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飯統戴老闆（ID：worldofboss）
作者｜陳暢/李健華，編輯｜餘佩穎/周哲浩
頭圖｜視覺中國
1990年初，鄧小平前往上海視察，啟程回京時，他對前來送行的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說：「你們提出來開發浦東，我贊成。你們去跟澤民同志說。」朱鎔基回答說：「澤民同志剛到北京工作，上海的事情要他講不方便[1]。」總設計師當即回答道：「好，我來講！」
回到北京後，鄧小平對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幾件事，我還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2]。」
總設計師建議中央政治局、國務院對此專門討論一下，再作出正式決策。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交《關於開發浦東的請示》。一周後，鄧小平再度談起上海：「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那年春天，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親自率隊到上海，就浦東開發問題進行專題研究、論證，最後匯總形成了向中央匯報的《關於上海浦東開發開放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報告提出，浦東開發要再加上「開放」的定位，從而把浦東開發開放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
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叫「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東」。但要知道，1990年以前，浦東100多萬15歲以上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中小學裡佔地面積和建築面積同時達標的僅有7所；衛生機構有50多個，沒有一所三甲醫院——對上海人來說，浦東就是鄉下。
事實上，「浦東」在90年代之前還只是黃浦江東岸的一個泛指概念，佔上海整體的比重僅為8%。1992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覆設立浦東新區，浦東才正式成為一個行政概念。
李鵬後來回憶道，「從小平同志那裡出來，澤民同志就和我商量，全國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區，如果特區太多了那就不特了，那麼我們商定，浦東就不叫特區，而叫浦東新區[3]。」後來朱鎔基對「新區」這個概念做了個詮釋：不特而特，特中有特，比特區還特[4]。
從1988年到1994年，鄧小平連著在上海過了七個春節。1994年的春節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他最後一次外出視察。春節前，他在寒風細雨中視察了浦東，回北京時他囑託送行的上海官員，「你們要抓住二十世紀的尾巴，這是上海的最後一次機遇。」
有意思的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曾在1993年到訪上海，稱浦東開發計劃不過表面文章，將其比喻為俄羅斯的「波特金村莊」（泛指專門用來給人虛假印象的建設和舉措）。在他看來，浦東開發帶著太多不熟悉的色彩。
但弗裡德曼錯了。在接下來的30年裡，浦東、上海和中國一起走向了繁榮，它的磅礴和恢弘，將給世界帶來了持續的震撼。
01. 高度：爛泥渡上拔起的632米
1989年10月，上海市研究浦東開發專題會上，時任市長朱鎔基提出了一個想法：「上海的發展一定要考慮面向太平洋、面向未來，各種基礎設施的布局一定要按這個要求[1]。」
一年後，朱鎔基主持浦東新區設計規劃會，他講道：「不但陸家嘴的設計，整個這一帶的設計，要向全世界招標……號召全世界的建築設計師來投標，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1]。」之後，經過17輪討論修改，歷時兩年，最後完成了陸家嘴中心區域的規劃。
這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一個地區規划進行國際諮詢。但區域規劃還不夠，決定陸家嘴命運的，是產業規劃。
1995年3月，30多位政策決策專家和學者聚集在浦東的川沙賓場，開了一場閉門會議。會議就浦東下一輪該放開什麼產業進行了三天三夜的集體討論，最終達成了一致主張：浦東下一輪應該發展以金融業為首的現代服務業。這句簡單的結論決定了陸家嘴的命運。
在規劃中，浦東把金融、貿易產業集聚在昔日金融中心——外灘對面的陸家嘴地區。後來，曾任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的黃奇帆概括說，浦東開放在金融、商業等第三產業上政策很突出，反映了中國的開放由第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開放。
川沙會議後專家們提交了一份報告，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認可。報告內容主要建議：中央允許浦東新區在服務貿易等某些領域對外開放，先行先試。包括允許外資銀行在浦東試營人民幣服務、允許在浦東建立中外合資外貿公司、允許在浦東設立中外合資保險公司等措施。
會議的內容也成為後來國務院的「61號文件」，正是這份文件，為浦東乃至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發展奠定基礎，一場中國金融業的變革從上海起步。1995年6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做出表率，把上海市分行遷到浦東陸家嘴，標誌著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正式啟動。
後來參與川沙會議的一位專家回憶：「深圳人看到這個文件非常驚訝。」
之後的兩年裡，上海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產權交易所、鑽石交易中心等相繼落地陸家嘴，同時日本富士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花旗銀行、光大證券等大批金融機構落戶在陸家嘴。在這樣數量的金融龍頭機構聚集下，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始漸成氣候。
目前的陸家嘴金融城，已成為中國金融市場體系最完備、金融交易最活躍、金融機構最集聚、國際化水平最高的金融產業高地，區域內已集聚了12家國家級要素市場和金融基礎設施，870家銀、證、保持牌金融機構及其分、子公司，6000家新興金融機構，3000多家專業服務機構。
浦東開發前，東昌路是浦東最繁華的商業街，與之相交的則是一條叫「爛泥渡」的道路，這裡四五米寬，一旦下雨就變泥巴路。
而昔日的「爛泥渡路」已經改名為銀城中路。它位於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核心地段，北邊是金茂大廈、東方明珠電視塔、西邊是濱江大道、東邊是一棟棟屹立的辦公大樓和世紀大道。從「爛泥渡」變成國際金融核心區，陸家嘴只用了三十年，雲泥之別，今非昔比。
屹立陸家嘴的上海中心高632米，它代表著上海的高度，在某種程度上，它也代表著中國金融開放的高度。
02. 深度：逆天改命的超級工程
上海因河而興，港口條件得天獨厚。但眾所不周知的是，港口一度是困擾上海發展的一個大難題。
90年代，上海的工業和外貿開始齊頭並進。按理來說，上海每創造10億工業總產值，就需要有一個年通過60-70萬噸的萬噸級泊位與之配套。但現實是，上海碼頭貨物吞吐能力嚴重不足，遇到5萬噸的船就要在長江口外減載候潮。
內部建設不足，外部對手又虎視眈眈。神戶、釜山、甚至高雄都在爭相成為亞太地區的航運中心，彼時，大陸的貨物要想進入國際市場，都要到神戶港進行周轉。
一般而言，港口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母港，一類是餵給港，前者往往是國際性樞紐港，匯集萬噸級貨輪；後者只是用中小貨輪給母港運送貨物，戰略地位截然不同。如果沒有深水港，上海就只能是一個餵給港[6]。
隨著上海經濟體量從1990年的756億快速上升為2000年的4771億，這一致命短板變得愈發突出，決策層已經意識到，「上海要真正成為『一個龍頭、三個中心』的目標，關鍵在於發展現代港口，核心就是建設深水港。[7]」沒有國際航運中心的支撐，經濟、貿易、金融中心的作用只會處處遭遇掣肘。
決策定下來，首要問題就是選址，北上寶山羅涇、東進外高橋、南下金山嘴都被挨個否決。地處長江入海口的羅涇和外高橋，都受到「攔門沙」的影響，長江泥沙大量沉積於入海口，使得航道水深只有8米，金山嘴靠近杭州灣一帶，水深與長江口依然相差無幾。
水深不夠、大船難進，成為橫亙在港口選擇面前的最大難題。
彼時，交通部已經準備用「束水衝沙」的方式直接疏通出長江口12.5米深的航道，可神戶港在1987年就具備了5個水深15米的貨櫃泊位，如此一對比，12.5米還遠遠不夠。建成即落後顯然不行，一條共識變得愈發清晰：「要一勞永逸地解決上海沒有深水港口的問題。[6]」
市域範圍內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港口，幾經周折，決策層開始將目光開始瞄向了位於浙江舟山的大洋山和小洋山。此處航道水深平均可達15米，海潮強勁使得泥沙不易沉積，向西北32公裡對接上海蘆潮港，向東82公裡處即為國際航線。港口資質良好，唯一的問題是，大、小洋山行政上隸屬於浙江。
建設前的小洋山，島嶼錯落
事關利益分配之處總難避免刀光劍影，雙方最後都各做妥協。大、小洋山行政隸屬保持不變，港口管轄權、土地施工以及建設資金來源交由上海，洋山產生的租金、稅收以及所有領航費用都劃歸浙江所有。如此，在上海的「高姿態」和浙江的大局觀配合下，洋山港正式動工。
分布在大、小洋山之間的是十幾座不相連的小島，連結小島並打造出一個8平方公裡的平整陸地，相當於在1000個足球場上把沙子堆出7層樓的高度，光是填海所用的砂石總量就超過了一億立方米[10]。
作為全球唯一的一個在外海島嶼上建造而成的離岸式貨櫃碼頭，與港口建設同步推行的還有32公裡的東海大橋，它也是連接浦東與洋山港的成敗關鍵。在沒有經驗、連資金也要靠自籌的困境下，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態度堅決：「勒緊褲腰帶也要把這座橋建起來[9]。」
我國首座外海跨海大橋——東海大橋
2005年，東海大橋和洋山港一期先後竣工，完成5個10萬噸級深水泊位，年吞吐能力達到220萬標準箱。洋山港建成後，意味著上海港正式擺脫了淪為「餵給港」的命運，並開始向世界級港口蓄力衝擊。
一年以後，洋山港二期建設完成，再增4個10萬噸級泊位，年吞吐能力合計達到430萬標準箱。2008年三期建設完成以後，2010年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成為全球第一大貨櫃港，並一直保持至今。2017年，洋山港四期又建成了全球最大單體自動化智能碼頭，接待起2.4萬標準箱級別的全球「船王」都變得駕輕就熟。
洋山港四期無人碼頭
洋山港的意義顯然不止於此，從其誕生之初起，洋山港便不只是上海的港。在以上海為中心，向外輻射至長三角，再沿著長江溯江而上，它影響的，是跨過9省2市，匯集著40%人口，佔據全國46%GDP的經濟帶。
當十萬噸級的巨輪停泊在洋山港碼頭，貨櫃迅速卸貨轉運，它們或經由東海大橋進入貫通全國的陸路運輸系統，或轉為中小貨輪，從長江口沿江進入廣袤內陸腹地，相繼經過蘇州港、南京港、蕪湖港、九江港、武漢港、重慶港、瀘州港等大小港口，在這15年裡參與並見證一方經濟增長。
當初，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在上任後第一次接受電視臺採訪，記者問他想對市民講的第一句話是什麼？他回答到，「上海是全國的上海，是全國人民建設出來的上海[9]。」
的確，沒有中央的居中協調、沒有全國人民的支援、沒有長三角腹地的富饒、沒有的沿江經濟帶的高度發展，上海無法單靠自己的力量撐起全球最大港口的吞吐量。應該說，洋山港的深度，代表著上海的深度；但上海的深度，歸根結底是受益於中國經濟的深度。
03. 廣度：自貿區是怎麼煉成的？
2013年5月，國務院推出了一份建設上海自貿區的初步建議書，21項措施在列。
建設上海自貿區的方案雛形早在2010年就已出爐，由中國生產力學會起草上書至國務院。時任學會會長的王茂林回憶起那時的背景，浦東開放走過18年，但2008年的上海仍未完成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任務，究其原因是改革束手束腳，涉及經濟和金融等領域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審批[7]。
2008年，北京奧運會獲贊「無與倫比」；神舟七號成功發射升空；全球經濟危機下中國逆勢增長9%，還給全球經濟貢獻了20%，然而上海投資者在那年走完工商稅務銀行等部門的程序，還需要足足3個月。
那段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3T協定（TPP、TISA、TTIP）將白宮要架空WTO的算盤撥得響亮，被邊緣的除了WTO，還有缺席3T的世界最大貿易國中國。2013年9月，中國提出加入TISA談判的申請，但最終沒有獲得批准，理由是服務業開放程度未達標[3]。那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中國服務貿易總額首破5000億美元。
然而，中國服務貿易出口的數據較製造業出口的數據，小巫見大巫。中國服務貿易的門檻仍高冷不可攀，成為經合組織裡的「異類」[4]。
WTO紅利在褪色，希拉蕊稱呼著21世紀是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歐巴馬揚言要趕在中國前為亞洲確立遊戲規則。對中國來說，如何推動進一步的開放，又成為了一個必答題。
2013年8月，國務院正式批准設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驗區範圍涵蓋上海市外高橋保稅區、外高橋保稅物流園區、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4個海關特殊監管區域。一個月後，上海自貿區正式掛牌。
自貿區佔地28.78平方公裡，上海市面積的1/226，這個佔中國國土面積萬分之零點零零三不到的一點，成為了撬動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支點。
1990年6月浦東開發開放之初，國務院便正式批准浦東新區創辦了過渡性質的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英文譯名FreeTrade Zone（自由貿易區）。
保稅區的立法工作也在同一時間進行，1996年12月，中國第一部地方性的保稅區條例正式通過。這部條例在浦東新區管委會副主任胡煒看來並「沒什麼乾貨」，但白紙黑字的效果卻是「出乎意料得好」[6]。
外國企業看到的是誠信體制，法治精神，再加上之前積累的口碑，外高橋興起了新一波的投資高潮。到了2012年底，10平方公裡外的外高橋保稅區，貿易總額已達1萬億元，平均每平方公裡稅收100億元，超過了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路[7]。
法治思路延續到了自貿區的建設上，法制先行成為一大亮點。
自貿區成立前夕，國務院被授權可在上海自貿區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不闖現行法律的紅燈，而將自貿區改革試驗與之衝突的地方調整「信號系統」。2014年，《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全票通過。
法治效應下，28.78平方公裡在聞風而動的全球企業面前，不夠了，自貿區隨即擴圍。2015年4月8日，國務院印發通知，確定上海自貿區實施範圍120.72平方公裡，陸家嘴金融片區、金橋開發片區以及張江高科技片區納入其中。
上海自貿區的寬度在擴展，但從一開始它的影響輻射面積就非28.78可框於牆內的。打出生起，上海自貿區流淌的就是「制度創新」的血液，絕非圈地鐵絲網內的政策紅利；以身為全國「試錯」，踏出可推廣、可複製的改革路，不要特例獨行。
這其中的經典案例無疑是上海自貿區推出的中國第一份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在此之前，中國對外商往往以「正面清單」為主，清單上有的行業和領域才允許外商投資。而「負面清單」意味著，只要沒上這投資領域的黑名單，那一切皆可投。
2017年，發改委和商務部發布了《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2017年修訂）》，由2015目錄的「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改為「鼓勵類和負面清單」，全國範圍內全面推行外商投資「負面清單」。
利率市場化也同樣從自貿區起步，2014年，央行將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改革擴展至全上海市，這是第一項推廣至區外的金融改革政策；區內推行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一年後掛牌的廣東、福建、天津三地自貿區，一致提出試行該政；區內企業註冊實行「一表申報、一口受理」，福建自貿區平潭片區的投資審批也從99個章變成1個章。
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季在邊陲小鎮「殺出了一條血路」，第二季在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做起制度試驗。上海自貿區需要用「以身試錯」的精神為全國趟出了一條新的道路。自貿區路在何方，上海仍然需要交出新的答卷，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當下，這張答卷彌足珍貴。
04. 精度：14nm裡的張江高科
2000年，日後被稱為晶圓代工「教父」級人物的張汝京渡過海峽來到大陸建廠，第一站選的便是上海張江。
在上海之前，張汝京對包括北京、深圳和香港在內的五個城市做了考察。雖然張江名不見經傳，但張汝京在這裡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熱情招待。要知道當年的張江還是一片正宗的菜地，與如今「中國矽谷」的氣派形象相去甚遠。當年為了爭取到中芯國際，張江可謂傾盡全力。
當時，時任上海市市長徐匡迪親自帶著張汝京一行來到浦東，力薦他們落戶張江，並向他們承諾，「想要哪塊土地都可以」。
張江高科早年鮮有人問津
中芯國際的人曾回憶過當年落戶張江的經歷[15]：「選擇上海、選擇張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動作很快，做決定的速度也很快。先決定項目，再補辦相關手續，這是當時張江的思路。」這種雷厲風行的「張江思路」對張江的發展至關重要，尤其是在資源短缺的早期階段。
事實上，早在中芯國際落戶之前，張江就已經把集成電路當做核心的產業規劃方向。1995年，國家啟動了龐大的909工程，投資額高達100億元，而承擔909工程的上海華虹集團就落戶在了張江。不過，張江真正在全球半導體圈聞名，還是要歸功於2000年落戶的中芯國際。
2000年8月24日，中芯國際在張江落戶，投資近15億美元，此前這裡最大的投資不過3000萬美元。公司取名」中芯」，希望能夠成為「中國第一芯」。一般來說，建立一座半導體製造廠需要花費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中芯國際僅僅用了13個月就完成建廠。
中芯國際落戶張江
浦東利用半導體產業的一個規律——晶片工廠在哪裡，與晶片設計、製造、生產等相關的上中下遊企業就必須很快跟進，於是，在張江大力引進高端的晶片公司同時，也打造一條晶圓製造、晶片設計、封裝測試、設備材料、配套服務等上百企業組成的上下遊產業鏈。
如今，張江坐擁300多家研髮型科技中小企業，聚集了約38萬各類科技人才，其中不乏諾貝爾獲獎者、海外院士和中國兩院院士。這片區域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矽谷」。2018年，以張江為核心的上海集成電路產業總產值達到1450億元，已經佔全國的五分之一。
能取得這些成就，跟張江對集成電路的堅持是分不開的。從「909」工程啟動的1995年，到中芯國際在A股上市的2020年，在整整25年裡，張江的晶片產業熬過了充滿挫折的低谷。
在2019年爆發的「晶片封鎖戰」後，一位行業資深專家這樣私下評價道：「當年上海持續給晶片輸血，幸好他們堅持住了。」
05. 尾聲
1996年1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訪問上海，主持浦東開發工作的趙啟正親自接待。在黃浦江西岸，克里斯多福問趙啟正：「據說世界銀行報告寫著，上海的建築吊車佔全世界的17％，是嗎？」
趙啟正回答：「我也聽到這個數據，但沒有看到這個報告，因此我不能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但是我知道，浦東地區每晝夜消耗的建築材料是10萬噸[7]。」
新區成立之初，浦東的GDP是60.24億，在全上海佔比不到1/12。當時新區的設想是，到2000年把GDP搞到500億，但是十年之後，浦東新區的GDP已經突破千億大關，而到了2019年，浦東新區的生產總值達到12734億元，這是1990年時的211倍。
英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曾在《變革中國：市場經濟的中國之路》中這樣評價浦東的發展：「如果說深圳是中國80年代對外開放的象徵，那麼浦東則可謂90年代對外開放的典範。」
如今再審視而立之年的浦東：陸家嘴高樓林立，自貿區生機勃勃，張江高科裡塞滿了各類晶片設計公司、國產大飛機C919浦東機場首飛、洋山港四期自動化碼頭走紅網絡、臨港新城正在高速崛起……浦東既是過去三十年中國發展的參與者，也是中國奇蹟的見證者。
浦東用它過去30年的高度、廣度、深度和精度詮釋了改革開放。它的歷史使命還沒結束，也永遠不會結束。
參考資料：
[1] 朱鎔基講話實錄，人民出版社
[2] 鄧小平與上海改革開放，人民網
[3] 李鵬經濟日記，李鵬
[4] 口述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上海市黨史研究室
[5] 浦東開發可以後來居上，上海市黨史研究室
[6] 篳路藍縷——世紀工程決策建設記述，張國寶
[7] 中國傳奇——浦東開發史，謝國平
[8] 黃鎮東：大小洋山隸屬浙江，建深水港分歧如何解決，澎湃新聞
[9] 徐匡迪：建洋山深水港是為「物暢其流」，不為賺錢，澎湃新聞.
[10] 洋山故事：鮮活生動的東方大港，浦東要聞
[11] 行政歸浙江，管理歸上海，全球第一大港成功建了起來，上觀新聞
[12] US Should Support China’s Inclusion in the Trade in ServicesAgreement, PIIE
[13] 上海書記韓正：自貿區是總書記和總理直接推動，新華網
[14] 浦東奇蹟｜胡煒：新區管委會那些人和事，澎湃新聞
[15] 科創板1周歲，三家企業的「登科」故事，浦東發布
[16] 那三年是我人生最難忘的日子，吳承璘，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政府
[17] 口述中國｜謝志峰：我所見證的世界晶片產業30年，澎湃新聞
[18] 而立浦東再立潮頭 ——寫在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之際，觀察者網
[19] 86.7噸進博展品夜靠泊洋山港，上海公安全程守護，騰訊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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