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凱恩斯有一句直觀、生動的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死去。」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講的問答環節說，凱恩斯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凱恩斯這位柔弱的經濟學家是一個同性戀，而且沒有孩子，因此他不太關心後輩的命運。他娶了俄國芭蕾舞演員莉迪亞，這對夫婦更有可能談論詩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許多孩子，凱恩斯一個孩子也沒有，所以伯克相信會持續許多代人的社會契約，而沒有孩子的凱恩斯信奉自利哲學。
弗格森這番話引起了軒然大波，許多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都批評他。隨後，弗格森公開道歉：「我說了一些關於凱恩斯的蠢話。首先，顯然沒有孩子的人也關心後輩。其次，我忘記了凱恩斯的妻子莉迪亞曾經流產。」
凱恩斯
但在公開聲明中，弗格森很快就開始為他自己辯解：「我沒有說過，凱恩斯的經濟學作為一套思想只是凱恩斯的性取向的簡單函數，但是也不能說他的性取向在歷史地理解他時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書寫的是德國1923年的極度通貨膨脹，凱恩斯在這場災難中扮演了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種背景下，凱恩斯的性取向確實發揮了歷史作用，他受到德國銀行家卡爾·梅爾基奧爾的強烈吸引，這無疑影響了凱恩斯對《凡爾賽條約》及其後果的看法。
「讀過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所著《凱恩斯傳》的人都會發現，凱恩斯的同性戀問題被當作一個慎重、知性、與其著作有關係的問題。凱恩斯在布魯姆斯伯裡圈子中的夥伴如果還活著，都會同意斯基德爾斯基的觀點，因為他們相信，性取向的意義不只是在臥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關聯的。凱恩斯遠非我寫過的唯一一位同性戀或雙性戀。比如在《戰爭的遺憾》中，我討論了託馬斯·愛德華·勞倫斯，他真實或想像的被俘虜他的土耳其人強姦的經歷影響了他在「一戰」中的經歷。在《羅斯柴爾德家族》一書中，我發現那個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個成員是同性戀。在《帝國》中，我勾勒了在維多利亞時期的大英帝國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戀的生活。」
弗格森還倒打一耙：「凱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確的時候。比如在《和平的經濟後果》中，他說，除非波蘭的鄰國繁榮、有序，否則，沒有工業、只知道迫害猶太人的波蘭不可能在經濟上有大的發展。相對於反對波蘭人，凱恩斯更加反對美國人。1941年他對一位朋友說：『我一直認為，訪問美國就像生一場重病，之後需要一個恢復期。』在他看來，華盛頓被一批律師控制著，都說著一些讓人聽不懂的法律術語，用他的話來說，切諾基族的語言。」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尼爾·弗格森
被弗格森提到的羅伯特·斯基爾德斯基給《華盛頓郵報》撰寫了一篇文章，說凱恩斯確實不注重未來，但他不是因為他的性取向。凱恩斯那句話出自他1923年寫的一本書——《貨幣改革論》，他是在討論貨幣的數量理論：一個國家的貨幣供給的變化會導致價格的相應變化。凱恩斯說，從長遠看，這種關係也許是正確的。但是，「長遠是對當前事務錯誤的指導。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凱恩斯緊接著說：「如果在暴風雨季，經濟學家們只能在暴風雨已經過去、大海恢復平靜時，才能告訴我們會有暴風雨，他們給自己定的任務也太簡單、太沒用了。」凱恩斯這是在批評經濟學理論中佔統治地位的形式：提出的長期模型不僅迴避了困難、有趣的問題，而且這些模型很大程度上毫無用處，因為它們不能指導政策制定者如何度過「暴風雨季」。
斯基德爾斯基說，凱恩斯把注意力集中於短期依據的是「不充分理由」的哲學原則。如果個人沒有理由相信今天的良好狀況會有不好的長期結果，他們把短期利益最大化作為目標就是合理的。在一篇論保守主義哲學家埃德蒙·伯克的文章中，凱恩斯把這一個人行為的準則轉化成了審慎的政治原則：「伯克正確地認為，為了將來可疑的好處而犧牲當前的利益很少是正確的。因此我們自己現在的幸福是我們的主要關切；在為了不一定的結果而犧牲許多人時要非常謹慎，不管那個結果看上去多麼有利。我們永遠都不能充分地知道值得冒險。還有，我們正在努力推進的狀況應該會好於它之前的狀況，這是不夠的；它必須比之前相當好，才能補償這一過渡的害處。這是凱恩斯經濟學的基石。所以，弗格森說凱恩斯懷疑將來是對的，但那不是因為他的性取向，而是因為不確定性。凱恩斯會拒斥今天擁護緊縮政策的人，他們認為削減預算造成的短期痛苦，是為了長遠的經濟增長需要付出的代價。凱恩斯會說，目前的痛苦是真實的，而會獲得的好處只是想像。」
羅伯特·斯基爾德斯基
斯基德爾斯基承認，凱恩斯關於將來的看法有些一概而論：「雖然對於特定的事件，不可能確定其可靠的概率，但是我們體驗過錯誤行為可能的長期結果，忽視這種可能就太傻了。未來不是隨機的賭注。不過在許多情況下，政治家最好聽從凱恩斯的建議，選擇現在的一代人而不是後輩。選民們只能忍受這麼多痛苦，沒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今天的緊縮會帶來明天的繁榮。」
尼爾·弗格森並不是第一個詆毀凱恩斯性取向的人，這種做法由來已久。對凱恩斯一句名言的不同理解，反映了自由主義的道德觀與傳統道德觀的對立。最早拿凱恩斯的性取向問罪的是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他在1946年的訃告中說，凱恩斯「沒有孩子，他的人生哲學本質上是一種短期哲學」。哈耶克1977年在接受採訪時說：「凱恩斯有句名言，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這說明他受制於當前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長遠來看什麼是可欲的。因此我認為他不會產生什麼長遠的意見，他的思想屬於現在已經過時的潮流。」2001年，奈保爾說：「福斯特是同性戀，他在印度剝削窮人。他的朋友凱恩斯沒有剝削窮人，他剝削的是大學裡的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為凱恩斯辯護說：「凱恩斯那句名言的意思是，如果經濟學模型不能解釋一兩年內的情況，只能告訴你很久之後會是什麼結果，這些模型就是不完備的、可疑的、沒有用處的。它要求做出更好的分析，而不是忽視未來。」
凱恩斯
弗格森曾經給《新聞周刊》撰寫了一篇反對歐巴馬的封面文章。弗格森的道德觀對商業精英們很有吸引力。他認為債務是一個道德問題，因此鄙視把債務當作宏觀經濟工具而非道德象徵的凱恩斯和歐巴馬。馬克·布萊斯在《緊縮：一個危險想法的歷史》中說，緊縮的觀點很強大，是因為它讓人想起西方傳統的道德體系，這種思維像常識一樣很少受到置疑。緊縮包含各種道德格言：不勞則無獲，苦難造就品格，節儉是美德。
凱恩斯能夠看透緊縮的悖論，因為他認為不能不加批判地接受傳統的道德要求。他希望通過結果來檢驗這些道德要求。1787年，邊沁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為高利貸辯護》（Defence of Usury），努力說服亞當·斯密對高利貸寬容一些。邊沁把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衝動帶到了它的邏輯終點。他支持成年人一致同意而且能帶來更多快樂的行為，不管這些行為是否違反既有的禁忌。凱恩斯像邊沁一樣，反對不必要的痛苦。他在《我的早期信仰》中寫道：「生活的首要目標就是愛，就是審美經歷的創造和體驗，就是對知識的追求。在這三者之中，愛又首當其衝。」《美國展望》上的一篇文章說：「凱恩斯是有史以來最性感的經濟學家。雖然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邋遢、幾乎禿頂的男子。留著小鬍子、目光迷人的凱恩斯其實是一個很時髦的人。他有許多情人，娶了當時的大美女、芭蕾舞演員莉迪亞·洛普科娃。他的炒股天才使他過上了錦衣玉食的生活，與伍爾夫、福斯特等作家而不是跟劍橋和英國財政部那些沉悶的處理數字的人交往。其他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化，凱恩斯則進一步希望將享樂最大化。」
凱恩斯說：「我們是最後的烏託邦論者，或者是人們有時稱作的社會向善論者。我們相信，人類的道德水準將會不斷進步，因為人類已經擁有了一批值得信賴的、理性的和正直的人們，他們在真理和客觀標準引導下，能夠擺脫那些傳統的、保守的觀念和陳腐的行為準則，並且自此以後，形成他們自己的信念、純潔的動機以及關於善的可以信賴的直覺。人是理性的這一觀點在1903年之後就綿延不絕，它存在於自私自利——這被稱為合理的自私——的倫理學之中，正像它存在於康德和邊沁的指向普遍的善的一般倫理學中一樣。正是由於自私自利是合理的，才可認為個人主義體系和利他主義體系在現實中的結果是相同的……我們對傳統的智慧和習俗的桎梏心存大不敬。」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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