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尖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作家，著有《非常罪，非常美》《當世界向右的時候》《亂來》《有一隻老虎在浴室》《永遠和三秒半》《我們不懂電影》《一寸灰》《遇見》《夜短夢長》《凜冬將至》等。
《萌芽》：您說過，以1999年的國產電視劇《雍正王朝》和2001年的美劇《24小時》為標誌，「一個電視劇的時代正在展開」，從那時起，您就成為了忠實的劇迷和賀桂梅老師口中的「電視劇宣傳員」。您即將出版的新書《凜冬將至》就是一部電視劇評論的結集。在您看來，電視劇和電影這兩種不同媒介在呈現方式上各自有何側重與優劣？在2011年的一篇訪談文章中您曾說過，「電視劇不僅成為人民的娛樂主體，也接管了電影的全部功能」，能不能談談電視劇具體接管了哪些功能？毛尖：像我們這種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文藝青年，青春期的時候，是怎麼也不會想到自己會「墮落」成電視劇觀眾的，因為那時候覺得電視劇的受眾是父母這樣的老齡觀眾，我們要看的是錄像帶和電影。港臺電影用錄像帶的形式大肆進軍我們的生活，裡面不僅有我們沒有吃過的方便麵，有我們沒有見過的豪華車，更有我們從來不曾見過的男男女女，他們擁抱的方式，他們愛和死的方式，都和我們集體主義教育下的人生迥然不同。我們想當然地把這些理解成「現代」，我們跟隨「現代」黑幫片和「現代」婚戀劇，再加上中國大陸的第五代導演在崛起，銀幕上鞏俐和姜文替下了謝晉一代的知識分子男和任勞任怨女，新的影像風揭幕新的人生追求，我們已經沒有精力在電視機前等待主題曲結束劇情上演。「港臺」和「第五代」，都是一邊唱著歌一邊發射子彈，周潤發如此，姜文亦如此。所以年輕的時候，覺得電視劇這種速度的人生是為我們的上一代人準備的。到上個世紀末的時候，事情起了變化。首先是，艾美獎頒獎典禮的收視率追平奧斯卡，大牌演員不再是拍完電視劇然後進軍大銀幕，選拔機制倒轉了，電影優則電視劇，電視劇觀眾不僅以幾何級數增加，而且年齡以幾何級數遞減。當電影被各種技術玩成影像修正主義風的時候，電視劇卻以傑克·鮑爾似的奔跑速度接過了一個時代的歷史使命。用《電影手冊》評價《24小時》的話說：「連續劇自覺地承擔了美國故事片沿革中的歷史責任，這種責任，在今天的好萊塢已經完全找不到了。如此，我們調轉視線，成為最熱忱的電視劇觀眾。」看了二十多年電視劇，當然，一大半的時間其實是看了爛劇，看完常常懷疑人生，我自己也到了當年我父母看電視劇的年齡。如果說要給看電視劇再加個理由，那麼我會說，因為電視劇裡有更完整的人生圖景，這些在相當碎片化的電影中，已經找不到。《萌芽》：在《普普通通的願望》之中，您談到了幼年悄悄出入錄像廳的經歷，為了偷跑出去看錄像，連鞋子都跑掉了。對於一些沒有經歷過錄像廳時代的年輕讀者來說，這種童年時期的匱乏感和荒蕪感反倒顯得「非常動人」。回望過去，還有什麼年少時的觀影經歷是您印象特別深刻的？而從錄像廳、電影院，到VCD、DVD，再到如今的數字格式與下載或在線的觀看方式，這幾段時代中的有趣經歷以及感受的不同也可以與年輕朋友們分享下嗎？您曾說：「因為電影，好像我至今都在青春期裡跋涉。」這裡能談談您覺得電影帶給您的這種「青春期心境」具體而言是怎樣的嗎？毛尖：我們這一代基本經歷了全部的觀影方式。露天電影院經歷過，各種排場的電影院經歷過，大大小小的錄像廳經歷過，黑燈瞎火偷看禁片經歷過，滿城搜買盜版經歷過，漂洋過海去淘碟經歷過，到現在，什麼都可以在網上解決，比改革開放的跨度都要大。比如我們買碟，不僅驚喜於突然在芸芸眾碟中看到現在根本懶得重溫的《去年在馬裡昂巴》，更在於和熟諳碟事的老闆娘比劍似的過幾招，如果同一個夜晚，還遇到了雖然不曾說過幾句話，卻是互相久仰的碟友，整個一天就覺得堪比大片了。還比如像我師兄羅崗，跟學校後門盜版店的老闆都很熟，我們在盜版店裡逛，遇到文藝青年來問，老闆，有沒有《克萊爾的膝蓋》，老闆很迷茫，說，有《金手臂》，沒膝蓋。然後，羅崗，從最高層貨架上取下「侯麥全集」，對好看的文藝女青年說，喏，這裡有《克萊爾的膝蓋》。這個，就是侯麥的電影。侯麥的男男女女，就是這麼認識的。數字時代，這些不太發生了。我們對電影的認識，就全靠數字本身，身體感會越來越不夠。所以，我本來今年要做幾個通宵場，比如通宵場的《戰爭與和平》，通宵場的《靜靜的頓河》，但是被疫情攪黃了。很多電影，需要一起看，一起經歷，才會永生難忘。這個，大約就是你想問的，電影和青春期的最好關係吧。說到底，「青春期」和「電影」是同義詞，我說的「至今都在青春期裡跋涉」，另一個表達就是，我依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影迷，依然會把一天裡最好的時間用來看電影，搞得我父母一直很看不懂，一個大學老師，起床就看電影。但這是我對電影的最大敬意。《萌芽》：2019年，上海整體影展數量接近20場，上海藝術院線也搞得有聲有色。多年來，關於電影節，您有沒有什麼有趣的經歷？毛尖：每年電影節都會遇到梅雨，只是今年不會了。疫情推遲了電影節，也可能會使其成為最難忘的一屆電影節。每年電影節都會有很多故事，其實最開心的常常是，電影結束，發現前排就坐著遠方的影迷朋友，於是一頓猛虎擁抱。當然，因為很多電影也會空降劇組過來，所以在電影節經常能見到熟悉的陌生人。有一次《音樂之聲》的導演羅伯特·懷斯就坐在我後面，我很想跟他說我喜歡你的電影，但也只是對他笑了笑，我想他一定聽到過一億聲這樣的問候。還有一次跟朱麗葉·比諾什一起喝了咖啡，我超喜歡她，她的《藍》《新橋戀人》我都看過好幾遍，可惜那天一堆人，她說的話，我一句都沒聽清。《萌芽》：您本科就讀於華師大英文系，研究生時跨專業進入了中文系學習，當時有著怎樣的考量？能不能對照談談兩段學習經歷中難忘的部分？如今您又在華師大任教，從這幾段經歷來看，彼時的大學與今日的相比，在文化氛圍上存在哪些差異？從麗娃河到櫻桃河，我們的感覺是，同學們的變化還是挺大的？毛尖：哪有什麼考量，養生需求。英文系男女比例太不對頭，一比五，中文系男女比例比較恰當。當然，現在中文系也男女比例失調了，但是在我們求學的年代，中文系男生還是很多的，講座也多，活動也多。難忘的事情說不完，前不久一個採訪還追憶了「那些年，我們爬過的門」，說的是，當年大家常常等在學校後門，等到十一點大門關閉，然後爬門出去，成了一種夜生活的儀式。這麼回頭看的話，我們那時候學校管理不像現在有這麼多條條框框，社會氛圍也相對支持衝動和冒進，校園詩人還在學校到處遊走，廣告欄裡還都是文學講座，CEO、COO還不是時代英雄。麗娃河是風流之徒的地盤，櫻桃河則是小清新的家園想像。本文為節選，刊於2020年第八期《萌芽》。萌芽微信公眾號所刊載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為萌芽雜誌及相關權利人專屬所有或持有，未經許可，禁止進行轉載、摘編、複製及建立鏡像等任何使用。《萌芽》2020年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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