局限性。換言之，人的精神生活毫無結果，我們對它的一切關注只能是追逐一種虛無縹緲的東西，除非在它背後有一個精神的世界，它能從中獲取力量和可信任的證明。對我們自己生活內部精神性的自立能力的認識，根本改變了我們對人與世界的看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必須面對的問題；不僅如此，它對事物的全部現存秩序發動了徹底革命，不久我們將必須更詳細地表明這一點；然後，我們還將進一步考察這一變化是否包括對人的提高。正如我們已看到的，沒有這種提高，人生便喪失了一切意義與價值。方才提出的斷言顯然是自明性的：它不可能像僅僅構成某個思想鏈之一環的一個命題那樣得到證明。相反，像所有的公理一樣，它的證明只能由兩條爭論路線的會合點得到，一條是較為否定性的，而另一條則是肯定性的。必須指出，對付我們當下問題的一切嘗試都必須達到這一轉折點，否則只能失敗或一蹶不振；而且，這一關鍵性的認識本身便是一切精神進步的必要前提；不僅如此，還是精神活動賴以存在的必要前提。此外，還必須指出，對這一公理的充分認識與說明給生活施加了廣泛的、使之提升的影響，使生活所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會合到這一新的出發點上，而在這樣做的時候，一種清晰的、相互連結的、完全的發展第一次成為可能。向同一點會合的運動越是多樣，我們便越有把握不是在同幻覺打交道。我們以上所作的所有論述都是關於以前的，都是較為否定的證明；而在下文裡，將給出肯定的證明。為此目的，我們必須簡略回想一下關於精神生活、關於世界、關於人性的一般觀點的變化，這種變化與把精神生活提升到一切純粹自然的東西之上有關。精神生活要擺脫我們的有限性，勢必在同時表明它自身的獨立性與本質上的普遍性。然而，這種普遍性所涉及的要求不可能滿足，除非精神生活顯示它自己不只是一種已經存在的實在的附加物，相反，是實在本身極深刻內容的展現，實在正是在這裡獲得自我直觀性並顯示出一種深刻的意義，那是自然過程的一切繁忙活動所不可能展示的。這樣，我們才能夠把世界理解為一個整體，而我們所習慣的對自然圖景的描繪，顯示的只是各種互相連結的元素的相加。與此同時，根本的生活觀念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在自然領域中，生活注重於外部，主要關心如何在事物的變化中間保持相對永久的地位；而現在，它開始有可能考慮它自己本身的狀況，並且有可能發現它的最高任務在於自我發展和自我修養。這樣一種生活不會僅僅花費在用心靈來複製世界，或者用世界複製心靈，實質上這是完全多餘的行動；相反，它會超越對立，並會通過兩個系列累進的相互作用提高生活的整個水平，並結束最初呈現的不完全、不一致的局面。只有當生活變成主動自覺的，從而把對它本身所發生的一切認作一個整體時，它才能獲得一種獨特的內容。但是，倘若我們希望對這一內容知道得更多，就必須擺脫一般的考慮，訴諸於通過思想的作用得以系統化、明朗化的生活本身的自我揭示。由於對一個更深刻的實在的認識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面貌，它也就為世界規定了一種特殊方向的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實在的兩個領域，分別以自然的形式和精神生活的形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它們之間的關係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它們並非肩並肩地處於無始無終的當下；相反，在精神生活能夠在我們的經驗中顯示出來之前，自然的生活必須先達到一個發展高峰。確實，看起來，精神生活是一種較遲的發展，而世界是逐步地從一個階段前進到另一個階段。但是，當我們談論這種前進的運動時，決不能以為後面的階段僅僅是以前階段的一個產物。理由是，在變為自覺的過程中，實在在本質上成了某種新的東西；實際上，是某種全新的東西，決不能把它理解成自然的簡單延伸，也不能理解成根據簡單順序和共存排列所作的記錄。但是，倘若這一變化果真標誌著一種新的、獨創性的東西的湧入，那麼世界的進步便不只是一種發展，而是一種自我發展。自然的和精神的階段都歸入一種包羅萬象的生活，它的自我發展過程本身便是由一個階段向上前進到另一個階段，由於其自身運動的驅使在我們的宇宙中獲得完全的實現。這並不意味著把自然與精神割裂，使它們形成兩個互相隔離的世界，而是非常強調地指出，我們必須注意，不能認為它們是互相平行地連結的，這樣認為，將迫使我們或者把精神從屬於自然（甚至犧牲精神），或者把它們兩者都變成最抽象的形式概念。一旦我們承認這兩個階段的存在以及世界運動的進步性質，我們便開始明白人類生活在其中發揮的作用有何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發生在兩個階段的連接處，在一個階段進入另一階段的地方。人並非只是供戲劇上演的劇場。他自身的活動乃是情節發展所必不可少的；實際上，他在其中扮演一個關鍵的角色。但是，倘若實在的自我直觀性並不在某種絕對意義上成為他自己的，並不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他自身行動的靈感，他不是也可能會在這一世界衝突中合作，並為自覺的實在贏得對單純相關次序的應有的優勢嗎？當然，無需更多論證，我們便可以看出，人若不擺脫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認精神生活即現實的自我直觀性乃是他自身本性的本質，他便不可能把自己提高到自然之上。我們已經看到，迷戀於直接環境不可能給生活以內容。在它提供給我們的生存背後，永遠有一種深刻的、無法滿足的渴望。它是一種情緒極為熱烈的生活，但它缺乏實質；倘若精神世界將提供這一實質的話，我們就必須在那裡尋找我們的真正本性。那裡的要求，不是努力追逐某種遙遠的東西，而是回到人的自我，實現人自己的本性。即使從感官經驗的觀點看，這一實現也是艱難的、永無完結的；考慮到精神生活的獨立性，這一任務的困難更是大大加劇。因為這一考慮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種新的責任感。我們不可以再限制自己，只關心生活的這一那一具體特徵，而必須把更新我們的全部存在作為目標，全力以赴以使我們的日常生活擺脫一切使之複雜使之洩氣的東西。但是，雖然一個崇高的理想由此豎立在我們面前，該理想仍然位於我們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在它之外。我們認識到生活的根本關係並不在於與任何外在於我們的存在形式相連結，而是在於與一種精神世界的聯合，它與我們的實質本身是一致的。一種特殊的生活類型不可避免地從這些信念中產生出來，而且，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它與我們至此所考慮的類型有明顯的區別。因而，人本身便是一個大難題。沒有一個封閉的範圍可以關閉他的本性。他的獨特之處事實上正在這一點，即一種特別有限的存在形式（他身上純自然的東西）接觸到一種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這種接觸的結果是引起碰撞和鬥爭，使整個生活因為相互衝突的情感而處於緊張狀態。我們大家全都很了解，一當人的生活開始努力擺脫其本性之時，它會被何等普遍的不安所佔據。我們的精神生活藉以發展的方式，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我們經驗中的不同世界的這一會合。精神的真理不能吸引我們，除非它作為我們自己的真理來到我們面前，而不是作為與我們格格不入的東西。為了提出有效的號召，它必須植根於我們的本性之中，並幫助這一本性的發展。但同時，它赫然高聳於一切人類弱點之上，它具有或至少可能具有主宰人類一切目標的力量。我們無法根據任何其他的觀點來解釋義務這個觀念，解釋激發一切獨特的精神勞動的理想（比如說，我們的思想規範，或藝術創造的規則）。這些標準不容違反，對我們具有強制力，雖然這種強制力並非來自外部，但是在我們的本性中有其地位。它們還表明這一本性如何顯然區別於自然感情的直觀性。精神的價值標準履行同樣的職能：它們斷然區別於一切僅僅出於快樂和功利的考慮。它們是我們的，但又不止是我們的。它們把我們提升到單純人類世界以外的另一個世界，同時，對於我們來說，它們又比任何其他東西所可能成為的更內在、更本質。正是這條思想路線第一次顯示了人所進行的自我批判的意義，包括對他自己經驗的批判，也包括對更大的歷史世界的批判。在這後一個領域中，現代給自我批判以極為重要的地位，慷慨地使用它。所有一切未能經受其詳盡檢驗的東西，都被判定為不能令人滿意的、未經證明的，而且，人們像康德一樣，越來越想把它運用於生活的最深層結構。但是，批判如何可能超越純粹主觀推理極不確定的狀態？倘若人的本性中並不隱含某種支配所有任性的想法和意見的標準，它如何可能產生任何新的東西，如何可能擁有檢驗我們的工作並推進它的能力呢？我們不得不承認，生活在此走到了岔路口。一種新的理想高聳在它的面前，而這種崇高的目標仍然屬於我們人類生活的範圍。於是產生了分裂及種種混亂。但是，正是這一分裂，連同一種獨立的精神性的突出，使得人與世界之間的鴻溝有可能被超越，這種鴻溝嚴重阻礙一切精神生產。我們已經深信不疑的是，無論人或世界，單獨都不能為生活提供一個穩固而永久的基礎，我們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但是，我們不能從外部把它們結合在一起。它們必須內在地相互聯繫。若無精神生活的獨立和它在人身上的顯示，這種聯繫是達不到的。倘若假定這種獨立和這種顯示，則可推出，在被提升到精神水平上時，我們被移入了一種普遍的生活，但它並非是陌生的，而是我們自己的。於是精神世界的真理可以在我們自己的經驗中實現；我們可以直接受它的鼓舞推動。反過來，我們在這一更高水平上採取的所有行動都對世界具有直接的價值，有效地改變了它的構成。我們可以確信，我們自己的進步對總體的成就作出了貢獻。我們的勞作與奮鬥所具有的意義超出了我們有限的範圍：它們影響整體的幸福。我們自然會期望，對人的精神世界的認識，連同為了實現它而對我們提出的種種要求，會給我們關於心靈及其活動構造的圖景帶來非常重要的改變。不過我們不想在此追究這些不同的變化。我們只需問，這一認識是否給生活一種真正的提升，沒有它，生活便沒有意義與價值；以及，它是否能從它為生活所作的新闡釋和它所打開的力量新源泉得到證明。因為這樣，並且惟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的主要論點提供肯定的證明。當回顧前面的討論並考慮到它為我們現今生活的不合人意和混亂狀況提出的證據時，我們覺得有三個要點還得作進一步論述。首先我們需要一個穩固的基礎，一個精神支柱；其次，我們需要首創性，發明創造的能力；最後，我們需要擺脫不純潔的動機，因為我們的生活若要有意義與價值，就必須是偉大而高尚的。我們來看看，由於承認我們內部的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而發生的生活，是否可能滿足這些需求，使生活穩定、自由、高尚，是否可能用一種豐富的、令人滿意的內容來填充我們心靈的空虛。以上關於基礎與出發點的討論，已使我們熟知攪亂我們現代生活的分裂與懷疑。被一方宣稱為無可爭辯的東西，另一方則以同樣熱烈的信仰提出爭論。我們看到，對一個不可見世界的信仰，無論是唯心主義的還是宗教的信仰，都已名譽掃地，而相信此時此地給定我們的可觸及的東西，又使我們在世界與人之間徘徊：一種情況是在自然與理智之間徘徊，另一種情況是在個人與社會之間徘徊。同時，這個出發點問題不只是個形式的問題。我們作出的抉擇將決定全部努力的目標與方向，還將決定什麼是首要的，什麼只是次要的。從舊的思維方式轉為新的思維方式，何等深刻地改變了生活的性質：一種把世界作為人的研究的出發點，另一種則把人作為構造一個世界的出發點！較為原始的生活富有審美特色，愛好綜合，以藝術研究為理想；而我們自己則無情地解剖現實，有更為敏銳的分析精神，更愛把現實的全部結構建立在思想的艱苦勞動之上，這兩者之間形成何等鮮明的對照！因此，可不能低估了這一問題的重大意義。現今錯綜複雜的情況使我們充分感覺到我們的處境之困難。除非我們樂意受一切偶然影響的支配，否則就必須不停地留意我們精神基礎的穩定性。但是，是否不存在這樣的危險：這種穩定性會蛻變為靜止不動的東西，過分地限制和縮小生活的活動範圍？歷史不是已經告訴我們，這兩種十分顯然的選擇同樣不可能嗎？現代思想，自覺地維護主體的權利，積極發展它的各種潛能，不可能把世界作為一個出發點，而它自己的從主體或主體的某種主要特性諸如思想或道德行動出發的嘗試，正日益變得不為人信服。倘若人要成為我們在組織生活和形成對現實的概念時由以出發的固定點，他本身必須是存在的無可爭議的中心。倘若他不是這樣的中心，把他作為出發點便是一種臆斷。我們將很快為這種臆斷受到懲罰，即得出不適當的生活概念以及對我們自己的事業缺乏信心。於是對問題的習慣處理使我們在兩種解答之間無力地徘徊。然而，對人的獨立的精神生活的承認，開拓了一種新的處理方式。如我們所見，在這裡，人與世界的對立原則上已經克服。這種精神生活的運動，既是世界的展示，同時也是人自己的個人經驗。還有一個益處是，事實上生活現在把它的範圍轉入了特殊心理活動之外的領域，在這個新的場所獨立地組織它自己，並在它自己的範圍內構造一個新的事實域。實際上，生活得以如此形成，並通過它的廣泛活動包容和超越主客體的對立，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我們由此而有了這樣一種過程，它的各種聯繫、活動和宗旨全都屬於它自己：它設立了一系列現實，這現實不可能僅從人的官能產生，它能夠表明自己超越了我們的有限性。正是這從根本上提供了基本論據，使我們的確信和努力有了一個出發點和支柱；即是說，在我們人類經驗內部表現了一種我們曾經描述過的獨立自足、功能齊全的生活。正是這種生活成為人所顯示的一切精神活動形式的基礎。一切精神的努力，無論其進行者是否知道，是否想望，都需要顛倒現存狀況，把支點轉移到這同一個精神立場。即使我們在唯物主義那裡看到的對一切精神性的直接否認，在它要求真實的主張中也暗暗採取了這一立場。 [1] 倘若生活要有意義，自由便是必不可少的。必須能給我們的活動一種個人的特徵，並推進到一種自主的生活。否則，我們的生活便不完全屬於我們自己，而是由自然或命運指派給我們，它在我們內部發生，卻不是由我們決定。這樣一種半異己的經驗，從外部強加給我們的角色，勢必使我們對它的要求漠不關心，倘若我們冷漠置之的東西竟然吸引了我們的全部精力，竟然變成了我們的個人責任問題，我們的生活便將在令人氣餒的矛盾中掙扎。然而，自由，在我們此處所關注的意義上，並未得到現代人的歡心。我們到處被告知，老問題終於被解決了，人無非是宇宙結構的一個部分，只有不精確的頭腦才會從這一結構中發現任何自由的漏洞。於是，自由被斷然否定，而生活由此失去了自給自足性和可理解性，這一事實或者被忽視，或者被低估了它的重要影響。但是，由於我們一直堅持生活的可理解性，我們不可能如此輕鬆地拋開自由，因而必定要問，我們對精神生活所作的論述是否能更適當地解釋自由問題。我們認為肯定能夠，而且能從兩個方面做到：一方面通過把真理建立在一個新的基礎上，另一方面通過它所揭示的實在的獨特內容。為何捍衛自由的人似乎在倡導一種虛幻的理想，其主要原因在於，科學已給我們提供的一幅世界圖景、一種實在圖式與自由格格不入。特別是，機械因果論的自然觀已被搬用到人類生活和心靈的經驗中。這種觀念不給自由和首創精神任何機會，這是一刻也不容置疑的，但是它是否能正當地運用於心靈的問題，實在是大可懷疑。事實上，要探求生活過程的真正意義，不應該憑藉對外部世界的任何間接關聯。關鍵的要素其實是它所展現的現象以及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所提出的要求。倘若我們能夠發現它表現了（至少在它的最高水平上）一種根深蒂固的自發性和首創能力，則我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根本的事實，而把另一個問題即如何使這一事實符合因果鏈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決不應當把首要的事情放在次要地位；決不應當為了某一特殊理論的要求而犧牲個人生活經驗。倘若我們對實在的理解顯得不是那麼容易和簡單，不必擔心。我們怎麼能肯定，世界一定是嚴格按照最方便人類思考的方式構成的呢？但至少有一點顯而易見，無論誰把世界歸結為一條簡單的既定現象鏈，從而剝奪了它的自發性，都將立刻使它完全喪失鎮靜與本質。至於生活的內容，當我們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是生活的基礎時，我們便不再認為這個基礎是我們一切活動的不可更改、無法達到的背景，而是一種獨立自足、自我發展的生活，是我們自己可以贏得其中一部分的生活，並且在這樣做的時候，把我們自己的生活提高到同樣自創性的、自由活動的水平。承認精神生活獨立的結果是，我們使它更加遠離處於當下現實狀況中的人，使它成為他的一個難以達到的目標；但在同時，他會更加努力，更多地實現它，而且很清楚，一切真正的精神活動都與承認和佔用精神世界有關，同時又與個人的決定有關。這決定不只是深思熟慮的偶然結果，它與整個精神世界而非它的任何特殊部分有關。因此它影響我們的全部生活。在我們所看到的一切精神力量的真正表現中，都包含著這種承認、佔用和決定。對這一點的最好證明，莫過於它在整個歷史中使人們為保存和培養精神生活所承受的嚴酷鬥爭。這種鬥爭仍然存在，甚至侵入了個體的生活。在那種僅僅是外在的附加物的精神性和那種本身就是我們的生活的精神性之間，我們到處可以看到一條清楚的界線。但是，它能成為我們自己的生活，只能靠我們自己的行為和決定，我們與精神生活的合而為一，以及我們本性中一切關注自身利益的本能的犧牲。正是這種精神生活的佔用（我們不妨說個人化）首次在心靈內部喚醒了一種確信，使自我表現有可能達到完全的自由和自覺，而這是一切推動人類進步與革新的偉大的創造性勞動所必需的。這樣的進步決不可能從我們日常經驗中很熟悉的那種本能的、因襲的、有限的精神活動獲得。我們談論的自由或自覺，不是什麼可在瞬間贏得、可與他人分享、可貯藏起來傳給後代的東西。每個個體必須通過他整個一生的努力，重新佔用它，在它一切系統的意義上表現它。正是這樣的努力提高了生活，使它不只是一閃即逝的瞬間的連續。自然界的一切是連綿不斷的，除非受到外部變化的影響；精神世界則不一樣。當人的心靈離開它時，它會低沉衰落，並停止其不斷更新和重振的工作。因為即使它的外部形式保持不變，它也必定會降低為機械的習慣，降低為虛偽的、半心半意的例行公事。因而，一切真正的精神性都涉及一種成就，整個生活投入其中的一種成就。從這個觀點來看，生活並不只是從一個線團上把線抽出來；它是一個不斷地引進新材料、不斷地創造的過程。正是這一真理首次使我們能夠正確地理解人類以及個體的不斷發展的生活。這種生活決不只是進化，以後的事件肯定地、必然地從以前的事件中生長出來的進化。相反，從精神上考慮，過去的收穫及其對現在的貢獻無非是些可能性，它們的實現有待於我們自己的決定和首創精神。否則，便不存在真正的現在。人對精神生活的自由佔用以及與它的合而為一，還顯著地表現在這一事實中：它在我們中間的發展取決於他自己的工作。這種努力帶給他煩惱和憂慮、痛苦和犧牲，但是，沒有其他東西能把他與這種生活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他從中發現他的自我。人的勞動的根據必定存在於一種更高的精神生活中，然而，無論這一點如何確實，它所採取的精確形式卻只能由他自己的鬥爭所決定。他的努力並非像一座金字塔高聳在既定的基礎上。它並非按照一個規定的方向不受幹擾、不偏不倚地產生。因為，懷疑總是在重新襲擊那些基礎，甚至混淆主要的意義。於是，我們必須不斷地重申生活的精神特性，我們今天所處的境況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個體的生活同樣如此。惟有自然主義可能把個性看作一種既定不變的量，其一切聯繫都是外部的。說實話，一種精神個性的獲得形成一個崇高的目標，只有通過相當大的努力，並且往往要有相當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約束，才可能實現。只有當人認識到並充分了解他自己的精神本性的獨特性時，他才可能著手這樣的工作。這種認識，遠非只是一種理智的贊同，而是涉及一個決定，不，一種自我肯定，在這個行動中，整個人格都起了作用。實際上，這些運動並不是強加在偶然的觀察者身上的，它們本質上是現存的、主動的。不僅如此，對精神生活獨立性的認識，把所有這方面的努力凝聚在一起，使之堅強有力。因為隨著這一認識，出現了一種影響我們生活一切方面的嚴重對立。人類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分裂和等級。提高人的生活重心、使他能夠與世界的結構相協調，便成為最重要的事。沒有人的參與和決定，在他那個特定點的運動便不可能有進步。試想，提高到一種精神自由的水平，提高到這樣一種生活，鞏固該生活的行動本身便使他能夠分享全部現實的成果與發展，與這樣一種可能性相比，還有什麼更能體現他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呢？精神生活應當與人直接聯繫，應當直接訴諸於他的才能和感情，這是一種古老而持久的要求。倘若這一生活在我們人類所領悟的範圍之外一無所有，我們便被排除了一切內在生長的機會。精神的善和精神的目標只有在促進我們的物質幸福時，才對我們有影響，而在被如此改變之時，它們幾乎會被摧垮。因此，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只要意識到純粹自然觀點的局限和不足，必定同時也有一種擺脫這些局限、爭取某種超越局限的生活的熱情努力。宗教以其神秘的形態為這樣一種努力提供了最清楚的說明。在神秘主義者看來，一旦人類的種種習俗被宗教生活的潮流所融化，一種無限的幸福便會展現出來。不過，即使現代的研究領域，也可能顯示同樣的趨勢。一些重要思想家試圖把生活推進到這樣的地位，它的真理應當與人無關，它的有效性也不以人而轉移。有些人在思想中、在思想的必然的自我發展中尋求這一頂點，這種思想本身便是它自己進步的源泉與動機。另一方面，康德認為，我們應當從道德行為中尋找擺脫了具體的人類局限、同時又適用於一切有理性的人的東西。於是超越單純自然觀點的努力立刻證明了我們天性中的一種需要，並被體現在一定的歷史運動中。但是，在試圖給純粹自然的和聲稱為超自然的東西劃一條界線時，所有這方面的努力都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我們所嚮往的這一崇高目標沒有足夠清楚地界定，也沒有足夠警惕地防止高級與低級的混淆。於是有這樣的風險，我們可能並未真正超越自然，只是無限地擴大了它的界線，而沒有造成任何內在的改變。為了與這一危險作戰，有兩點是必不可少的：首先，精神不能作為不同級別的生活的一種屬性，無論多崇高的屬性。它必須有它自己的自給自足的生活。其次，這一新的生活必須能夠作為人的生活和存在本身立刻呈現在人之中。否則，對他來說，它便只能是達到某種異己的目的的一種手段。惟有這些要求能夠保證我們的努力的成功，而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及其在人身上的展現滿足了這些要求。現在我們必須指出，我們在此所關心的不只是言辭的轉換，而是一種影響到問題的真正核心的變化。首先，只有通過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為生活提供一個新的直接的中心，從而對我們的根本的實在觀發動革命。因為精神生活在人身上的直接展示必然說明它是最基本、最直接的，是生活的真正基礎。所有至此一直被認為是最直接的東西，如感官世界甚至社會世界，現在都被降到次要的地位，都必須在這個精神的法庭面前證明它的權利。換言之，被各種現行觀念看作彼岸世界、必須參照感官世界來得到證明和辯護的那個世界，現在成了惟一憑本身的權利而存在的世界，這惟一真正實在的世界既不要求、也不同意被從任何外在的源泉派生出來。每當精神甦醒過來總會發生這樣的革命，精神產生於一個更高的源泉而不是與感官世界共生，當唯物主義者想要合乎邏輯地表述他的觀點時也必須接受這一更高的境界，所有這一切都不難證明。但是鑑於我們以上的所有討論，這已無需證明；我們只需指出一點：人類的精神生活的發展包括一種價值觀的徹底轉變。歷史發展過程告訴我們，感官的直接性不斷地越來越多地把它的優勢讓給精神的直接性；外部生活被按內部生活的觀點來經歷、來看待，而不是相反。託勒密的地心說被哥白尼的日心說所取代。但在同時（這對塑造生活至關重要）它至少有可能區分真正精神的東西與純粹自然的東西，從而把一種模糊的一般的衝動變成確定的有效的工作。純粹自然的行為者，即使在關心精神任務時，也無法逃脫主體與世界的對立、心理狀態與客觀環境的對立，因此他在這些限制之內徘徊，沒能取得任何真正的進步；相反，精神生活則包容了這一對立，並能憑藉其豐富的創造力，以某種內容豐富生活，該內容通過思想、感情和意志這些心理的機能而表現它自己，雖然它決不可能從這些機能中產生出來。無論我們在哪裡發現了這一精神的內容，這一生活過程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獨立存在的實在的展現，我們便在哪裡超越了純粹自然世界的界線，而精神生活的基本特徵也可成為人自己的特徵。從真理本身、從整個精神世界汲取靈感的創造力，現在可以直接展現在人身上，並把他的生活提高到一個無法測量的更高水平。精神生活的運動、鬥爭和經驗全都變成了他直接關注的事，當然，只有當他獲得某種長處使他遠遠超出一般水平的時候，才會這樣。在宗教的領域裡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容易看出這種由此而成為可能的變化，雖然這種可能性還沒有實現。因為這裡有兩種宗教的明確區分：一種純粹人本主義的宗教和一種精神生活的宗教。前者向人許諾永恆的幸福而不要求人從根本上改變他的本性；後者則提供精神生活的獨特表現，帶來新的要素和新的價值觀，並造成人的徹底改變。實際上，一種嚴格人本主義的宗教，雖然它包括全部確定的關係，卻完全配不上宗教這個名稱。它所擁有的這些宗教的要素只是真正的宗教的一支序曲或一個結果。真正的宗教旨在通過追溯最深刻、最終極的東西來確保精神生活的存留與勝利。惟有如此，宗教才贏得一個獨立的地位和提高內在生活水平的力量，而放棄這一精神基礎，總是使她喪失她的獨特內容，以及憑她自己的權利生存的一切要求。相反，通過堅持這一基礎，宗教決不按照人的狹隘眼光來支持他，而是用永恆的、無限完美的神聖生活滲透他的生活，把他提升到無法測量的更高水平，並對他的本性發動深刻的革命。精神勞動的其他領域同樣如此。它們混雜在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之內，並非僅僅有利於它們在某個特定方面的發展，而是首先使它們形成獨立的結構。例如，當正義被看作一種保護人的幸福的單純手段並被照此對待時（不管是個體的幸福，還是整個社會的幸福，都無本質的區別），它便失去其一切獨特的特徵。它不再能強制我們根據它自己的觀點看待生活；它不再能改變事物的現存狀況；它不再能用一種原始激情的力量支配我們的心靈，用一種不可抵抗的精神強制力反對一切關於後果的考慮。相反，它墮落成為功利的順從僕人；它讓自己適應於她的要求，而在這樣做時內在地毀滅了自己。只有當它作為精神生活在我們人類世界內的獨特展現、作為一種超越了一切權宜考慮的崇高存在出現時，它才能保存它自己。那時，只有到那時，它才可能在精神上使人（把它看作自己所有的人）變得高尚起來。適用於個別勞動領域的，同樣也適用於整個文明的作用。沒有一種文明能夠發布一種真正的新福音並使人完全心悅誠服，除非面對既定的事物秩序它能夠堅持一種新秩序的必然性，而後者已經給人以信心和希望，並註定將把沉睡的時代喚醒。一切文明的生活形式都要求它的成員進行獨立自主的活動，但是，除非我們人類的努力從一種新生活的深處找到新的靈感源泉，否則這樣的獨立自主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必須根據它們是由精神價值還是由自然價值所支配來對文明作出區分。只有作為精神生活的獨特表現，文明才可能具有內在的凝聚力、明確的意義和控制的效能，它才真能使人更新，才能抵制與人類文化每一步發展緊緊相隨的人的委瑣和執拗。因此我們特有的現代文明要求一種無限的、原創的、獨立的生活。但是我們的種種人際關係在何處向我們顯示了這樣一種生活呢？當然只有對一種超越的精神必然性的信念和這一必然性的生動的、內在的實現才能造就這些要求所引起的偉大運動。沒有一種運動能夠毫無阻攔地帶領我們向前，除非它能使我們擺脫某種無法容忍的矛盾，這種矛盾只有當一種擁有優勢的新的力量與某種無法證明其要求的舊的對手衝撞時才會產生。於是，我們所需要的是，新的力量應當展示一種壓倒一切的強制力量，一種它決不可能從自然人獲得的力量。對於一種權威性的更高級生活的認識提高了社會秩序的精神水平：它使我們能夠感覺到我們與一種宇宙生活的聯繫，能把它變作我們自己的生活，從而遠遠離開我們開始時的低下狀態。類似的分裂、不和與超越也是個體生活的特徵。只要高級的和低級的衝動混作一團，只要人格與個性等等因素不是意味著本質上的獨特，而只是各種自然本能的增強，便不會有任何真正新的、崇高的東西，運動便毫無更新的力量。只有當它擁有一種無與倫比的獨特內容時才可能具有這種力量，並且只有通過與一個精神世界的聯繫才可能獲得這種力量。但是，只要這一聯繫發生，那個世界便成了呈現在人身上的世界，不僅如此，成了他的生活本身。至少，在這裡，舊有水平明白無誤地被超越了。這一思想路線與那種把全部獲救的希望都建立在一種平靜的進步即一點一點發展之上的路線直接對立。我們在此所關心的並不是這種漸進發展的觀點與我們的世界起源理論乃至我們自己人類生活的某些領域有何相關。但是，只要我們關注到整個生活，關注到它的進步主線，就必須斷然拒絕這一觀點，它是懶惰的危險藉口，只會混淆問題或掩蓋爭端的尖銳性。因為它並不適合使人置身其間的特殊環境。他是實在不同層面的交匯點：他的崇高抱負一開始是十分懈怠模糊的。倘若它要獲得更大的活力與明確性，它就得從清楚地界定自身、變得強大集中開始，它不能離開一種存在於內心的精神生活。中心必須得到充分發展，然後才可能對生活周邊發生積極的影響，吸引有關的材料，擬合分散的要素，認識低下的狀況，與對立的力量勇敢搏鬥。正是這樣的分裂和對抗作用使生活變得強大而具有內在活力，徹底地標明它是精神的，而不僅僅是自然的，並使它完全地為我們自己所擁有。然而，這一鮮明的區分過程總是涉及對精神生活獨立性的認識。沒有這一點，人自己的精神奮鬥將依然是孤立的，決不可能反過來構成一個獨立的出發點，讓他自己佔有一切展現的可能性以及精神生活的經驗。把精神與自然區分開來成了一項無窮無盡的任務，不僅對整個生活是這樣，對生活的各個不同部門也是這樣。沿著這條路線，一種真正理想主義的文化與一種純粹人本主義的文化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前者有效地擴大和深化了生活過程，後者則把一切都歸之於人的幸福安樂，而在這樣做時不可避免地墮入了內在的空虛。即使這種人類可能達到的真正的精神性，也不會僅僅由於它的實際存在而存留，一旦它停止再創造，便立刻會衰落，尤其是很容易被拖進我們的本能興趣的範圍，從而遭到混雜和歪曲。很可能它以前活動的某些痕跡會保留下來，使它比較容易重新振作起來；即使如此，精神生活也決非平穩、保險的佔有；它要求經常的更新和不斷的勞作。但是，為了贏得它而付出的艱辛勞苦是完全值得的，因為它使人擺脫本能自我的狹隘限制而又不因此使他消失在無限之中。通過分享精神世界，分享現實的自我直接性，他開始佔有一個無限的自我，他的生命活動則呈現出一種越來越積極的方向。依然是在他自己的範圍裡，他卻直接佔有了一個世界，他感到自己是這個世界的部分建造者。在神秘主義者看來純屬感情問題，因而不可能足夠深入地影響生活的真正本質的那個無限，現在成了勞動的原動力，並且能夠在一切方面擴展它的革命活動。為了看一看它如何改變生活、如何滲透到它的最內部結構，我們非常簡短地考慮一下道德的情況。只要精神生活不被看作人的真正自我，它給人的行為強加的種種規則便被認作某個高高在上的權威發布的法令，我們可能敬畏這些法令，但不可能衷心熱愛和完全忠實於它們。然而，只要缺乏內心的熱情，我們的行動便不可能達到最大的成就。所有這些道德便很可能是調節的而不是多產的。當挑戰來臨時，它也許有承擔責任的準備，但它不會熱心於發現新的任務，向前推進到未知的領域，並以最大的努力促進精神王國的利益。只有當那些利益被看作與我們自己個人有關，當那些法令成為我們自己生活的表現，而向前的行動本身具有自我保存過程所特有的一切確信與歡欣時，這樣的行動才是可能的。那時，並且只有那時，愛才會與敬畏連在一起而又不損害她的權威性。因為我們總是保留某種比我們自己更高的東西，所以新的自我決不只是人的勞動，而是必須建立在一種持續無限的生活之上。一個更為廣闊、更為崇高的人類生活視野終於打開了。在我們面前有無數艱難的任務。然而，任務儘管各不相同，它們彼此間有著密切聯繫，並為勞動者提供可靠的獎賞。不過，在能抱這樣的希望之前，還有一個疑問必須慎重對待，而當從各方面考慮這個疑問時，我們至此所得出的結論立刻成了問題。倘若一種真正的精神性與一切純粹自然的東西相比有如此巨大的優越性，我們豈不要比以往更強烈地感受到，事實上，日常的人類生活（下至其中最原始的東西）所頑強固守的，正是被渴望擺脫人類卑微狀況的崇高目標視為完全不合格而予以拒斥的那種立場？我們想要克服的東西不是保留了它舊有的不可抵抗的權威，並可能把我們高揚的目標降低為模糊的希望與嚮往嗎？看來，在精神生活這個概念對我們的要求與作為有限存在的我們所能提供的東西之間有著根本的對立。精神生活要求一種完整的、包容一切的活動，它要超越主體與世界、內部感情與外部事實之間的對立。而我們的純粹心理的生活，則受制於這一對立。精神生活構成一個包羅萬象的整體，而人性則分裂為隔離的單位；自我保存的需要，與社會交往的要求一樣，保持並加強了這種隔離。精神生活宣告它的內容、它的真理永遠有效，而人的事業則是在時間上有始終的。他的生活以及生活對他的要求不斷在變化。原則上的衝突影響了全部生活，這種局面最令人苦惱之處在於，我們不能指望重建這些原則。不過，雖然我們也許無法取消這一對立，卻可能有一種抵消它的手段。實際上，掃視一下人類的集體經驗便足以表明，這樣一種抵消過程在人類生存的一切部門起著作用，遠遠超出了人的知識與願望。我們到處看到生活在精神上的提高。起先按照必然的要求即出於自我保存的自然衝動而做的事，結果卻被改造、提高成為生活的進步。簡單的並置變成了有機的聯繫。開始僅是手段的東西獲得了一種自身的價值。歷史被以一種新的眼光重新解釋，從而進一步推動了以後的進步。在一切不盡如人意的人際關係中，精神生活贏得了地盤，開始能夠面對一切對立推進它自己的目標。此外，從人際關係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生活逐漸擺脫了起初支配它一切活動的天生的自私：愛與勞動為這一解放運動提供了最顯著的例證，愛表明它如何改變了我們對自己同胞的態度；勞動則表明它如何改變了我們對客體世界的態度。誰能否認愛起源於自然本能，或低估這種本能的永恆意義呢？然而，當愛的對象獲得其自身的價值以後，當使被愛者幸福的願望能夠直接激發我們去努力時，這種本能便被完全改變，我們天然的自私便讓位於捨己從人的要求。亞里斯多德已經描述過，甚至在下等人身上也有某種神聖的東西在起作用，把他提高到超出自身的水平之上。勞動也是如此。我們從事勞動開始只是為了我們自身的自我保存，倘若我們要求為勞動付酬，要求完全根據勞動效益提高報酬，誰也不能責備我們。但是，眾所周知，事情並不到此為止。逐漸的，勞動本身對我們變得可貴起來：它建立起某種能抵制勞動者的突發異想的精神聯繫；它使我們能夠承受艱難困苦與重大犧牲；它變成我們不斷取得進步的力量。在愛與勞動中，一種純粹外在的接觸變成了內在的聯繫，同時，單純的快樂和利用服從了更崇高的精神利益。自然的衝動與能量向精神層面的類似轉移適用於整個人類生活。我們可以在形成某種個人特徵的經驗與事件中看到這種轉移。在此我們從一種個人的天性開始，實際上它包含著某些精神的因素，但還沒有真正精神的特性。保持和發展這種個人的天性是符合我們自我保存的自然衝動的。這是一項引起我們感情共鳴、激發我們活力的任務。但是，這個運動一旦發端，勢必使我們遠遠超出原先的起點。那些分散的精神因素開始凝聚起來，並發揮共同的影響。我們所嚮往的目標因此而可能脫離狹隘個人主義的利益，不僅如此，甚至可能反對它們。一個有組織的精神王國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並且變得越來越能激發勞動熱情和犧牲精神。此外，這種由低水平向高水平的發展，不僅可以從個體身上看出，而且可以從人類整體（例如，從人類夥伴關係的進步中）看出。在最初，是外部的接觸和生存鬥爭的壓力使人們結成或大或小的群體。但是這種外在的聯繫漸漸地演變成一種內在的夥伴關係。共同的經驗（共同的鬥爭、成就與不幸）造成了一種共同的善惡標準，一種共同的目標，一個共同的利益範圍，在控制個體的自私自利的同時給了他穩定性。於是，在這裡我們也同樣清楚地看到了走向更高尚、更崇高的進步。我們剛才所描述的運動在精神史的形成中得到顯著的、特別重要的表現。在此我們超越了原本存在於暫時與永恆之間的尖銳對立。精神生活的真理要求不受時間的影響，然而我們發現人存在於時間之中並經受著不斷的變化。但是，一種新的獨特的歷史在人的經驗中展現，使他與一切純粹自然的存在物區別開來。他不必聽任事變潮流席捲而不作任何抵抗；他可以發揮反作用力；他可以從易朽的東西中篩選出永恆的東西，從純粹自然的東西中篩選出精神的東西，並要求越來越多地享有那屬於永恆而非暫時的東西。當然，主要是在人類取得高水準成就的那些時期，人們才可能成功地嘗試超越一切暫時的人事而達到永恆的真理。但是，無論我們如何固執地堅持被所謂古典時代宣稱為不朽的東西，我們同時還會試圖把它們所劃的界線普遍化，在每一個時期找出一條同樣的界線，區分哪些僅僅是該時代的產物，哪些為生活提供了不受時間影響、能夠在世界史上所有時代繼續有效的內容。這樣歷史便成了一個精神世界的展現，它在我們面前始終清晰生動，不管即時的事態如何難以駕御。此外，由此而得到保證的生活的提高，往往是在與人自己的願望和動機對立的情況下取得的。因為他的努力首先指向及時的生產，贏得現時的幸福與成功。但是，如果他不在同時深入精神生活的內部並重新使它復甦的話，他的勞動便無法推進。於是某種跨越某一特殊時代限制的東西開始產生，並能永遠地保存它自己。這樣一種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要素，不僅總是至少有某些痕跡、某些徵象存在，而且甚至作為一個整體它也總是能夠重新進入生活，並發生確實的作用。當某個運動在徹底改變生活的整個趨勢上取得成功時，尤其有這樣的可能性。一旦這樣一個運動形成了廣泛的影響，所有仍然留在它外面的東西便給自己打上了倒退的印記。例如，我們豈敢拋棄現代科學思維方法，拋棄它對世界與人所作的截然劃分以及它對分析與批評的堅持？我們豈能否認，事實上我們自己時代的精神勞動已經導致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獨立的複雜結構？在造成這些結構時它本身越來越遠離心理生活的直覺性，這豈不也是事實？我們豈能抗拒一種特殊科學傾向的增長，歷史的和社會學的方法的推廣？我們豈能逃避這些影響？在這樣的運動中我們得到提高，遠遠超出了個別思想家的任意空想，遠遠超出了暫時的興衰盛亡，這無疑是顯而易見的。於是我們所看到的無非是世世代代在實現它自己的精神生活的革命，一個也可以變成完全是我們自己的革命。正是這一革命，使我們有可能用一個包括一切時代、包含人類一切有永恆價值的成就在內的現在，去對付僅僅是即刻的現在。由此而獲得的立場為一切時間評價提供了標準，對這一立場的任何牴觸或忽視都不可能發生深刻持久的影響。誠然，不能強迫人們服從這一立場，但是，像一切精神的實在一樣，它要求承認和個人佔用。不能否認，對時間過程內的難理解的歷史的這一改編本身打開了超越歷史的可能性。這種精神的歷史成了制約我們人類生存的暫時的現在與精神生活所要求的永恆的現在之間的中介。於是，我們得出結論，即使在人際關係的範圍裡精神生活也在積極起作用，並對整個人類生活領域發揮影響、促進其發展。我們對自己同胞的一切行為，一切創造性的活動，不管是個體的，還是整個人類的，都意味著相信精神生活的提升作用。這個運動在一切障礙之中堅持不懈，從不鬆勁，從不消沉，這個事實本身已足以證明我們在此需要一種力量，它的行動與人的一切任意空想無關。因此希臘思想家有理由作出斷言說，下層天生有一種對上層的渴望，宇宙中有一種向上的愛的運動。但是，只要充分認識到精神生活的獨特性質，定會明白，這個運動決不只是自然的或既定的產物（不是這個意義上的進化），而是一種更高級的精神力量的有效作用。倘若沒有一種更深層的實在對自然的支撐與激發，自然本不可能獲得她所達到的一切。不僅如此，介於這兩者之間的聯繫表明，自然和精神最後同屬於一個世界，有一個大全超越了一切差異，乃至於一切對立。但是，不能因為任何對立的緩和而無視這樣的事實：對我們來說，精神生活只能以一種並不真正適合於它的存在形式體現它自己，因此它決不可能擺脫矛盾。精神世界只能在一個異己的環境裡展現它自己，這個環境緊緊抓住我們，使我們無從逃脫。就此而言，我們的一切精神成就都是不完善的：我們對精神生活的表達方式總帶有某種象徵性。深不可測的無限的精神性最初在人的經驗中被認識，但是在我們塵世生活的各種限制內，它又決不可能自由地完全地展現它自己。不過，儘管精神生活的實質與存在形式之間的這一矛盾清楚地表明了我們人類的生活如何不可思議，如何受到形形色色的制約，如何明顯地不完善，但是仍然不能把生活僅僅歸結為模糊的希望和空洞的理想。因為這個實質並非我們只能站在遠處頂禮膜拜的異己的東西，相反，它使我們可以從中認識自己真正的自我，是我們生活最內在的本質；當我們對一切不完善的形式發動進攻的時候，它為我們提供了出發點。我們不僅僅投身於這一鬥爭之中，我們還從一個高處觀察它；充分利用我們的優勢，我們便能給生活一種內在的保證與快樂。不怕任何障礙，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前進，努力提高人的品性，超越對人性的一切貶損。我們上述討論的主要目標是證明精神生活的種種要求，並表明它在本質上能夠戰勝它在自己的領域中所遇到的一切障礙。但是，至此我們尚未考慮它與人類經驗處於怎樣的關係之中。然而正是這一關係引起了根深蒂固的懷疑，既懷疑為精神生活所提出的要求的有效性，又懷疑根據這些要求而建立的信念即精神生活值得一過的正確性。人們已經發現，他們所珍視的至高的善，從他們最深刻的信仰中抽取了最大量的勞動和自我犧牲的力量，似乎完全無力指導世界的運動；正是這一簡單的認識，從遠古以來便讓他們憂慮、失望，往往還使他們絕望。自然我行我素，不顧一切精神的抱負，命運則從不區分善惡：我們期待著，卻看不到任何公正的秩序和愛的王國。即便是在完全屬人的範圍裡，精神生活也沒有穩定的地位和可靠的主權，而是遭到可恥的濫用，扮演著次要的角色，僅僅是私人利益或黨派利益的喉舌。最後也是最糟的一點是，我們看到精神生活自己分裂成對立的派別，自我削弱到可悲的地步，它所作的一切集體的努力都在其源頭便失去了活力。精神的一切表現形式都表明它是世界進化的一種副產品；於是我們要問，它如何可能控制我們的生活並給它一種真正的意義呢？因此，這些便是世界強加給我們的困難。我們是準備否認它們的力量呢，還是把它們看作無關緊要的偶然因素拋開？我們怎麼能這麼做呢？我們所顯示的整個趨勢不是加強了這樣的考慮，增加了它們的分量嗎？一旦我們理解了這一事實，即精神生活是一種宇宙的力量，它打開了實在的新的深度，使實在得以自我實現，我們自然會期待（不，是要求）如此普遍的一個過程在它的流轉中將顯示出它自己高於一切其他的運動，使它們為它所用，推動它們沿著它所明確規定的路線前進，輕鬆地克服一切人或物的障礙，同時，對事物的各種各樣分歧加以控制，把它們引向一個共同的目標。於是，當我們從我們的哲學立場考慮這個難題時，它變得比以往更難理解：秘密非但沒有被解開，反而被掩蔽在更深的幽暗之中。但是，這一判定究竟意味著什麼呢？只有當它強迫我們放棄前面的討論所產生的那些有關精神生活的結論，因而迫使我們不再承認實在的深度應當到那一生活中去尋找時，它的結論才會是有害的、破壞性的。但是它無法做到這一點。只有在一種條件下它可能對我們的判斷擁有這樣的力量；在這種條件下，人類經驗世界內的精神生活的命運被證明對其根本性質和表現形式來說是決定性的，不存在一個可與經驗印象相對的原初的、根本的事實世界，我們必須把內心生活的確實性建立在外部世界的證明上。倘若我們僅按世界對我們的呈現來看待我們自己，並且僅按世界所能承認的程度評價我們的生活，那麼懷疑必定獲勝：按原貌判斷事物必定內在地摧毀我們所有一切生氣勃勃的衝動。但是，請別忘記支配我們整個研究的主要思想（說出了不僅是現代的、而且也是整個文明化運動的最深刻趨勢的思想），即這樣一種觀點，生活不可能從外部發展到內部，而必須由內部向外部生長，一切事實中最重要的、支配著所有其他事實的、確立真正現實性標準的事實，並非從我們的環境中出現，而是在我們自己的經驗中發生的。比所有個體生活經驗更重要的是這一生氣勃勃的運動，它們的存在本身以它為基礎，並不斷地得到它的支持。甚至主體與世界之間的對立也只是這個包羅萬象的生活過程中的一道裂縫。這個過程自己能夠把我們分散的感性印象組織成一個協調的整體，把它們建成一個與我們的純粹主觀的經驗之流對立的對象世界。對於這一生活過程的本質的較為仔細的考察，已經揭示出它內部所蘊含的一種獨特的運動，由於它的活動，一種新的生活產生了，它在性質上不同於由自然事件的演替所規定的生活。也不能把這個運動看作一系列孤立的偶發事件，而應看作一種有明確方向的主要趨勢，它把各種各樣的事物聚集成一個獨特的整體。我們並非只是從一個更真實世界的細微跡象和影像圖中看到這種新生活：我們親眼目睹的自我實現的勞動便是實在本身；而且正是在這一自我發現的勞動中，正是通過這一勞動，實在確立了它自己的信仰基礎。在此生活並不依賴於知識。相反，知識根據綜合的原則獲得其特殊形式，綜合原則在統一生活的時候，把它的獨特性質賦予了它。這個根本的事實（一個獨立的精神生活由此而在我們中間產生的事實）不能用引證世界難以駕馭的方面來辯駁，無論這些方面有多可怕。它們也許確實使我們相信，世界的狀況並不符合精神生活的要求，也許會迫使我們從不利的方面判斷世界的狀況和人類的地位。它們也許會為我們的注意規定新的任務，卻決不可能對上述事實的基礎投下懷疑的陰影；它們只會使它輪廓更分明，並且，正是由於它們所提出的矛盾，使它的界定更清楚。但是，儘管我們嚴格維護這一根本事實的普遍性和不容爭辯性，儘管我們極力反對把它僅僅歸結為主觀感受的問題，我們認為，它能使一個個體或一個時代信服的力量只能來自對它自己的精神資源的清楚意識和有力展現。哪裡缺少了這樣的精神內容，哪裡生活從內部分裂，不再能以一種強大的力量承受世界的抵抗力，哪裡世界便獲得勝利，懷疑與不信便顯得難以克服，談論生活的意義便成了無聊。倘若回到歷史的見證，我們發現，衡量信仰對於俗欲的力量，可以根據其精神見解的堅定性。例如，早期基督教徒曾經面對一個黑暗、敵對世界的強大勢力，但結果它對他們無能為力，因為他們的信仰由一種內在的強制力所支撐，引導他們克服一切罪惡。另一方面，人類歷史上有一些輝煌的時期（特別有生氣、有活力的時期）卻終結於懷疑主義，因為它們沒能從整體上理解它們的命運，從未能達到自身的永恆。要戰勝懷疑，不能僅靠反省，而要靠生活本身的內在塑造。倘若我們的生活不是如此虛弱空洞，懷疑便不會使我們如此消沉。今天只有一件事能使我們擺脫它們的壓力，這便是內心生活的更新。但是，儘管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向世界的敵對壓力屈服，卻不能把它撇在一邊走自己的路，仿佛一切無不順當。因為我們所構想和辯護的精神生活，並不只是我們的存在的一部分，並不只是當我們厭倦了騷擾和辛勞時可以安全地隱居在裡面的避難所；相反，正是它自身的本性要求對一切實在的統治權，它不能放棄這一要求，不能放棄面對阻力維護自身的權利，否則便會失去生命力，變得越來越狹隘、越來越主觀。但是，倘若保護它的要求和權利得到了堅持，生活的意義將會改變，它的問題將需要重新表述。一旦認識到，理性，由於它自身的需要，必定以自己的方式取得勝利，而我們現在的世界卻不是讓它獲勝的舞臺，那就很清楚，我們的世界並不是整個實在，而只是它的一個部分，在它上面我們確實可以進行理性之戰，卻沒有獲勝的希望。我們越是確信人類利益世界是有限的、處於發展過程中的，我們對於塵世發生的事情的真正性質所作的評價就越是謙虛。倘若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一個更大的序列的一個片斷，那麼指望它會澄清一切疑團便很不智，而且仍然會有許多在我們看來毫無意義的可能性，在更廣大的範圍裡卻可能得到理解。此外，即使是在現世生活的範圍裡也不乏這樣的經驗：起初曾被看作是障礙的東西，後來證明是一種助力。對生活的斷然否認，通常是由於運用了一種錯誤的評價標準。我們對生活的要求是它將使我們幸福，而且我們把成功和安適看作幸福生活的主要標準。難怪我們最終要失望，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要什麼。但是，倘若這樣的幸福並不是最高的目標，即使被完全承認仍不能讓心靈滿足，倘若一種內在的穩定和進步、一種性格的深化才是真正重要的事，那麼我們對生活帶來的結果所作的判斷確實可能不同於現在，我們甚至可能開始重視起初看來似乎無意義的衝突或可恥的窮困。然而生活帶來的問題極為複雜，單純的可能性很少吸引我們：除了實在本身的鼓舞和支持以外，它們沒有力量幫助我們。只有當憂患和糾紛不再只是守護心靈，而是積極地促進它的美德時，這樣的支持才會出現。因此讓我們看看，是否有這樣的促進，倘若有的話，又是以怎樣的方式惠予的。無視一個對抗的世界所可能作出的頑強抵抗是無益的，對於在此阻礙每一個進步的種種危險，我們也不能視而不見，而且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表面上合情合理的東西多麼容易轉向它的反面，因此在這方面取得的一切成功仍然使我們焦慮不安。然而，倘若事情不是如此安排的，生活便會失去其意義。我們所做的一切，只有在使我們的生活得到內在的加強，只有當它從經驗與緊張的衝突中學習，並排除障礙達到新的前景時，才能變成意義深遠的。當我們認識到，暫居在人們中間的精神生活還沒有實現其根本特性，也沒有自信地規定其主要前進路線，而是被種種難題所包圍時，堅持提高精神經驗水平便變得更加必要了，這一點，要不是對精神進步的展望，是根本達不到的。在這裡，我們必須清楚地區分歷史已經以希臘和基督教名義為我們作了概括的兩種生活類型。按照希臘文化的看法，精神似乎植根於人的本性之中：它是某種明顯地呈現在人的經驗中的高級稟賦。因此生活的惟一任務便是努力發展這一移植在人身上的神聖才能，保護它免遭一切襲擊，並把它充分地發掘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整個內在生活的運動消失了，而且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歷史的可能性也不復存在。此外，這樣的自發的展示缺乏鼓舞世界的手段，最後只能失敗。基督教的生活類型（它的範圍遠遠超出了基督教會認可的轄區），起源於內心生活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起源於道德意識的困惑。根據這一觀點，正是精神世界內在於人的生活運動這一點給了人生以真正的價值；因為它帶來了更深刻的啟示，召喚人奉獻其各種能力，並通過共享這一存在的新深度而使他確實地擺脫其困惑。正是這一點給了個體生活和人類生活真正的歷史意義，給了它一個目標和實現目標的熱情。這樣一種更新改變了人對困難和不幸的態度。人們不再渴望不惜一切代價地避開它們，離它們越遠越好：生活以它的精神擁抱它們，當它的深處激動不安時，正是它們促成了新的刺激，並使它的秘密顯露出來。我們的生活內部有如此難以接觸的深處，這些深處向我們顯示出來，都不是自明的：經驗必須提供證明。事實上，證明是由在人類集體生活和個體心靈深處發展的世界本身的歷史提供的。宗教、倫理、全部生活文化，證明一種大獲成功的精神力量的出現，它不同於為生活奠定基礎或努力維護這些基礎的精神性。宗教從一開始便是那樣一種生活的結構與本質的組成部分，它承認一種獨立的精神力量存在於內心中，推動這種精神性發展的推力歸根結底來自於大全［the Whole］並分有它的永恆活力。不過，宗教還有進一步的、更明確的表現。因為宗教的職能正在於，不僅要把對大全的一種認識注入人生的勞動，而且，要在訴諸於勞動這一中介之前，通過直接的神交體認大全，從而打開一種更深刻的生活的源泉。於是首先出現了一種特別的或獨特的宗教，並由此出現對世界的完全超越，導致純粹內在的生活；並由此復活人性中的絕對，使原本仍將停留在有限生存階段的東西變得生氣勃勃起來。這一存在水準非常之高，很難完全達到，儘管我們可能在生活中越來越忠實地表現其真理，並且更願意通過藝術而不是思想的中介。但是這一點至少是確定的，即在這一特殊宗教的水平上，向我們揭示了一種新的豐富的生活，遠遠超出了純粹個體的所有。適用於宗教的，同樣也適用於道德。這裡，也同一切個體的任性變化無關，實現了生活的內在提高。當然，它與其他領域裡的運動不無關係，因為道德必定從一開始便全方位地影響我們的生活。並沒有具體規定我們的哪種利益可以使我們免除對精神道德化的需要，我們總是把它看作就是我們自己的生活，承認它是中心，我們的全部存在圍繞著它旋轉。事實上，一種不容含糊的二者擇一貫穿於整座生活迷宮，並老是在每一個岔路口等待著我們。但是，隨著生活的困難逐漸彰顯，往往不僅動搖客觀外界的前景，而且動搖心靈的內在信念，所以，道德若不想變得停滯的話，就必須重新調整它自己。它必須深入心靈，並發現一種新的任務，加強內在的生活，支持它的整個運動，指導它克服日常世界極其錯綜複雜的局面。舍此我們無法證明和確認個人的價值，我們認為那就是精神稟賦本身，我們不可能輕易拋棄的價值。因為只有當心靈忠實地擁護精神生活的事業，反對一種異己的或至少不令人滿意的世俗的造作時，人的稟賦才能變成不只是一種被動的態度或單純的勞動準備狀態，而是成為一種完整的行動，實際上，成為無論何種行動的真正靈魂。以此為方向的道德，獲得了那種純粹的內在性，那種無與倫比的高貴，那種卓越的成績，從而確保了它在整個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於是，通過衝突以及使衝突逐漸消失的精神生活的勝利實現，精神的全部生活得到深化與更新。離開了這種生活的深化，精神在它為凡人所佔有的現有條件下，是不可能保存它本來的創造性和獨立性的。由於這一得到深化的生命力，對障礙與不幸的看法便有所不同了。當然我們不能錯誤地以為（如屢見不鮮的那種看法），障礙本身對被阻礙者是個幫助，或者不幸本身構成精神的提高，而我們自己只要稍微協助一下。障礙與不幸並不具有這種內在的優點。若不是它們所激發的那些活力，它們不可能給我們帶來精神的收益，惟有那些活力才具有改造和提高生活的力量。對不幸本身所作的多愁善感的評價往往被證明是一種障礙而不是幫助。此外，我們要注意別把洋洋得意的精神性與好鬥的精神性分隔開，也不要把它們中的任何一個與作為一種基本預設的精神性分隔開。割裂這些聯繫很可能使我們對它按照意願塑造世界的力量喪失信心，因而把它壓低到僅僅是一種主觀情感的地位。而且，在如此聯繫著的系統裡，洋洋得意的因素不可或缺，因為只有它能夠充分肯定表現精神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獨立和自足。我們畢生從事的勞動不會成為一場空忙，其最可靠的保證並不僅僅是人的各種活動，而是精神生活本身內在的活動。我們不可能在此討論前面所說有關宇宙是個整體的各種信念的影響；但是，由於它們與社會生活的形成有關，促使我們考慮一個無法忽略不計的要求。正是我們的精神能力賦予人際關係以獨特性：我們的公民生活和社會生活實際上只是這一能力的展開和表現。這種生活，如我們所認為的，必須包括人的各種類型和狀況：它必定是現狀下的人的生活。我們必須準備公正地對待生活的各種現實，準備接受理性與必然性的妥協、本質上精神性的東西與純粹自然性的環境的混合。因此，只要我們堅持精神生活的獨立性，堅持它對純粹自然秩序的超越，我們就必須努力實現一種特殊的社會，它擺脫了必然性的壓力，並將以體現和珍視一種獨立的精神性為己任。一個如此構想的社會將與單純的時間趨勢相反，向著一些永恆的目標前進；與各種純粹權宜的要求相反，它將支持真正的精神上的需要；取代那些純粹自然的興趣，它將體現精神生活的力量：一句話，它的職能將是儘可能地在人們面前保持一個精神自由王國，捍衛它的理想和價值標準，造成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精神氛圍。倘若沒有著眼於建立這樣一種秩序的人力的協助，精神生活的獨立性必將減少並最終消失。剩下的將是一種與人的雜質混在一起的精神因素，而這如果被承認為人生全部問題的最終答案的話，必將嚴重降低它由此作出解釋的生活並剝奪它的全部意義。儘管有如此輝煌的成就，現時代深感不滿的焦躁勢必造成自由的精神夥伴關係的紐帶斷裂或鬆弛。基督教教會一度曾代表了這樣一種夥伴關係，但是，如我們今天所見，它們不再符合改變了的精神狀況的要求。首先，基督教的兩大分支都不能滿足今天的宗教意識的獨特需要。羅馬天主教固守著以往歷史的即中世紀的立場：它的權威變得越來越有壓迫性，它自身變得越來越狹隘，目光狹窄，而它的影響則可能使我們的生活變得越來越僵化。新教具有極其可貴的優點，它以自由為立足點，以人格為活的根據，但是，它極少關心精神生活的組織，極少關心精神世界的形成，因而它面臨著一種迫在眉睫的危險，即變質為對純粹主觀的個性的刺激，從而毫無希望地逐漸消失在空洞無聊之中。此外，我們不能忘記，在接近中世紀的時候，生活的範圍極大地擴展，人類不能不為它的生活尋找一個比宗教所能提供的更進一步的基礎。因為，無論宗教是生活最本質的源泉這一點有多正確，它只有在一種包羅萬象的、真正獨立的精神性的深處才能如此，而且宗教的夥伴關係必須以這種精神性作為基礎。因此，我們必須努力擴大並從精神上更新今天的教會，使它們全都植根於精神生活之中。倘若我們要恢復生活的真正意義，便必須致力於基督教的更新。誠然，這一計劃是廣泛的，不容易實現。它的成功取決於其他問題的先期解決。首先，重要的是，把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徵從雜亂的事物中有說服力地區分出來，使人們清楚地意識到這些特徵。不過我們不可能在此詳述所有阻礙這一規劃實現的困難，我們只能指出現在召喚著我們向前的崇高目標。我們越是走近它，便越可能想見一個泰然自若的精神世界的圖景，越有辦法消除麻煩和不幸的危害，並阻止它們奪走我們生活的意義。生活的意義與價值這個問題一開始便規定了我們的探討，在力圖概述我們的結論時，我們必須還回到這個問題上去。在我們的工作過程中，是否發現了一種終極的統一性，比所有的差異更深刻，提到它便給我們所有利益打上明顯的標誌並處處發掘出獨特的問題與義務的統一性？我們能否滿意地停留在已經得出的結論上？ .我們發現，只要我們從我們知之甚少的外部世界出發，任憑我們想像的翅膀自由飛翔的話，這些問題便是無法回答的。我們認為，只有當人類生活探究它自己的力量時，才可能找到答案。啟示不可能來自外部，而只能來自於生活本身的教導與經驗。有一個事實確實產生了肯定的結果，這個事實即在我們生活的內部揭示了實在的一個新的深度，它不可能屬於作為純粹自然存在的人。由於認識到精神生活的獨立，我們贏得了對宇宙的精神自我實現的一種洞見，對那個隱藏得更深的、支撐整個生活並給它以個人特徵的基礎的一種認識。這個進步不只是既定存在秩序的簡單延伸，也不是它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發展。相反，它以一種全新的生活反對既定的存在秩序，這種生活在達到精神的直接性時，首次發現了一切實在的真正源泉與標準。但是，還有一個真理與這一新的真正的實在的揭示不可分解地聯繫在一起。這一實在在我們人類範圍裡的逐漸顯現並不是一個平靜的、保險的發展過程。相反，它要費力登攀，要與既定的秩序公開決裂：它要求一種徹底的改造。舊秩序所包含的這些精神性因素缺乏確定性與活力，並且與許多性質上異己的東西混在一起。精神生活則能夠實現它自己，同時能夠意識到它與精神世界的本質上的休戚相關，只是它必須擺脫這種異己的混合，對它採取直接對立的態度，並且從它的獨立的立場出發，為它自己發展一種特殊的自我表現形式。由於這種改造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完成，而必須不斷地重複，顯而易見，生活的主旋律必定仍然是不停的活動，而不是舒適和享受。人類的一切精神生活必定總是蘊含著某些鬥爭的因素。每日海量純淨版書籍,大師課精彩分享微.信:dedao555但是，生活不會因這種決裂和對立而變得枯竭嗎？它能以任何方式彌補由此造成的損失嗎？無疑，它能做的甚至更多。它產生並發展了一種精神內容，並在這樣做的時候清楚地向我們展示，由此返回個人生活的自我直接性時我們不僅實現了形式上的態度改變，而且觸及了實在的一個深刻源泉，從而在某些本質的方面改變了我們關於世界的總的構想。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精神的內容不可能產生於人類主體，也不可能產生於與它對立的世界，也不可能產生於這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它要求世界與主體都被包容在一種包羅萬象的生活中。只有當這種更廣泛的生活在我們的經驗中發生作用，在其中實現它自己，從中發現它自己發展的中介，生活才能為自己贏得充實的內容。反過來，只要生活擁有內容，我們便能證明一種來源於大全的生活，一種由內向外發展的宇宙生活。就連我們人類的生活也分享了這些精神力量，從它們獲得形形色色的靈感。在人類進行努力的一切主要領域——真、善、美的領域——都有精神內容的增長。在生活的每一個部門，在一切形式的精神創造中，我們都看到這種增長。但是，我們慣於孤立地看待各種事實而不是把它們聯繫起來，因而便不能正確地對待它們。倘若我們把它們放在一起，一如對精神生活獨立性的認識使我們可能做到的那樣，便能看出實在在它們中間展現了屬人的特徵；我們從中察覺到一個協調的精神世界的逐漸建立。不管怎樣，這有助於在非常本質的方面提高大全的重要地位，它在生活的所有活動面前設置了一項巨大的任務。因為現在內容的一切差異都必須根據它被認為要去展現的大全來看待：它必須成為內在的、有生命力的、協調一致的。現在我們清楚地看到，生活在變形為精神實體王國的過程中涉及一種成形原則，在以特徵取代雜亂時該原則處處發揮著作用。即使不求助於大全，沿著某些特定的路線我們也可以大有成效。生活的各種不同部門個別地看，都遵守某些調節性形式規律。因此我們按照因果律、根據邏輯定律思考。但是，邏輯或因果性都不可能給予知識生氣勃勃的特徵，而這種特徵對它的完美來說是不可缺少的。只有當對真理的追求是在某個有生機的精神整體中進行、後者迫使它採取某個確定的方向時，這種更豐富的知識才是可能的。因此，希臘思想（現代思想也一樣）遠遠勝過任何形式的、抽象的純粹思考。它的突出特徵應歸因於它由之產生的特別全面的生活。從基本的精神興趣追溯到它們由之發展出來的自主的生活，勢必帶來什麼結果呢？結果必定是，那些精神興趣更清楚、更明確地界定自身，更果斷地把自己同那些可能歪曲貶損自己的純粹自然的東西區別開來，並學會了解和承認彼此都是走向一個共同目標的合作者。我們明白，把宗教看作精神生活的一種表現還是看作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這兩者有多大的區別。因此這些興趣要從它們的源泉即整個精神生活中發展出來，就需要高舉一個理想作為我們自己人類奮鬥的目標，根據對這一理想的接近程度來衡量和檢驗我們所作的努力，不屈不撓地奮力推動它前進，並開啟它所蘊含的一切能動性。但是，這決不是把某種異己的東西強加在人的身上。相反，我們向他指出他真正的生活之所在。正是當他把精神生活看作他自己所有的時候，他開始意識到一個內在的王國，它是無限的，但又是他自己真正的自我。因此，生活的興趣既是對世界的，又是對它自己的，正是在尋找和實現它自己的鬥爭中它超越了對立，一方面涉及與一個冷酷異己的世界的關係，另一方面涉及對一個狹隘腐敗的社會的關係。空洞的主觀性與枯燥的客觀性之間的對立也被超越了，因為屬於生活的內容也直接屬於自我。一種由此而內在地同化了宇宙的生活，將在其人際關係中表現出許多方面，對它的詳述則勢必再分為許多部門。我們已經看到，如果不承認道德的獨立性，真正的精神生活要充分表現其獨立自主的能力是如何不可能。我們還看到，它無法離開宗教。只有宗教能使它恰當地確認有限的生活從無限中獲得的支持，以及克服由這種依賴產生的各種對立的力量。科學與藝術的貢獻對精神生活來說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科學的貢獻不可少，因為只有通過嚴密推理的篩選和澄清工作，精神才能使它自己永遠區別於日常生存水平；藝術的貢獻不可少，因為任何新的理想，只有藉助於想像和藝術的形式，才能成為非常生動的和持續的，從而引導和影響生活，正如宗教經驗本身已經非常清楚地顯示的那樣。但這並不是說，生活就是或有可能成為不同領域的集合體。在它們背後支持它們發展的，是大全的基本的生活，離開了這一生活，它們立刻表現出這樣的趨勢：喪失它們的精神內容，淪為始終在窺測時機的世俗精神的犧牲品。歷史上這種趨勢發生作用的例子不計其數。問題的真正本質即在於此——真正的精神性的展現，也即是世界的內在性的展現，這種內在性屬於事物自身，而不是僅由某個毗鄰的主體放到它們中間去的。直接分享宇宙的內在生活，並用我們的勞動去推進它，正是這樣的可能性，給了生活以穩定性、自發性和崇高性，用一種內在的歡快去鼓舞它。只要存在這樣的可能性，生活的意義與價值便是無可懷疑的。這個論斷不僅對整個人類成立，而且對組成人類的個體同樣也成立。兩者的意義並不在於其直接生存的事實，而在於它們之中正在發生（或者至少可能發生）的運動。在這裡，承認渺小正是走向崇高之路。無論對個體還是對人類而言，單單享受或迷戀於感官世界的需要，並不能使生活值得一過。人類的幸福，倘若幸福是指滿足的話，並未因我們的全部工作而離我們更近一點。事實上，似乎比以前更遠了。至於我們的錯綜複雜的生存狀況會把自己改造成井然有序的理性王國，這只是一種狂熱的不切實際的夢想。與此同時，在我們人類生活中進行著的一種運動所提供的希望，遠遠超出了任何單純物質繁榮的全部價值。一個新的世界，超越時間限制、起源於自身的生活的世界打開了。人可以參與宇宙的一個運動，改造它，使之適應於他自己的領域的要求。與他的時代的傳統道德截然不同，他能表現一種協調的、自由發展的精神生活，從而給他自己的生活以內容，並在他自己與宇宙之間鍛造無形的連環。任何與這樣一種生活有關的東西，任何作為這樣一種努力的對象的東西，都永遠不會喪失。確實，它也許看上去是消失了，但是，作為永恆秩序的組成部分，它永遠不會真正消逝。也不應該把個體看作只是一個副產品，不必要求他完全淹沒在一種絕對的生活之中。因為正是由於他，一種非派生的自足的生活才第一次出現。他有權利稱自己為人，正是因為他直接參與了大全的生活。正是在把宇宙的生活集中在一個特定的點上、沿著他自己特定的路線發展的過程中，他才獲得了精神個體的尊嚴。一種淹沒在諸如此類的任務（以密切的精神聯繫連結在一起的任務）之中的生活不可能呈現出沉著有序的進步，但總是要求有重大的進展。無論其外部過程可能多麼平靜，它仍涉及一個重大決策。這個選擇並非在瞬間完成，而是要延長到整個一生。不過，與此同時，內部生活的穩定和自足變得無可動搖。沒有一種外部的障礙，沒有一種外部的災難，能夠剝奪我們的精神本性的崇高任務，即在我們特定的崗位上盡我們最大的努力來支持和推進理性的世界。在此每個人都可有所為，並且沒有人能夠奪走它。環境可能反對他，卻不可能壓倒他，因為他有另一個世界可與感官世界抗衡。此外，一個嚴重的危機在他的生活途中等待著他，因此，這一向精神的轉折，以及與之相隨的轉向內部的需要，便作為一種可能性（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的可能性）來到他面前。採取一種崇高的立場，必定認為拒絕這種可能性的生活是損失；這樣的生活既沒有意義，也沒有價值。精神的實現決不是我們的自然稟賦；我們必須去贏得它，而它允許被我們所贏得。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我們日常所看到的人類生活在精神內容上必定顯得極不完善、極其貧乏。不過，儘管我們從它所獲甚微，這些微的收穫仍比流行的概念想讓我們相信的更多，因為我們至少獲準進入一個真理與實體的世界。如果有人對不完善表示反對，我們則要問他有什麼根據斷言我們人類的生存必須是完善的。在所有一切疑問中，至少這一點可以肯定，即我們的生活決不只是空洞表面的遊戲，在它中間有某種極其重要的事情正在發生，這運動與我們休戚相關，我們完全能夠估測它的方向。這應該也能夠滿足我們。如果我們要用幾句話概括生活，恐怕很難比路德的描述說得更好：「不存在任何完美的成就；一切都在創造之中。我們看不到終點，而只看到走向終點的道路。光輝的頂點尚未到達，細緻入微的改進還在繼續。」本書始終密切聯繫現時代的需要考慮生活的意義與價值問題。因此，我們最後不妨問一問，我們給出的答案是否能滿足現代特有的要求，或者說，這種嘗試是否失敗了。我們所支持的真理在三個主要方面可證明是適用於現代生活的。首先，它會增加我們對平庸生活的不滿；第二，它會幫助我們從混亂的社會生活中劃出某些清楚的界線；而且，第三，它會提供一個立足之地，使我們能夠重新集結力量。我們來看一看，更仔細地考察一下，這些劃分如何被證明是有效的。首先，只要擁有能使一種更加廣闊無垠的生活展現出來的土壤，我們的生活便獲得意義與價值，這種確信（即對真正精神的文化與純粹人本主義的文化之間需要不斷進行鬥爭的認識），使我們絕對不可能滿足於這種人本主義文化在現今思想中佔有的支配地位。它的所有變化的方面在對立的影響下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同時暴露出它們的絲毫沒有價值。因為我們看到了什麼？一片紛亂錯雜，無休止的奔忙追逐，熱切地抬高自己，自負地推行自己的主張，反對其他人的要求；生活被異己的而非自己的興趣所佔據；缺乏內在的問題或內在的動機；沒有純粹的熱情或真誠的愛；儘管有一切誇張的表白甚至某些確實誠實的工作，培養和提高自我始終仍是主旋律；人帶著他的各種好惡，成為善與惡、真與假的最高仲裁者，因此，努力的主要目標是贏得社會讚賞與尊重的外表。所有這一切，無論它如何表白成對理想目標的追求、受理想情感的指導，卻處處暴露出它內在的虛偽，令人反感的不實在，一種精神的無力和空洞。只要我們的注意力和努力局限在個體身上，便很可能看不出這種空洞，並且會指望某處缺乏的東西在另一處得到補償。只要我們採取這種較有限的觀點，便總是可以希望，在整個文明喜劇背後，一種真正的生活以某種方式、在某個地方存在並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然而，當我們普遍地提出該問題時，同時就表明，不再給生活一個精神基礎，便是承認純粹人本主義文化對整個領域有無可爭辯的權利，而且這一文化沒有有效的方法對付生存的空洞與虛幻，於是，對每一個思考的人來說，都面臨著重大的選擇，非此即彼的選擇。或者在純粹人本主義文化之外還有某種更高的文化，或者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或價值。一旦普遍地提出問題，便立刻排除了第三種選擇。和我們持有同樣看法的人認為，人類的活動範圍中有控制流逝的瞬間的力量，他決不會同意否定的結論，即把時代看成人本主義文化的簡單體現。但是，他將發現，這種在我們中間發揮作用的真正的精神性，可悲地與人本主義文化糾纏在一起，並將由這種發現而產生一種強烈的動機，要使精神擺脫這種混雜狀態，有效地表現出（甚至在此時此刻）它天生的獨立性。從這一觀點來看，創造性精神生活的一項緊迫任務是，它應當在現代條件所提供的新的基礎上把它的種種力量聚集起來。否則它便不能調整控制日常生活的各種活動，並抵消它抹煞差別的影響。精神文化與人類普通生活的關係在不同時期表現為不同的形式。有時候，它是一種截然對立和對抗的關係，有時候，是一種理解與合作的友好關係。當人們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日常生活狀況的不適當、不可靠和混亂時，前一種關係佔優勢。在這樣的時期，精神生活要滿意地發展，便必須與現存狀況決裂，並採取它自己的強硬立場。從古代末期斯多葛哲學的興起可看到一個這種性質的運動；原始基督教以一種更強烈的形式形成一個類似的運動。而在現代的初起時期，啟蒙運動以自覺、審慎的努力追求同樣的目標。在諸如此類的時期，生活在其一切表現形式中都成了問題。一切都遭到檢驗和篩選。如此繁重的精選暴露出它自身的局限性，特別是眼界狹隘、排他的危險。但是，儘管有所有這些危險，這些關鍵時期仍然迫切需要激勵、篩選和強化的工作。當一個時代對其基本的精神信念感到很有把握時，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那時，它的主要任務必定是發展與實現這些信念，歡迎並鼓勵所有與之一致的東西，與此同時，把整個廣闊的生活融為一體。這樣的時期呈現一種比較友好的面貌。理性似乎統治著現實，生活似乎比較穩定地向上運動，對立似乎在一種包羅萬象的統一中被完全超越了。文藝復興的鼎盛時期便是如此；我們自己的古典人文主義的早期也是如此。但是，無論這些統一的時期及其所負載的精神活動有怎樣的優點，我們卻無法按照我們的意願召喚它們回來。我們的鑑賞並不賦予我們擁有權。我們只能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對待它們。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出生在哪個時代是命定的。按照現在的狀況（精神一片混亂而且沒有可靠的精神基礎），精神生活顯然必須退回它自身。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需要批判的方法，這個方法雖然與啟蒙運動有許多不同點，但它與該運動的共同之處還是遠遠超出與古典時期人本主義的共同之處。發展這種方法的可靠道路便是承認一種現實的、獨立的精神性。因為正是這使我們能夠首先把精神的內容與價值同單純的人類生存區別開來，並把兩者對立起來，隨後，根據由此獲得的觀點，對整個生存狀況進行生動的研究，一方面篩選、剔除，另一方面促進、強化。正如啟蒙運動讓一切都經受理性的檢驗，問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明確清晰的要求一樣，現在的基本問題是，現存狀況在多大程度上擁有一種精神內容、構成精神世界的組成部分、使精神生活得到深化。這一批判的工作也不能局限於任何一個部門：它必須滲入全部生活，滲入其所有各種不同的部分。不過它特別適合於那些直接關注整個生活的部門：哲學與宗教，教育與藝術。在這些領域的各個部門中，共同的任務以某種相應的特殊形式表現出來。好，一旦我們確信基本的需要是詳細闡述上述的根本對立，而且，更廣泛地說，在遇到混亂時劃出明確的界線，我們勢必格外堅定地抵制任何緩和對立、試圖立刻解決問題的努力，要成功地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先建立某種可靠的基礎。因此我們斷然反對一切形式的一元論，它認為無需任何在先的分離便能達到它所需要的統一。我們反對整個現代泛神論傾向，它的模糊的唯情論只能掩蓋重大的對立，而決不可能超越它們。我們也反對一種浪漫主義，它把生活分解為夢幻般的沉思和消極的放縱，降低它的道德力量，不但達不到它曾想達到的精神高度，反而極可能以一種精緻的縱慾而告終。最後，我們反對輕率地把人格用作口號和醫治一切時代邪惡的現成靈丹妙藥的傾向，因為人格必須先賦有一個內容和一個廣泛的背景，而最嚴重的困難正是在這裡出現的。我們一直堅持在文化領域內明確劃分各種界線。我們同樣強調地堅持對個體作出區分，根據他們是認識到還是沒能認識到存在一個獨立的精神世界以及與此有關的人的有機聯繫，來確定他們屬於兩個群體中的哪一個。倘若不存在這樣的世界，則個體便也毫無具備自身獨立價值的內在生活。他便沒有精神的問題或任務。他只是環境的產物，而倘若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使用「人格」和「個性」這些語詞的話，它們無非只是一些空洞的言詞。在這裡，「是」與「否」之間無可妥協。當我們對「是」達成一致時，那時，並且只有到那時，我們才可能試圖確定這樣的差別仍然可能保留。對人是這樣，對觀念也是這樣：對原則問題作不妥協的劃分乃是生活健康發展的必要前提。但是，劃分必須以聯合作為其對立面：即那些承認一切純粹人本主義文化的不足、超越它而抵達未為人知的目標的成分的聯合。首先，生活必須有一個肯定的內容和一種只有通過對它許多方面進行綜合才能給予它的特徵。生活急遽地擴展，傳統的綜合已經不夠用。根據某些個人的意見，它們也許仍然留有地盤，但是，它們已不再是精神勞動的指導力量。來自自然、歷史與社會的新事實不可抵擋地增加，打破了內在的統一；形形色色的影響為支配我們的精神努力而競爭。也許再也不可能有像過去所能提供的那樣單純簡潔的綜合。因而我們要獲得滿足和快樂，必須從生活的真正本質中發現一種綜合，它必須在生活自身的勞動中與環境達成妥協。倘若我們的生活要結合在一起，這樣的綜合確實必不可少。而且，很難看出，除了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之外，從任何其他立場出發如何可能達到這種綜合。在其他地方我們不可能找到創造性生產的原始的、自發的源泉；而沒有這樣一個源泉，綜合又如何可能充滿活力、給人激勵呢？我們的時代全都要求更明白、更簡單些，不是說要單調乏味、理所當然地看待事物，而是意指一種精神的自發性。這個要求既出自於我們文化的本性，也出自於我們人類的經驗。經過許多收集、編纂、研究、重構，我們的文化整個地變得太散漫太混亂。它把偉大與渺小、生機勃勃與死氣沉沉混作一堆；它沒法區別短暫與永恆；它不能在無限多樣的歷史遺產中發現簡單的指導原則，從而把我們的努力引向一個確定的目標。從人類的觀點看，簡單化也是同樣必需的。陳舊的貴族式社會生活結構，倘若沒有被廢棄，也正處於被慢慢毀壞的過程之中。我們不再滿足於讓我們的文化在一個排外的圈子裡發展成熟，在那裡只有它能周到地對人類其他成員進行施捨。現時代的壓倒趨勢乃是要求「所有具有人的外表者」直接而充分地參與精神勞動、分享精神財富。將來更廣泛的經驗是否會宣布這種要求達不到，並把社會建立在另一個基礎上，這是以後的問題。就目前而論，我們必須加入這一民主趨勢。而且在它中間包含著一個非常明顯的危險，即越來越多的人對歷史運動無動於衷，將成為空洞否定的犧牲品，不是從內部而是從外部判斷文化狀況，因而很容易全盤拋棄它。根據這一觀點，現在迫切需要找到簡單的指導路線以恢復我們的團結精神，使我們能夠把生活的問題看作大家共同的一個問題。不過，我們所說的簡單性不能到既定世界中去尋找。只有內在地超越既定的一切並採取一種獨立的精神性的立場，才可能獲得它。因為惟有如此，簡單的才能同時也是偉大的；惟有如此，它才能是宇宙中新的深度的可靠表現，使我們在精神上確信這種深度。早期基督教正是憑藉這樣的一個簡單真理改變、更新了世界，反過來，只有通過這樣一種簡單的真理，我們才能獲得精神的支柱，戰勝非理性的混亂的東西。另外，我們自己的時代存在著許多重大問題。我們越多地把它們連在一起（這樣一種歸類日益變成緊迫的需要）便越清楚，為了推進它們的解決，我們必須如我們一直強調的那樣，求助於一種獨立的精神性，一種形成其自己的世界的精神生活。如果還需要另外的證據的話，只需指出我們自己時代的特殊狀況。這個時代是個充滿爭端的時代，它的重要意義很難否認；對於想從生活中贏得意義與價值的人來說，它又是個充滿機會的時代。（以下這段文字，出自德文原版書中的第100頁第4行到第107頁，英譯本在徵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作了刪節。希望看到原書全貌的讀者，可在讀到第93頁［中譯本第111頁］上的∗號時接讀本附錄。）像這樣一種生活過程的實現必須給我們的經驗以更大的深度，隨著觀點的深化和轉向內部，揭示出了一個獨立的精神事實世界，以其整體性特徵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遠未解決的問題；而當採取常識的觀點時，我們會把那些從與環境的接觸中產生的明確結論認作惟一的事實。不過，雖然生活過程在其普遍的方面確實是一種根本的事實，對它的詳細論述仍然是人類的重大任務。但是，離開成為歷史的過去的支持，以及對它所教導的整個趨勢的清楚了解，這種詳細論述是不可能的。只有這種探索的結果能夠確定我們其餘的資料應當如何處理和解釋，它首先給我們的行動一個明確的目標。因此，在我們不想稱為生活的東西背後隱藏著一個更深地包裹著的生活，生活的真正靈魂。這一基本的生活不僅為我們規定了最重要的任務，它還向我們揭示了最有分量的事實。這些事實越是被詳細論述，越是被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從而互相支持，佔用自立的生活原則所獲得的自信便越是向生存的每一部分擴展，並由此而肯定了自身的穩定性。在哲學的頭腦看來，通常對這些問題的論述總顯得粗俗；因為它關心的僅僅是所有發生的一切是什麼：而如何發生則被看作無需說明的東西，因為它不受時間推移的影響；然而，事實上，如何發生恰恰是最重要的事，是決定生活的總特徵因而也是發生什麼的關鍵因素。讓我們以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出現的大思想家為例。人們所考慮並加以評判的是他們的探討結果（他們的答案），往往忘記他們各有其個人的（根本不同的）提問方式，而且提問的方式決定了他們的整個工作傾向，以至於問題一旦被如此提出，答案便是不可避免的。對於問題的重要性的這一認識清楚地表明，比哲學思考的結果遠為重要得多的是這種思考本身，而這直接影響到哲學在生活過程中的地位。它表明哲學問題的提出本身意味著某些確定的事實，並指明生活被以某種方式構成了。它把我們引向生活中基本的東西，使我們確信這樣一個基礎的建立乃是最重要的事實。有如歷史向我們顯示的，人類的進步提供了發現這一基礎的重要線索。我們在此看到某些傾向，是傾向，而不是完全的事實。但是，這些傾向，至少就其超越了一切純粹主觀的努力和猜測而言，它們本身便是事實，具有一切事實的直接性。因為它們向我們揭示了精神生活所特有的力量，越來越清楚地表明這一點，通過揭示世事的內在性，把我們的生活建立在一個更廣闊、更可靠的基礎上。於是我們發現人們力圖實現一種新的歷史觀，不是把它僅僅看作一連串的事件，後面的事件受前面事件的影響而形成，而是力圖抓住並保持那些似乎消失滅絕的東西的內在本質，倘若它已從眼前消逝，則力圖追回它，把孤立的時期放在一起，使之形成一幅完整的圖畫；在歷史時期的起落中發現某種具有永恆價值、可使之在生活中復活的東西，從而把他們自己的生活安放在一個永不過時的現在之中。這樣一種嘗試，無論實行得多不完全，單單從這個意義上去解釋歷史這種可能性，豈不已經證明了一種特殊的精神能力，它應當能夠有比慣常所受到的更清楚、更充分的發展？生活的所有特殊部門——宗教與道德，藝術與科學——應當如其發展狀況所顯示的那樣作為精神生活的證據而被予以更細緻的考察。這些領域中的每一個，各以其自己的方式，體現出作為整體的精神生活本身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比它的研究所能揭示的任何特殊事實更根本。例如，對不同宗教的仔細研究可能顯示許多觀點上的分歧；然而，比一切宗教差別更根本、更重要得多的事實是宗教本身。宗教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一種意識，對崇高本性與低下本性之間的區別的意識；一方面，它表明一種提升與敬畏的發展；另一方面，表明一種恩惠與慈愛的傾向。它暴露出我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二元論，同時又幫助我們超越它。此外，如果宗教的意義在於接受一種獨特的發展的話，我們切不可把虔誠信仰的對象拆解成許多分散的現象，而必須把它理解成一個統一體，靠著它，我們可以締結密切的聯繫，從而利用新生活的力量。正如對這些特殊宗教力量的詳細闡述使我們的生活組織獲得了某種獨特的品質一樣，精神生活的其他領域也是如此，只要稍作變動即可。然而，精神生活的展現不可能僅僅在於不同領域的協調。只有當生活過程的整體性提供一種綜合，把這些領域全都結合在一起，並力求在其中各個領域產生作用時，這些領域自身才獲得真正獨特的發展。這種綜合也決非任何形式的外部連結。相反，它是精神生活的自我集中，它克服了排外性，為我們一切活動的和諧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基礎。這種綜合所採取的具體形式決定了一個偉大歷史時期所特有的文化類型。因而希臘世界按照一種造型藝術形式塑造其生活，把形式作為中心的、佔支配地位的東西來考慮。與此相反，啟蒙運動堅持一種能動的綜合，以流轉運動取代了靜止不變。誠然，兩種綜合各有其局限，而且生活是廣大的，不能被壓縮到任何一個方面。不過在考慮局限性之前，最好公正地看到，事實上人們一直在作這種集中的努力，而且是在生活自身的範圍裡努力，至於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展現了精神生活則仍有待於確定。在此看來，生活似乎遵循著兩條發展路線，一條確定的，另一條相對不確定，而且總是從一條轉到另一條。我們似乎看到生活從內部開始的一種進步運動，以及隨之一種精神空間的開拓和一種實在的形成。因而各種特定的綜合便是關於生活意義的宏觀構想假設，這種假設要證明自己，只能根據它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壓垮抵抗並支配整個生活。於是，這一整個歷史發展勢必深化各種初步印象。它在似乎最簡單的東西中揭示出複雜性，在看來靜止的東西中揭示出生命和運動。它打破僵硬的臆測，使之生氣勃勃地活動起來。這種活動越發展，我們的經驗便越是各不相同而又相互連結；整個生命便越是確定和深化，而且確定的程度正取決於它的深化程度。一切都在強化如下的信念：在人身上正在出現一種生活過程，它與一切主觀任性無關，並為個體的努力提供可靠的支持。生活問題的這一深化把我們對宇宙整體性的確信建立在一個更廣泛、更穩固的基礎之上，勝過理智主義觀點所能提供的基礎。正如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要引證（根據這一假設）它是其特殊表現的一個宇宙過程一樣，各個領域的勞動也意味著某種對宇宙的確信。在這些領域中產生的一切偉大的東西，無不清楚地意味著承認對宇宙的信念。這種信念，連同與之相隨的實在觀，在各個不同領域自然各不相同。我們已經看到宗教如何揭示了生活本質上的一種尖銳對比，不過世界上必定要有一種相應的分裂，一切現存對比的強化。藝術的根本經驗是極不相同的；教育的根本經驗也是極不相同的。倘若內部和外部之間沒有友好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聯繫，倘若生活過程沒有超越它們之間的對立，藝術便完全不可想像。因此，藝術創造意味著承認宇宙的和諧。此外，教育者的工作意味著對實在的一種解釋，要比激烈、頑固的宗教認為可能和合法的解釋更友善。因為，倘若教育工作者不相信在每個人的心靈中都有某種正在沉睡而可以喚醒的真與善的成分的話，教育工作如何能進行，它又如何能要求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忠誠呢？這本身便是拒絕給教會以超過學校的權威的充足理由。嚴密的邏輯迫使我們承認這兩種觀點是根本不同的。同樣，道德與科學引起對生活和世界的特殊解釋。這些不同的解釋一起存在，而且，因為各種解釋都聲稱它自己的特殊經驗形式極為重要，要它們機靈地避免碰撞是不可能的。生活面臨著瓦解的威脅，除非它能成功地保持某個包羅萬象的存在大全對其一切具體發展的優勢，從而確保一個立場，在那裡它可望協調它們相互衝突的要求。同時，不難理解，個體會傾向於那種最適合他自己的特殊要求的對宇宙的特殊解釋。但是，我們不能忘記，競爭和不完善本身正是生活的豐富性的證明，是出現在我們人類經驗中的發展的不同類型與階段的證明。由這種紛亂引起的衝突的激情本身證明一種力量，憑著它我們力圖得出一條能影響生活一切細節的原則。在此我們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理智主義的觀點。於是，我們現在清楚地看到，生活不可能從外在於它自身的任何存在形式獲得確定性或可靠性。它永遠不可能從外部獲得這些，而必須從它自身內部去尋求；而且不能通過堅持某一個自明的觀點，而只能通過把自身統一為一個整體，把自身區分為較高的層次和較低的層次，從內部展開一個真實的世界，通過所有這些豐富的表現而保持一種確實的泰然自若。不過，在這一切之中，總是隱含地認為人的勞苦和努力有賴於一種獨立的精神生活的支持。否則，這整個運動仍然是一個難解的謎，決不可能贏得我們完全的確信，也不能向我們要求全部的忠誠。對整個生活之鏈適用的，對各個分散的環節也同樣適用。文明，民族，個體，都只有通過生活的精神統一，才能贏得信仰的力量和行動的令人振奮的歡欣。只有這樣才能夠消除懷疑、指引行動。失卻這種自明的必然性，這種堅定的自信，即使最偉大的天才也無力避免猶豫不決和徒勞無功。簡單的自然狀態對更複雜的狀態擁有優勢，其主要原因便在於此。於是，我們總是被迫面對這個至關重要的真理，生活必須藉助於它自己相互連結的活動從自身內尋求它的可靠性，總是記得這種可靠性以精神生活的獨立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