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夢妮
[ 「唱自己的歌」其實並不限於音樂領域，更是讓人們關注自己身邊的東西 ]
兩次電話採訪，胡德夫都顯得心情很好。這位63歲的老人嗓音沙啞低沉，語調緩慢。他在回答問題之前都會停頓一兩秒，進入狀態之後，偶爾沉默下來，仿佛在努力從回憶中跳出來面對現實。
他不會使用那些老人家通常喜歡用的「大詞」，也不會對自己不了解的問題高談闊論，他會非常抱歉地笑著說：「最近都沒有怎麼讀書哎。」而在舞臺上，他坐在鋼琴邊，身材敦厚壯實、滿頭白髮，威嚴而充滿生命力的歌聲幾乎瞬間就把整個空間變成了他自己的。
這個人幾乎一輩子都在歌唱小時候的東西：《大武山美麗的媽媽》、《太平洋(601099,股吧)的風》、《牛背上的小孩》。他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說：「我在彈唱的時候都閉著眼睛，想著這些人、事、物，很多的記憶——一睜開就會跳走。這些畫面會隨著歌的起伏反覆出現，每一次的強度都不一樣。其實，我也是在唱給自己聽。」
5月24日，被冠以「臺灣民歌運動之父」頭銜的胡德夫將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開演唱會。拋開所有那些歷史的、社會的記憶，臺上這個連眉毛都白了的老頭兒，其實唱的都不過是那些牛背上的古謠。
「海洋」布魯斯
兩年前，胡德夫發表了入行以來的第二張專輯《大武山藍調》。聽眾不會料到，在上一張專輯裡還在娓娓唱著最質樸的少數民族的歌，這一次他卻張口唱出最地道的英文布魯斯。
除了翻唱英文歌曲之外，他還創作出排灣族民謠和美國黑人布魯斯的混合作品——用英文歌唱「sky high mountain」，鋼琴、貝斯、和聲都完全是傳統的編配方法，但其中的詠嘆聲音卻仿佛從臺灣東部山谷裡吹來的風。
「我從小聽這些"那魯灣那咿呀哪呀厚咿呀厚嗨呀"的東西，其實曲式跟布魯斯很像，節奏也接近，它們都是用不斷重複的短曲式去敘述心裡的話。」胡德夫說，「但不同的是，布魯斯藍調是美國黑人在向蒼天控訴環境對他們的壓迫，觸及到心底最深的傷痛；而我們少數民族則是敘述生活的環境與大自然。」
20世紀初，布魯斯音樂發源於密西西比河流域，原本是居住在美國的黑人在困苦的底層生活中創造出來的音樂風格。而生活在臺灣島山區少數民族部落裡的人們，用這樣的呼號、低吟的方式已經歌唱了幾千年。「我說我們這叫做"deep blues"。」胡德夫開玩笑說。
2010年底，胡德夫去美國南部作了一次長期旅行。「我希望見到一些朋友，大家可以一起談音樂，互相用音樂去傾訴，就像我的同胞之間用的那種方式。」一個朋友給他介紹了一個錄音師，錄音師又給他介紹了很多黑人樂手。胡德夫和這些樂手一起表演，十幾天下來，他們錄下了很多歌曲。最終有了這一張奇妙的混搭風格專輯。
從小就接觸到教堂唱詩班的歌曲，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深受美國民謠影響，而現在的他還常常聽「Blue Grass」音樂。胡德夫總是會在另一種接近土地、接近原生態的音樂中找到共鳴。
另一個李雙澤
1950年，胡德夫出生在臺灣屏東的大武山。爸爸是卑南族，主張小朋友應該離開家去闖蕩天涯；媽媽是排灣族，希望自己的兒子可以一直留在部落裡。在學校裡，老師不許大家說部落方言，並且堅持認為「有譜子的東西才是音樂」，孩子跟著族人學會的曲調不值一提。但是，他會在放牛的時候肆無忌憚地唱自己的歌，每一遍都可能不一樣。好嗓門和好樂感幾乎就是基因裡的。
1971年，爸爸患病。為了賺手術費，在臺大念書的胡德夫找了三份兼職：鐵板燒店員、毛紡廠英文文書，以及哥倫比亞咖啡館駐唱。那個年代，文藝青年中最流行的是英文歌曲，即便對流行音樂不感興趣，也至少對鮑勃·迪倫、瓊·貝茲這些名字耳熟能詳。而胡德夫天生一副好嗓子，模仿起英文民謠來觀眾幾乎聽不出歌聲來自一個本土族人。
有一天，臺下觀眾裡有個人問他：「你來自哪裡？你會唱自己的歌嗎？」後來，他成為對胡德夫音樂道路最有影響也最為重要的人，他就是民謠歌手李雙澤。
「他從小在菲律賓長大，中學的時候來臺灣。在異地成長再回來的經歷，肯定會引起（內心）很大漣漪，他跟我們有著很大的差別。」李雙澤比胡德夫大一歲，卻好像比同齡人要早熟很多。「那時候，他很喜歡到處旅行，接觸到很多人。喜歡攝影、畫畫，明明是學數學的，卻天天呆在建築系——到最後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系的。」說到這裡，胡德夫咯咯地笑了起來。
見識廣闊、思想活躍的李雙澤迅速成為胡德夫的好朋友，「他顯得很激進，但其實，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像我們都不知道，自顧自覺得唱英文歌也很不錯。」胡德夫說，「他會逼著你把自己的歌唱出來，讓我們知道自己的歌很重要。他其實也犧牲了很多東西，我們一起出去演出，他會幫我拿東西，別人還以為他是個跟班的。但其實，是他為我們做了方向上的引導。我覺得他很樸素、很偉大。」
1977年，28歲的李雙澤為了救人而溺水身亡。他創作的《美麗島》、《少年中國》卻一直被傳唱、銘記。在他的激勵下，胡德夫寫出《大武山美麗的媽媽》，為海山煤礦爆炸事件創作《為什麼》。
「唱自己的歌」其實並不是想像中僅限於音樂領域的事情，更是讓人們關注自己身邊的東西，不管是家鄉、血脈，還是族人、同胞。
「前幾天碰到一個朋友，還想到這些以前的故事，我們幾個臭皮匠怎麼混在一起，」胡德夫緩緩地說，「雖然民歌有了30年的積澱，但好像始終都沒有真正"起來"。於是我就在想，是不是應該多跟年輕人一起，再多做一些歌，找一些平臺和機會，把這些東西發表出來。」
「我是不是還有責任做（今天的）李雙澤。」他說。
放牛的孩子離開大武山，英文系的學生離開駐唱咖啡館，民歌運動領袖離開社會公眾，這次回來的胡德夫，是要帶著肩上擔負的責任繼續尋找自己的歌。
（責任編輯：馬傑 HN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