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聊到當年受她照顧同樣來自農場的兩位小兄弟，巧在幾天前我就遇到他倆，還聊到那次她帶女兒到上海，與元華的同學匆匆小聚，彼此都記不清具體哪一年了。「好腦筋不如懶筆頭」就是真理呀，回來瀏覽一番「網絡日誌」（博客），立刻就清楚了，那是2011年的五一節！
那次小聚後，為了證明當時自己不是冒充元華的同學，還寫了一篇日誌《元華蕩記憶》，今天順便就一同轉到這裡，感謝當年元華同學的「不殺之恩」，也感謝再次經過海峰地盤時，她盡的地主婆之誼。
by host 活寶
2011年五一節，在山東工作的海峰迴來探親，節後急著趕回去上班，只能抽出晚上七點去機場前的兩三個小時，跟我們一起吃頓飯聊聊。冬蘭做東，臨時召集，連海峰女兒一起也只六個人，倒也簡單緊湊。席間他們有提議當年元華的同學幹一杯的，我自然不在其中。但他們乾杯後，我就說了，其實我也在元華讀過書，和他們是同班同學。
坐在我旁邊的毛魚，小學一直跟我一個班，瞥我一眼，意思是我湊熱鬧、瞎起勁。這段經曆元華的海峰和冬蘭也都沒有印象，但小五子是有的。她對我當年在元華短短幾個月的有些細節，記得比我自己還清楚，她說那時我的手上長滿了凍瘡，經常一個人走在路上拿根小樹枝這裡敲敲那裡打打……確實是這樣的，所以我說她是「用心生活的人」。
那是1968年深秋到翌年春天的事了，上海農場在元華分場北面一河之隔的六隊辦了全場的「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我母親作為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舊知識分子，自然是那場運動需要追究歷史、重點清理的對象。清隊學習班屬於封閉式管理，呆在裡面的人缺少人身自由，不能隨便回家。早一年父親已經去世，而我年僅十歲，上面沒有哥哥姐姐可以照顧生活，所以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同意母親帶上我這個「小蘿蔔頭」一同前往。
記得那時已近年底，一個天氣陰沉飄起雪花的下午，四岔河邊停靠著幾隻木駁船，幾百個受清查的人默不作聲走進船艙，坐在自己帶去的鋪蓋卷上。艙底的氣氛十分沉悶，人人都如驚弓之鳥，誰也不知道怎樣的命運在等待自己。一艘拖輪拖著幾隻大駁船，把這些人帶到元華那邊的學習班去。船隊沿著四岔河向東，到鹽場那邊折向南，那條河元華蕩的人稱之西大河。
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船靠岸了，船艙裡上了年紀的人艱難地爬上甲板，驚恐地走下窄窄的跳板。爬上大堤後往前看，烏雲低沉的灰色背景下，是一片荒涼的黃土地，幾百號人肩扛手提，其中還間雜著幾個小孩，零亂的隊伍迎著呼嘯的風雪，沿著那條泛著鹽鹼的土路向東向東，蠕動著伸向遠方，象煞了俄羅斯畫家列賓描繪的流放圖。
到了元華六隊，我母親被安排在一個有七八個人住的宿舍裡，十來平方矮平房的泥地上，一側鋪了厚約20公分稻草的地鋪。我和另一個半大不小的陳姓男孩和一群女人擠在一起睡，確實是蠻討人嫌的。母親很識相，就睡在風大潮溼門邊的鋪位上，人們進進出出都要經過地鋪前，帶進來的泥雪雨水都要濺在床單上。母親讓我睡在靠牆的地方，而且睡覺的時候面孔也要朝著牆的方向。每天晚上早早地睡覺，等她們晚學習結束回來的時候，沒睡著也要裝作睡著。
到了那裡，過圍河去分場的小學讀書，也就在那時和元華的孩子成了同學。上學的第一天作為一個陌生人，坐在教室裡本來就很不自在，想著上課後老師會將我介紹給大家，會關照同學們關心我，但是老師很左很積極，我已經忘了她當時怎麼介紹我們的了，只清楚地記得她極其鄙視地說，這幾個新同學中有的父親是什麼什麼，母親又是什麼什麼，反正都是有嚴重的政治問題，言下之意我們都是黑五類、狗崽子。
她沒有讓同學們在學習和生活上關心我們，而是在政治上歧視我們，最後她引用了一段毛主席語錄：「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算是給我們這些狗崽子一條出路，當年我又沒有現在這樣死不要臉，讓我的玻璃心散了一地。
當然，現在我並不記恨她，在時代大潮的裹脅下，盲目跟風的從來都不是少數，但我銘記一句箴言：歷史可以寬容，但不能忘記。苦難的歷史應該教會我們深刻反思、構建自我：在任何時候、對任何人，保持人性永遠是第一位的。
當年還有兩位時豐的學生與我同時轉入元華小學的這個班級，這是小五子提及我才想起的，我同時想起來他倆在那半年裡的遭遇要比我差得多，常遭同學老師欺負，甚至到了不敢上學的地步。我的遭遇沒有那麼差，記得和班上的同學一起到草蕩裡割茅草，在學校操場前用磚和毛竹做長凳，布置會場，周末的下午，還和同學們一起在到後面，找七隊的同學玩。那一年的寒假特別冷，我和元華的一幫男孩還在結了厚冰的圍河上拖板凳當冰撬玩。
我雖然只在元華小學呆了半年，期間還常常逃學，但與許多同學處得還不錯，印象中沒人欺負過我。這次我就問到小五子，同學當年怎麼會特別的關照我？她說那時她媽媽就說起過，與我母親是熟悉的老同事。這樣說來，元華同學對我「網開一面」起碼有這樣的原因，我們的父母許多都是建場之初風雨同舟的老同事。
農場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同學之間的父母往往比同學本身更熟悉，初二的時候，元華分場劃給海豐農場，元華的同學全到總場中學來讀書，如果我對母親說起新交的朋友是某某同學，她就說：「哦，那是某某和某某（夫妻）的孩子呀！」
我在元華小學讀書的時候，討厭極左的班主任老師，所以常常逃學，冬天天冷，就與六隊燒老虎灶的那個少教混熟了，孵在灶頭邊取暖，有時也裝模作樣幫他加點燒水的礱糠。那位小少教一臉煙火色，整天紅著眼睛，一個眼角上吊，看上去象巴黎聖母院的敲鐘人。整天罵罵咧咧挺兇的，但混熟了感覺他也就是個任性的大小孩，在老虎灶幫我做過彈皮弓，還削過木手槍。後來他被調到了放牛班，我還到他住的牛棚閣樓上睡過午覺，但天好的中午我們一般睡在牛棚外稻草堆的南面，身上蓋著稻草孵太陽。
有時他牽著牛讓我騎在牛背上，到大田裡犁地，對牛他也罵罵咧咧的，在空中甩著響鞭，嚇得老牛快走幾步。有一次我見牛走得很慢，就用手裡的樹枝狠狠地抽了一下，誰知他當即就翻了臉，紅紅的眼睛瞪著我，什麼髒話粗話都潑到我身上，最後居然說了一句最最樸素的話讓我震驚：「讓我抽你一鞭試試，疼不疼？」
那個冬天我剛滿10歲，卻真正感受到了人與耕牛的感情，重新認識好人與壞人，照那時的說法，勞教少教是壞人，但我眼前這個容貌醜陋、性情兇狠的壞人，居然有如此善良心軟的一面！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欺負過牲畜，看見有人將鞭子抽在它們的身上露出血痕的時候，心就被揪著痛，就會想起他曾經說過的那句話：「讓我抽你一鞭試試，疼不疼？」
在那個時候他教會了我扶犁耕地，最初的時候我扶著犁，只盯著眼前的犁看直不直，犁了一段距離後才發現，已經歪得很厲害了。他追上來退回去重耕，並且告訴我：犁地不能只埋頭看著眼前，要看著遠方地頭的目標，不必在意腳下的小小偏差。犁地的方法其實是啟迪人生的，應該從大處著眼，沒有必要對眼前的細枝末節耿耿於懷。
有時到西大河邊上去耕地，中午不可能跑老遠的路回村裡吃午飯，我們就到附近老百姓家裡買一捧苞米粉，到河溝裡和了粉，放在破瓦上生火烤，但烤得焦香了，又成粉齏，根本就不成形，就一撮撮地抓了塞進嘴裡。
那個春節我們是在元華度過的，學習班還放了一天假，雖不能回家，但可以自由地在分場到處轉轉。春節那天的上午，我跟著學習班與母親同舍的石潄雲阿姨到冬蘭家去拜年，見到了高大魁梧、爽朗豪邁的冬蘭她爹楊大漢，吃了許多瓜子花生。記得她家的地上瓜子花生殼已經鋪了厚厚一層。我問石阿姨，他們為什麼不掃掉點呢？她說春節裡不能掃地是過去的老傳統……
但冬蘭已經全然不記得了，連我們做過半年同學也絲毫沒有印象。兩年後的1970年春，全場的清隊學習班在四岔河再一次舉辦，這一劫楊大漢沒有逃過，在殘酷的「政治清洗」中含冤身亡。幾十年後，一向快樂的冬蘭談及悽楚往事，立刻目光散淡，自言自語道：「再捱過13天就好了……」近半個世紀時光飛逝，其中的13年她也未必有多少深刻的記憶，但離學習班結束尚存13天的那個日子，她卻永世難忘。唉，那可是百般折磨，讓人神經崩潰，度日如年的每一天呀！
寒假裡有許多的孩子來看望正在辦學習班，不能回家的父母，那年的冬天下了好大的雪，大地白茫茫的一片，什麼都被厚厚的白雪覆蓋了，麻雀找不到食物，他們就叫我陪著，到村子西面的曬穀場上，找了一個揚谷的竹匾倒扣，一邊支個小棍，又從糧倉裡捧些稻穀放在竹匾下面，小棍上系了根長長的草繩，幾個人攥著草繩的另一頭，趴在遠遠的草垛後面。
不一會兒，一群麻雀落下來鑽到竹匾下面吃稻穀，那邊的繩子一拉，匾合下來，十幾隻麻雀全部罩在裡面……那段日子我們不知逮了多少麻雀，學習班裡自己不能做飯，我們家也不吃那東西，但他們拾掇完了還是給我留下了好幾串，有幾十隻，我一直將麻雀肉晾在宿舍外面的屋簷下，直到四月離開的時候才取下來帶回家。
1968、69的年末歲初，至今已經過去40多年了，但還能和元華蕩的同學聚在一起，想到那個年代點點滴滴的憂傷與快樂。
掃描以下二維碼，直接進入「上海農場人」微信公眾號，看上海農場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