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夫，臺灣原住民民歌手，20世紀70年代，胡德夫與楊弦、李雙澤推動了被稱為整個華語流行音樂啟蒙運動的「民歌運動」。 圖/視覺中國
《時光洄遊》 作者：胡德夫 版本：長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12月
2005年，胡德夫五十多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匆匆》。次年拿下六項金曲獎提名，獲最佳作詞人、最佳作曲獎。同年參與的是更廣為人知的陶喆和周杰倫。當時激起無數人疑問，胡德夫是誰？最近，胡德夫攜新書《時光洄遊》來到北京，向我們講述了他的故事。
原住民
我們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
大武山，赤道往北，中央山脈最南邊，終年無雪。山頂常年被雲霧籠罩。排灣族人（臺灣原住民）稱它為「天空」，意味著聖山。少年赤腳帶刀，獨自一人，拿著一把雙管獵槍。
突然傳來一陣山豬的叫聲。聲音渾厚。
少年皮膚黝黑，十二三歲，卻顯示出遠超這個年齡的冷靜，熟練地裝彈、瞄準、開槍，一陣悽厲的叫聲——打中了山豬的肩膀。
來不及開第二槍，山豬已經奔跑著衝來。一聲巨大的「嘭」，少年開了第二槍，也是最後一顆子彈。一頭壯碩的將近三百斤的山豬倒在他腳下，距離不到一米。這是Ara最驚險的一次捕獵。
排灣族人的名字往往取自逝去的長輩。「Ara的意思是半神半人」，曾有一位Ara是貴族勇士首領，能指出大地上道路的方向。現在，人們叫他胡德夫。上世紀40年代中期，日本戰敗，幾條法令相繼出臺，在這片土地生存了上千年的原住民不僅被迫遷徙，也失去了原本的名字。
「我們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胡德夫說。他的父親是卑南族，家姓Makakaruwan，意思是人丁最多，他的卑南族名字叫Tuko，是「德夫」這兩個字的由來，但很長一段時間，他拒絕直接用這兩個字稱呼自己，因為「那很像日本人的名字。」在臺北，朋友們喜歡稱呼他為Kimbo。
那是一個混雜、交匯的時代。60年代中期，臺灣實施十大建設，出口的急劇擴張和經濟快速成長，建立在龐大的「廉價勞力」基礎上，很大一部分來自農村。經濟模式的變化，讓原住民維持數百年的生活方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體。他們先是被迫「平地化」，接著是許多一輩子也沒有想過要離開山谷或海邊的原住民，必須到家鄉以外去謀生，否則生存難以為繼。
被欺壓、歧視和汙名化，曾是老一輩原住民的共同記憶。他們被稱做「山胞」，甚至是更有歧視性的「山地人」和閩南語「番仔」。政府的教材仍寫著吳鳳的故事，那是日據時代編造出的汙名化謊言，胡德夫讀書時，不少同學會問，你們家還在殺頭嗎？這種歧視，讓不少考入淡江中學的原住民同胞，也會不願承認自己原住民的出身。
那個年代對美國黑人同樣糟糕，但他們學會了反抗：在世界另一頭的美國，黑人平權、反越戰愈演愈烈。太平洋的風吹來這些消息，還有鮑勃·迪倫、伍迪·格斯裡、瓊·貝茲……
在臺大時，胡德夫記得自己整夜整夜地收聽美國廣播，播放他鄉的民謠。彼時，胡德夫住在教會提供的原住民大專青年山地服務中心宿舍，樓下是酒吧，不少美軍來臺度假，他們喝酒、罵人、態度永遠高人一等。
「有時候碰到他們（美國大兵）跟攤販說很粗的話，我就會上去讓他們道歉。」結局往往以打架收尾。
民歌運動
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
1972年，胡德夫因身體舊疾從臺大英文系輟學，傳來父親患上食道癌的消息，他每天打兩份工換取醫藥費。經朋友介紹，他每周一三五去哥倫比亞咖啡館唱歌，其餘時間在Lost City當店長（他和朋友一起開的鐵板燒店），最常來的三個臭皮匠，是胡德夫和他的兩個朋友：李雙澤、楊弦。這兩個被逐漸遺忘，又不斷被提起的名字。
當時國語歌曲式微，且多為日本歌謠的翻唱，官方大力推行「淨化歌曲」，國語流行音樂則被視為鄙俗的靡靡之音，面對這樣的局面，青年人，尤其是年輕知識分子，他們選擇只聽西洋流行音樂，對本土音樂則是唾棄。
那是1976年，臺灣資深廣播人陶曉清策劃了一場西洋音樂會，原定的重頭戲是當時頗有名氣的胡德夫，但演出前一晚他幫人出頭，和美國人打架掛了彩，還摔掉了牙齒。於是他跟李雙澤說：「你也會唱，上去幫我們撐個場子。」
結果撐場演變成了砸場。第二天演唱會，李雙澤手裡拿著可樂瓶上臺，感慨自己從菲律賓來到臺灣，喝的仍是可口可樂，大聲質問演唱西洋歌曲的歌手，「你一個中國人唱洋歌，什麼滋味」？接著，主持人陶曉清質疑，「你說的現代民歌在什麼地方？」李雙澤在一片噓聲中回答，「在我們還沒能力寫出自己的歌前，應該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們能寫出自己的歌為止。」
事件的真正影響在演唱會之後，引發青年知識分子們關於「唱自己的歌」的廣泛討論和反省。胡德夫朋友、經紀人郭樹楷說，如果說民歌運動中誰極具自覺性，可能只有李雙澤。他是菲律賓華僑，在菲律賓成長時受到排擠，對中國的鄉愁，讓他一直渴望本土文化，當時中國不可回，等來臺灣念書，他發現，一切不過都是美國流行文化的重複。「我猜測他內心是有失落感的。」陶曉清說。
也是在李雙澤的推動下，胡德夫寫下了自己第一首歌《牛背上的小孩》，並在1974年舉辦了個人演唱會《美麗的稻穗》，為了幫楊弦發表他的《鄉愁四韻》，胡德夫演唱了這首歌。
到1977年，民歌運動進入真正的爆發，校園民歌猛暴性地席捲了整個流行音樂市場，也造成了臺灣唱片工業的大洗牌與世代交替。也是在這年夏天，李雙澤因救人離世。那一年，他28歲。
民歌運動進入爆發期，朋友們卻各自走向不同道路。胡德夫離開舞臺，成立了「臺灣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那是80年代的臺灣，街頭充斥著抗議、示威、遊行，警察的鎮壓也越發激烈。
為了找回自己的土地，胡德夫在歌曲中重造故鄉，為了爭取原住民權利，他四處奔走，妻離子散。這十年時間，他的電話被監聽，連母親也被約談。為了避免給朋友們帶來麻煩，他和所有朋友斷絕往來。
忍受傷痛
以滿頭白髮的樣子歸來
遺憾，絕望的時間總是更長。上世紀90年代，胡德夫拄著一把拐杖，帶著兩個孩子，回到80多歲的老母親身邊。
多年未歸的部落，讓胡德夫感到陌生，這裡不再有他歌裡唱的滿山月桃花和飛舞的蝴蝶。反觀自己，現實把他摔到谷底，拖著破損的身體，投靠母親。在被骨刺折磨痛無可忍的時刻，他甚至讓朋友把炸藥綁在自己身上，只想快點結束這一切。朋友不忍見他被病痛折磨，答應照辦。當幫他點了火，正想起身跑開的一剎，又徒手按滅火苗。兩人抱頭痛哭。
快五十歲的胡德夫走在部落的海邊，每天早上看著紅色的太陽從海底下爬上來，海風是藍色的，他回想起自己的出生地新港就在五六十公裡外，那時候外祖父趕來為他接生，用海水為他洗澡。他現在只剩下絕望，太平洋的風曾為他吹來第一件衣裳，現在吹的，卻只剩下他的骨刺、他深淵般的人生。
到了中秋節，所有人都在團圓，胡德夫卻面對完全破碎的家庭。兩個孩子到了該上小學的年紀，胡德夫毫無收入，只能當著老母親的面，把孩子送到收容孤兒和殘障兒童的育幼園。老母親80多歲，抱著樹大哭。
送走孩子，胡德夫在綠色隧道的茄苳樹下對著天空大喊，「我只剩下聲音了。告訴我，我還有什麼路可以走。要不要帶我去唱歌啊。」
仿佛上帝聽到了他的呼喚，多年沒有聯繫的製作人王明輝邀請他錄製專輯《搖籃曲》，專輯的名字像對他現實的反諷。
那時候，臺灣已經解嚴，社會進一步鬆動，胡德夫已經從敏感人物變得可以出現，他消失了二十年，年輕一代已經不知道胡德夫是誰，但一首《不了歌》震撼了無數人心弦。他以滿頭白髮的樣子歸來，帶著在大地上漂泊後的嗓音，沙啞醇厚，充滿了蒼勁的質感。
現在，胡德夫被稱為「臺灣民歌之父」，當我問起他如何看待自己現在的聲名，他說，這一切都應該用橡皮擦擦去。
而對於大陸的很多年輕人來說，知道胡德夫，是因為他 2017年2月在央視的《朗讀者》節目中的一次精彩表演，白巖松第一次聽到胡德夫時也如獲至寶，他這樣寫道，在胡德夫的歌聲裡「聽得到歲月和山河，以及一個男人所走過的路」。
這些往事都在風中飄散，對於過去，胡德夫說，「60多歲，我相信自己還是一個被夢託付的人，而且我這一生，我真的想說，It's always wonderful。」
【對話】
最大的煩惱就是不太會煩惱
我們的哀傷、期許和憧憬
新京報：為什麼會給自己取名叫Kimbo？
胡德夫：小時候景仰部落裡的一位大哥，他是部落青年的楷模和領袖，每次村莊有運動會、祭典，他會帶著年輕人跳舞。要知道在最前面帶舞是很吃力的，得把整個隊伍拉上來，會費很大的力氣，而他的名字，用我們的話來說，叫作Kimbu（音譯）。
之後我到臺大外文系讀書。坐在課堂上，教我們英國文學的老師要每一位同學給自己取一個英文名字。我就問老師，在英國有沒有接近Kimbu發音的名字？他說有啊，就是Kimbo。
新京報：現在小孩子還會說族語嗎？
胡德夫：我們那時候，許多孩子在社會最底層，不管出去工作、讀書，都會覺得自己矮人家一截。我是比較幸運的，我的祖父、外祖父，一直要求我在家裡只能講卑南族話，出家門可以講排灣族話。我小時候，在學校會主動去學阿美族的話。但原住民在那個時代普遍還是缺乏信心的，一方面是社會造成的，一方面「我們在找自己是誰」。到現在改善很多了，孩子們上母語課的量越來越大，興趣也越來越大。
新京報：你剛出去的時候，會有很多困惑吧？
胡德夫：不止是困惑，是絕望。當我得知父母親決定讓我去淡水讀書後，我心裡很不舒坦。為什麼我要被抽離出來，花兩年時間到這個地方讀書？後來才慢慢地發現，還好我早一點出來，去認識這個社會。
一個村莊一半的年輕人都在外面，常會遇到很多侮辱性、汙名化的東西。這是個很嚴峻的時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我在想我不去做，以後我會後悔，以後我能唱什麼歌，來表示我們的哀傷，表示我們的期許，我們的憧憬。
新京報：你覺得現在部落的文化根基是什麼？當初提出的問題，已經有答案了嗎？
胡德夫：在那個時代，城市一直在擴張，鄉村不斷被並進去，但它還是跟都市保持著一段距離。年輕人現在也在探索，要怎麼過？現在卑南族的青年是非常強大的。會去看看對方到底在做哪些事情。不是說政府需要什麼，而是互相去切磋，當正向的東西放在一起時，是很強大的。
她們都是山谷裡的媽媽
新京報：你當時會有異鄉感嗎？
胡德夫：我覺得我是最幸運的一個孩子了。我們淡江中學，每學年都會為原住民配全額獎學金，6個年級共24位。但有些同學是自己公費進來的，我其中的一位同學，你很難一下子知道他是原住民，他也不承認。
家裡人來時，他就會帶他們到操場邊講話，我一看就知道他們是阿美族。我常跟他在一起時會說：「你的成績也不錯啊。你在學校表現都很好，每次你都榜上有名。你就算說你是阿美族，你也是我們的光榮，是學校的光榮。」最後一個學期，在我們淡江的原住民同學會上，他高興地把帽子丟到水池裡，說，我就是阿美族。
新京報：那時候社會上有很多童工、雛妓的問題，你甚至當面處理過。
胡德夫：在我看來，那些童工是我們的未來，那些被騙來的小妹妹，是未來的母親，被踐踏到這樣一個暗黑的角落，不見天日。我們那時候只能「以暴制暴」，幾次以後，反而是我們這些小妹妹退縮，因為她們怕被弄到收容所訓完後，還是這些人把她們帶走。
所以後來我們想通過社會運動去解決，童工你不能用，雛妓是違法的。社會很多團體集合起來，通過比較對的方式，讓這些孩子們有出路。我的方式是寫歌。她們以後都是山谷裡的媽媽。
轉回來看看彼此的重要
新京報：你現在還會為什麼煩惱嗎？
胡德夫：我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不太會煩惱。我太太罵我說，你以為你還二十八啊？（笑）我後來警覺到，真是，我半百不止了。
新京報：臺灣的年輕人，現在會為什麼煩惱？
胡德夫：臺灣的年輕人，我感受到我們那時候的煩惱，沿襲到他們身上。從我們這一代，臺灣最可惜的，是沒有去惜福。那麼小的一個彈丸之地，有兩千三百萬人在那邊。原住民幾千年在那，看著大家慢慢來。變成親戚、變成朋友。但是一下子，人的貪婪、人的私慾使曾經常常說話的朋友關係變得「撕裂」。
新京報：你後來就寫了一首歌，《撕裂》。
胡德夫：我們原住民用歌修復感情，而且很認真地在修復。不是用母語去鄙視、咒罵對方。人要轉回來看看彼此的重要。
新京報：你參加原住民運動時，當局派人來威脅你的母親，說再這樣就把你關到綠島，她的回答是：「這樣還會離我近一些。他現在在臺北，我還看不到他。」
胡德夫：所以我在歌裡面，寫到很多她。寫《太平洋的風》，是因為她告訴我的故事。她從來沒告訴我她受的苦，總是一個人默默忍受。有時候媽媽的話，不能當耳邊風。因為她們清楚價值在哪裡。
採寫/新京報特約記者 徐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