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中的城市」：城市文學研究走向新範式 | 社會科學報
原創 張鴻聲 社會科學報社 7月25日
上世紀80年代至今，中國現當代城市文學研究漸成熱點。那麼，城市文學研究是如何凸顯出來的，又經歷了怎樣的演變呢？中國傳媒大學張鴻聲教授認為應該在現代文學史的總體視野中辯證地考察這一問題。
原文 ：《城市文學研究走向新範式》
作者 | 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院院長 張鴻聲
圖片 | 網絡
文學史敘述形態的演進推進城市文學研究
目前，關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幾種主要現代性敘述有「革命敘述」「啟蒙敘述」「城市日常敘述」等，這構成了主要的文學闡釋形態，並表現出一個具有先後順序的演進過程。而且，依照不同的文學史敘述，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分期也存在不同的解釋。
在上世紀80年代之前，依照「革命敘述」的闡釋標準，初期革命文學、魯迅及其雜文、左翼文學、解放區「工農兵」文學、「十七年文學」構成了「革命敘述」的文學史主要脈絡。其中，城市文學是不太被重視的。
從80年代到90年代，隨著對中國現代化歷史闡釋的改變，五四初期文學、魯迅小說與散文、鄉土文學、民主主義文學、「80年代文學」等成為研究的重點，由此發生了從「革命敘述」到「啟蒙敘述」的文學史觀的轉變。這一改變使知識分子視角的文學史闡釋成為主流，但城市文學依舊沒有進入研究視野。在相當程度上，城市與鄉土一樣，反而成為知識分子思想文化的對立物。
90年代後，關於市民社會、消費文化、歷史研究的日常性理論出現。在現代文學研究中，逐漸形成了建立在物質與消費現代性之上的城市日常性敘述，「晚清文學」「30-40年代的上海文學」「90年代後文學」等成為研究熱點。
在這三種文學史敘述的發展歷程中，城市文學研究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有到盛的過程。
在國內，80年代開始出現城市文學研究，並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的演進，即作家作品論階段、文學流派論階段、文學形態論階段。吳福輝、餘鳳高、應國靖、嚴家炎、李今、許道明、楊劍龍、李嶸明等當代學者的研究大體體現了作家作品論、作家流派論、文學形態論等各個階段，其研究特徵、範式和意義價值不同。
到90年代，城市文學研究已經對現代文學史總體格局有了較大影響。比如，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修訂版）就確言，「現代化進程中的城與鄉、沿海與內地的不平衡，所出現的『現代都市與鄉土中國』的對立與滲透」是文學史考察的重要標尺。而在具體的考察中，特別是對戲劇發生發展的過程，就一再用「職業化」「營業性」「劇場戲劇」等概念加以闡釋。
城市文學對現代文學的突出價值
一方面，文學史敘述形態的演進推進了城市文學研究從無到有再到興盛的過程；而另一方面，城市文學研究的發展也反過來對總體文學史敘述格局、新的近代史觀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凸顯出當代城市文學研究對現代文學研究的突出價值。
首先，隨著城市文學及其研究的興起，現代文學史的總體格局發生了變化，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形成的以啟蒙文學、工農兵文學、鄉土文學為主要形態的文學史格局，逐漸轉變為啟蒙文學、鄉土文學、城市文學鼎足而立的局面；更重要的是，隨著90年代左翼與啟蒙兩種文學史敘述相繼弱化，在文學史敘述的等級因素中，源自城市文學的現代性，特別是日常性文學史敘述幾乎一枝獨秀，這在90年代以來的各種文學史著作中有著大體一致的表現。
其次，城市文學的研究由於得到了左翼意識形態減弱、市民社會興起的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思潮的支持，以極強的歷史闡述性出現，與史學研究中所謂的「新史學」，特別是法國年鑑學派方法中注重民間社會形態、「公共領域」、行會、商會、社團的研究相吻合。因此，城市文學與媒體輿論、大眾傳播、經濟制度、學校教育、出版機構、流行生活等公共社會領域的關聯又成為新的熱點，構成了現代中國整體史觀中的一種。也就是說，城市文學研究不僅成為文學研究的「熱帶」，也成為新的近代史觀建構的一部分。
在城市日常性的近代史觀中，對公共領域理論、長時段與中間層的考察，以及對行會、商會、紳商、社團、輿論場的關注，產生了我們對晚清文學的新理解。可以說，現代的文學主題、載體媒介、接受現象在晚清都已經出現雛形，比如在現代的文學主題方面，有政治主題方面的新政（維新）、革命（民族、種族），消費主題方面的現代性事物與消費需求，家庭主題方面的日常男女倫理，初步啟蒙主題方面的「勞工」題材文學，等等；在接受方面，八小時工作制與星期周末制度養成了市民的文學閱讀習慣；在介質與媒體方面，報刊（書局、月刊、周報、晚報）、畫報、照相術、漫畫、電影、劇場、廣播等成為近現代文學的技術載體。
走向新範式「文學中的城市」
城市文學研究在成為新的近代史觀構建之後，有日漸超出傳統城市文學題材、流派、形態研究範圍的跡象。通過對海外漢學家理察·利罕、張英進、李歐梵、王德威，國內學者陳平原、趙稀方等人的城市文學著作的研究，我以為，學界的關注點開始從「文學表現城市形態」轉移至「文學對城市性的表達」，甚至是基於城市性表達的歷史觀念。這一現象預示著我們已經不能固守傳統的城市文學研究了。這種新的城市文學研究範式一般被稱為「文學中的城市」研究，大體通過想像和虛構「賦予城市什麼意義」「為什麼賦予這些意義」「怎麼賦予城市意義」這三個邏輯而展開，在研究範式的內在結構上突破了傳統反映論而走向話語論。
我們以上海為例，看看「文學中的城市」研究這一新範式是如何進行的。我們不妨從關於城市的普遍性的通俗知識入手，比如在《辭海》、《詞源》、各種「百科全書」、「年鑑」、明信片、地圖中考查關於上海的敘述是怎樣進行的。繼而，再關注關於上海的文學文本、圖像文本、符號文本。從普遍性的城市知識、文學文本的想像、學者們的文化釋讀等諸多上海論述可以看出，在以現代性為中心的上海想像中，左翼文學敘述突出的是「國家」「革命」的現代性。而80年代以來，則側重把啟蒙、城市日常性作為主要線索，將「國家」「革命」的現代性擱置一邊。其實，各個時期的所謂「上海想像」都是基於某一種敘述的，並不是全部的完整的「文學中的上海想像」。熊月之先生將百多年來的上海敘述總結為「從奇妙洋場、東方巴黎到大染缸」「西學窗口」「天堂地獄」，非常精闢。我提出另一種說法，即百多年來對上海的敘述可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分別為：一是表徵國家進程的「鑰匙」敘述，二是隱含西方性表達的「窗口」敘述，三是與鄉土中國特徵相區隔的「飛地」敘述。
「城市想像」研究的基礎在於將文學中的城市經驗與城市敘述分離開來，也就是說，「文學中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斷被賦予意義的，而不完全是城市的自我呈現。晚清以來，上海被賦予了各種意義。其中，有左翼角度的國家解放意義，表現階級、民族革命、國家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消亡；也有國家的工業化意義，比如晚清的《新中國未來記》《獅子吼》《新中國》《新石頭記》，也包括茅盾的小說，以及50至70年代關於生產、技術革新、展覽館、工人新村的文學敘述。
因此，「文學中的城市」其實有兩種。一種是文本意義上的，或由文本意義所堆積起來的；另一種是實際的、作為地域存在的城市。在文學中，無論是基於現代性意義的「大敘述」（比如南京路、港口等之於左翼的解放意義，霞飛路之於非中國化的消費的象徵意義，工廠廠房、工人新村之於國家工業化的意義，等等），還是賦予東方性、本土性的「小敘述」（比如張愛玲、王安憶等作家筆下的上海弄堂、梅家橋等文化記憶），城市不斷被賦予各種意義，成為一種現代城市知識的共同體，並以此構築了城市文學或「文學中的城市」強大的現代性身份。在某些時候，它可能衝淡乃至瓦解了城市實際的多元、複雜的東方特性以及作家個體的城市經驗。
在一定程度上，「上海」類似斯賓格勒的「西方」概念，代表著百多年來中國人構築的「現代」「斷裂性」「中心」概念，卻往往弱化其應有的東方性意義、民間層面的存在以及作為江南城市的地域性、本地性。這種現象不僅在上海城市文學研究中存在，在對北京的研究中也同樣存在，甚至在對巴黎、紐約等城市的文本表達中也存在。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16期第5版。
來源：「社會科學報」官微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