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快雪時晴帖》 資料圖片
一
周代貴族盛行的「六藝」中就有「書」，其意義包含但是不限於「書法」教育，同時還有「識字」「學文」「書寫」諸多含義。六藝之「藝」，古字寫作「埶」，像一個人雙手持草木，本義為「種植」，強調「基礎」和「根本」的意義顯而易見，故《漢書·藝文志》將《八體六技》之類的文獻歸入「小學」類。應該說，書法因為與文字的天然關聯，它的地位從一開始就是被尊崇的。然而隨著書法作為藝術的特性不斷凸顯，人們對於書法的認識也在悄然發生改變。
朱長文在《墨池編》卷一的按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古之書者志於義理而體勢存焉。周官教國子以六書者，惟其通於書之義理也。故措筆而知意，見文而察本，豈特點畫模刻而已。自秦滅古制，書學乃缺，刪煩去樸，以趨便易。然猶旨趣略存，至行草興而義理喪矣。鍾、張、羲、獻之徒，以奇筆倡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源本，惟顏魯公作字得其正為多，雖與《說文》未盡合，蓋不欲大異時俗耳。
「鍾、張、羲、獻」是唐代以前最偉大的書法家，然而在朱長文看來，此四人毋寧說是書法史的「罪人」，朱長文批評「鍾、張、羲、獻」的理由是「以奇筆倡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源本」，他所強調的「源本」就是「字學」。這無疑是一種「保守主義」的文化立場。
書法首先是寫字，而「字」背後的「義理」必須講求，脫離這一根本無疑應該受到批評。《非草書》批評當時的學草之人「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亦無損於治」，即是著眼於此。漢代以來，有關書法（有時包括繪畫）「壯夫不為」「書為小道」「學問之餘」「玩物喪志」等消極論調不絕於耳，其基本出發點即在於重本輕末、重道輕藝、重實輕華的儒家文化立場。
在朱長文看來，顏真卿對於「鍾、張、羲、獻」的糾偏還不僅僅體現為強調「字學」根本，還在於顏真卿從道德人格方面充實了書法的本質內涵。
朱長文在《續書斷》列出的「神品」三人，分別是顏真卿、張旭、李陽冰，三人皆出自唐代。朱長文貫徹的乃是道德、字學、書藝三個標準。在朱長文看來，「德均則藝勝」，故顏真卿排第一。朱長文認為顏真卿的傑出特立表現為「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楊子云以書為心畫，於魯公信矣」。正是立足於「德義」而言。
張懷瓘《書議》：「夫翰墨及文章至妙者，皆有深意，以見其志。」《文字論》：「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張懷瓘能從「志」「心」「意」等屬於人的心理層次立論，在肯定書法與文學並列關係的同時，提出「先文而後墨」「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的主張，逐漸建立了「人」—「文」—「書」的主次和從屬的關係。
關於人、文、書的關係，宋人作了進一步的思考。蘇軾的說法最能代表宋人所達到的理論高度：「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蘇軾建立的「德—文—詩—書—畫」的相互隸屬關係正是承接前人的論述而來。歸納起來包括兩個方面，就是「歸本於人」和「先文後墨」。
一部書法史，始終交織著兩種矛盾運動的趨勢：一種似乎是「自甘墮落」，朝著書法「藝術」的道路一路狂奔；另外一種則是「不甘墮落」，在從事書法「藝術」的同時，不斷回頭，從「字」「人」「文」的自我約定中尋找救贖的途徑。以此而論，「鍾、張、羲、獻」是「藝」的代表，顏真卿則發揮了「字」和「人」，蘇軾則將書法背後的「文」推到極致。中國書法成了「作字行文」「先文後墨」「歸本於人」的藝術。
二
那麼，「藝術」又是什麼呢？
中國古代「藝術」一詞，最早見於《後漢書》。《後漢書·伏湛傳》云：「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李賢注云：「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書」「數」「射」「御」是古時候青少年教育的基礎，包括現在認為的自然科學和體育等方面的內容，同時還有禮樂教化，著眼於立身成人的「為己之學」。而「醫」「方」「卜」「筮」則著眼於社會服務，是「為人之學」，說明「藝」和「術」有明顯不同。但是這種相對的分別在後世被逐漸混淆起來，而統統被稱為「雜藝術類」。魏晉以來，「書」便經常性地與畫、彈琴、射箭、卜筮、算術、醫方等內容雜廁（如《顏氏家訓》就是如此），在排列順序時，書的地位沒有什麼特別，如魏收《魏書·術藝傳》收入天文術數、佔卜、書法、醫藥，書法排在第三。
在這些「雜藝術」當中，「書」因為更多關涉「字」「人」「文」等方面，因而有時會被另眼相看，而被正統史家歸入「經部」「史部」中（如《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直到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仍舊將書法相關的文獻歸入《理學彙編·字學典》，而不入《博物彙編·藝術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藝術類」明確認為「書畫之屬」是「藝事之首」，同時還包括「琴譜之屬」「篆刻之屬」「雜技之屬」。這繼承了《顏氏家訓》將書畫置諸「藝術」之首的做法，同時也可以看出某種隱微的調和心態：一方面，承認書法作為「藝術」的事實；另一方面，考慮到書法與「字」「人」「文」的相關性，特意彰顯其與眾不同。
現在普遍使用的「藝術」一詞，其實受到西方的「art」觀念的影響。「art」在西方語境中，原本指手工藝和科學的「技巧」，後來用於專指「美術」，這種轉變經過日本而傳入中國。「以美為目的」的「藝術」觀念傳入中國後，經過晚清和民國學人的闡釋，結合中國古代固有的「藝術」譜系，從而衍生出一套融匯了古今中西多方面含義的「藝術」觀念。以現代「藝術」的觀念來審視古老的中國書法，便發現其扞格之處非止一端，於是有關書法是不是「藝術」的爭論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停息。書法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是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藝術」本來不重要，但是當現代「藝術」觀念已經成為某種價值判斷標準的時候，書法受到當代「藝術」話語權的「閹割」便不足為怪了。這種「閹割」主要表現為以「線條」來定義書法、以「造型」來解讀書法、以「美術」來涵蓋書法、以「美學」來研究書法。不得不說，「藝術」是一個籠子，一旦書法人也認同了當代的這一套「藝術」觀念並身體力行之後，傳統書法背後的「字」「人」「文」便被懸置起來，書法在「藝術化」「美術化」「美學化」的路上越走越遠。
三
當書法被當作「藝術」之後，有關藝術教育的目的自然成了書法教育的目的，而且人們也注意到了書法與一般藝術的不同之處在於背後「字」「人」「文」的規定，因此「作字如做人」，人品書品、文化修養等話題相對於其他藝術門類得到更加突出的強調。另一方面，從維護「藝術」純潔性和強調技術性的立場出發，也滋生了因為割裂「寫字」與「藝術」、「技術」與「文化」的關係而導致的無謂論爭，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書法教育目的理解的混亂。
在前文所列的「書法是什麼」的敘述中，還隱含著一組重要的議題，就是書法是「形學」還是「心學」，這一問題與「如何學習書法」關涉甚大。
康有為曾將書法的本質概括為「形學」，劉熙載則視為「心學」，可謂各得書法之一端。魏晉以降，書法形成鍾、衛二派，鍾派通過王羲之的傳承而大盛，終成中國書法史的主流，衛派則銷聲匿跡於歷史煙塵之中。箇中原因，即與衛氏書派因為秉持古文傳統而「重形」，終敵不過書法藝術日趨內化、與人文結合而成為「心學」的歷史大潮。書法之成為「心學」，肇於劉漢，成於李唐，標誌事件是柳公權對唐朝皇帝「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的「筆諫」。
宋明理學家發展了唐代柳公權的「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的名論，有意識地建構起書法與人心的對應關係，正式建立起書法的「心學」傳統。宋代程顥曾提出「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在這裡，書法學習的「目的論」轉化為「方法論」。宋明理學諸子於此發揮甚多，黃庭堅《覺民對問》云：「已若善篆，何自而手與筆俱正？曰：『心正而已。』曰：『然』。」朱熹說：「程子說『吾作字甚敬，只此便是學』，這也可以收放心，非是要字好也。」陳獻章論書法云：「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吾所以遊於藝也。」王陽明說：「既非要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為什麼要學習書法」已經與「如何學習書法」聯繫起來。
「只此是學」中的「學」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只此」強調當下性，在念念不斷的當下，不經意之間將養成習慣、學習藝術、傳承文化、錘鍊人格、驗證書道這些書法教育的目的論全部包含其中，這不能不說是關於「為什麼要學習書法」最為高明和確當的表達了。
然而，面對書法的古今之異，「只此是學」的命題似乎不能滿足書法作為藝術教育的時代要求；第二，這一表達也沒有揭示書法作為「寫字」的特殊內涵。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好好寫字」的命題。如果說「只此是學」是把握普遍存在的基本方式，不應該是書法的專擅，「好好寫字」則緊扣當代書法教育的主題，是對「為什麼要學習書法」的個性化表達。
當代書壇的亂象已經為眾人所知，主要表現是文化缺失、精神萎靡、心理浮躁、表裡不一，這不能不讓我們警醒，從而思考書法教育的初衷，通過書法教育，為醫治當代書壇的時代病提供一劑良藥。「好好寫字」或許就是書法教育的初心所在，「好好」說的是心態平常，也指向「敬」和「靜」的精神持守，延續著深厚的「心學」和人文的傳統。「寫字」則是堅持書法教育的底線，「字」既「好」，而所謂藝術的「好」，一切內在和外在的好，自然就在其中了。
（作者：陳志平，系暨南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