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去世,但直到2月16日,才有了第一例屍檢。法醫劉良一直推動屍檢,「早一點做可以多救幾個人」。儘管遲到1個多月,屍檢的發現還是為之後治療中降低死亡率和減少後遺症提供了幫助。劉良認為,法醫要:對得起歷史,對得起未來,對得起亡靈。
因為主刀了全國第一例新冠病人遺體解剖,59歲的法醫、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系教授劉良廣為人知。
2020年2月16日凌晨,武漢金銀潭醫院的一間手術室裡,劉良和他的團隊在對著遺體集體鞠躬後,歷經三小時完成了解剖。
武漢 多位 臨床醫生都向八點健聞提到,屍檢結果對他們認識新冠和進行針對性治療很有幫助,能夠提高重症患者的生存率。
武漢的疫情雖然已過去,法醫的很多工作卻剛剛開始。
武漢解禁以來,劉良每天都在外地做案子,一個星期跑4-5個地方,他腦子裡總繃著一根弦:整個湖北省的法醫屍體鑑定,都會增設一個前置條件——抗體檢測,同時加強鑑定人員的防護。
因為不能排除死者曾經或者現在就是新冠肺炎感染者,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病毒在不同年齡、不同性別、不同身體狀況的人體內表現可能不相同,需要更多的死亡樣本來揭示疾病的全貌。
「我們的資料裡缺乏年輕人,缺乏所謂的不嚴重的突然死亡的人,缺乏普通型(肺炎)突然急轉惡化的人,缺乏小孩、孕婦、治癒出院後突然死亡的人……對於此病,我們知之甚少。」劉良說。
2020年5月的最後一天,素有「火爐」之稱的武漢已顯出盛夏的熾熱,在小巷子裡一家光線昏暗的咖啡館,劉良聲音輕輕,讓話題像不斷分叉的樹枝一樣擴散蔓延:談武漢疫情和首次新冠屍檢,談法醫專業,談破案…他毫不掩飾憤怒與感性,有時大笑,有時扼腕,有時眼中泛淚。
△ 即將為逝者進行解剖的劉良和他的同事,左為劉良,中間周亦武,右邊為湖北崇新司法鑑定中心王榮帥博士。本圖由受訪者提供。
遲到的第一例新冠病人遺體解剖
2020年1月7日,武漢協和醫院西院一位有華南海鮮市場流行病學史的患者因「不明原因肺炎」死亡,家屬質疑診療程序和死因。
「那是一次絕佳的機會」,劉良說,要是做了屍檢,就敲響了警鐘。彼時,新冠病毒基因系列尚未公布,這個病還被稱為「不明原因肺炎」,且並未引起重視,距離鍾南山1月20日宣布「人傳人」還有十幾天。
但在家屬、醫院以及衛生部門的拉鋸下,屍檢最終沒能進行。
此後,劉良開啟了艱難的呼籲之路。
求解剖機會而不得的過程像是西西弗斯推石上山,「每次要看到曙光了,又一錘子把你趕到山底下去了。」發出的報告無任何回音,託關係找人也「到處碰壁,談起來都是淚」。
在華科大同濟醫學院法醫系副主任周亦武看來,2020年1月20日是個分水嶺,這一天,國家衛健委將新冠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這意味著屍檢需要更為嚴苛的條件。整個團隊的信心因此大受打擊,但劉良沒想過放棄,這點讓周亦武佩服,「我悲觀,他也悲觀,但我已經熄火了,他還在做」。
好幾個(醫院)院長都對劉良表示願意幫忙,可等說到具體的實施細節時,又都遇到了困難。
問題之一是,在哪個時間段做屍檢。按照現行的傳染病遺體處理條例,患者死亡後應立馬拉到殯儀館火化。若要在殯儀館做,則又會牽扯出民政部、公安部門等一批單位,「根本走不通」。
所以只能在遺體被拉去殯儀館之前,也就是還留在醫院的這段時間內做。而要在這少則一兩個小時,多則5、6個小時的時間裡完成全部的解剖工作,需要醫院方的全面配合,不僅要幫忙跟家屬溝通,還要提供場地。
更大的問題在於,當時武漢沒有符合條件的p3防護級別的負壓解剖室,若擅自提供解剖場地,「一旦出事沒人擔得起責任。」
1月24日,為此折騰了十幾天的劉良發了一條朋友圈:這個三十,截止現在,過得真心累!!!沒有一點過年的心情!發洩一下,重新振作起來!
直到無意間接觸的媒體帶來了轉機。2月13日,梨視頻首次將劉良的聲音擴大,2月14日,北青深一度也對他進行了採訪報導。「死亡病例過千,尚無一例病理解剖,早一點做可以多救幾個人。」面對媒體,劉良一再強調病理檢查的重要性。「CT上磨玻璃影到底是個什麼,打開看看才知道,患者淋巴細胞降低,這不符合病毒感染的一般規律……」
2月15日早晨,劉良收到參會的緊急通知。武漢各大醫院、國家衛健委、省衛建委、市委建委的代表都出席了會議。與會各方在屍檢的重要性上很快達成共識。
晚上9點多,劉良突然接到金銀潭醫院院長張定宇的電話,說可以做了。
劉良在他的記錄中寫道,「這次屍檢得以這麼快進行,得益於家屬的同意,我們屍檢前專門為他(她)們默哀,同時也得益於昨天上午國家衛健委高效的緊急會議,基本上是特事特辦的模式,救人要緊,在緊急出臺文件的同時,迅速給重點醫院口頭通知」。
△ 劉良和同事向捐獻者遺體鞠躬致敬。
「說不怕是假話」
解剖在第二天凌晨進行。
第一主刀是劉良,周亦武作第二主刀,同時負責收集檢材和樣本。劉良的學生王榮帥作助手,幫忙遞刀、遞線,紀錄照相。
為了安全,劉良早已備好解剖方案:採用「乾性解剖」,即解剖時儘量避免液體流出。
為避免液體滲漏,直接在屍袋中進行,無需解剖臺,解剖室內門窗緊閉……「次生災害我都解決掉,無非就是人吃點虧。」他說。
在預案裡,第一主刀本是王榮帥,這樣的安排源於新冠肺炎病毒「喜老不喜少」,——比起59歲的劉良和56歲的周亦武,30出頭的王榮帥感染後轉重症的風險低一些。
但臨上臺前,劉良被防護服穿戴過程中的神聖感擊中,想到王榮帥孩子還小(2歲剛過),遂改了主意,他自己和王榮帥的位置對調。
屍檢前一天,劉良收到了一條為他鼓勁的信息,是曾經的同門師姐,現南方醫科大學法醫系教授王慧君發來的。「非典」期間,王慧君曾對SARS死亡病例實施解剖,發現病原體為病毒而非先前所猜測的衣原體,為非典治療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
事實上,當時在並非主戰場的武漢,劉良和周亦武輾轉聯繫到SARS病例定點收治醫院,悄悄地做了一例疑似病例的屍體解剖,並在後來的病理檢查中發現了SARS病毒顆粒。
想到當時唯一的防護設備僅一隻棉布口罩,劉良表示並不後怕,只覺得自己「傻大膽」。17年後,在家鄉武漢,身著厚重的防護裝備,他坦承,「說不怕是假話」。
太空人一樣的裝備疊加緊繃的神經,讓他們的體能消耗迅速,在解剖進行到2/3時,劉良已經體力不支,先出了解剖室,剩下的工作由王榮帥接手。
平時一臺解剖一般需要一個小時左右,這臺用了三個小時。
△ 劉良接受採訪。本圖由受訪者提供。
與黏液相關的爭論
解剖的結果,(除了各器官組織的有關病變外,)證實了病人肺部黏液很多,並形成黏液栓。而在此前的治療過程中,許多醫生認為肺部纖維化是最嚴重的問題,因為病人乾咳的狀態比較多,醫生沒有意識到肺部會有黏液的問題。
劉良觀察到,捐獻者的肺部腫脹,左肺炎性斑塊(灰白色病灶)較重。顏色上,不同於健康時應有的粉紅透白,而是呈暗紅色。觸之質韌,失去肺固有的海綿感。
「一般的病毒先侵襲上呼吸道,讓感染者出現咳嗽、咳痰、咽痛、流鼻涕等症狀,新冠肺炎病毒不同,從外周向肺門和上呼吸道蔓延,最先感染處於邊緣的肺深部和背部,並形成黏液栓。如果肺是一顆倒置的樹,那麼病變最先出現在葉子邊緣,這時不會出現呼吸道症狀,患者也不會感到缺氧,很隱蔽。所以感染早期多呈現沉默型輕狀,進一步發展,肺的代償性已經不行了,馬上出現缺氧,然後快速往重型、危重型發展。」劉良說。
基於這一特性,避免輕型、普通型往重型、危重型發展,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及早幹預、治療。
鮮為人知的是,關於黏液的部分,引發了激烈的爭論。
「就像一個人把鐵鏈子繞到他的頸部,是要窒息死亡的,你這時是給氧還是先把脖子前的鐵鏈子打開?」劉良認為不先清除痰栓就給氧,無異於白費功夫,還可能將栓子推向更深的地方去,加重缺氧。可部分臨床醫生認為,黏液也可能在細菌感染後產生,而死亡病例在終末期很容易並發細菌感染。
黏液到底是患者終末期細菌感染所致,還是原發病灶產生?武漢第一醫院呼吸科副主任陳菁認為,「質疑也得拿出一手的證據」,她隨即對自己管轄的兩個重症病區的30多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了痰培養,結果只在兩位上了ECMO 的患者的痰液中分別發現了綠膿桿菌和鮑曼不動桿菌(終末期患者肺部容易感染的細菌)。結果並未發表,但陳菁心裡已有底,「我當時就比較相信屍檢結果了。」
抱著試一試的心態,陳菁戴起自製的防護面罩、抄起纖支鏡,親自為患者清肺,並紀錄下過程,生成一段大約10分鐘長的視頻:跟隨纖支鏡的鏡頭進入患者的肺部,前8分鐘一無所獲,8分鐘之後,伴隨著一聲驚呼,忽見譁的一坨,蚯蚓粗細的、白色的、粘稠的液體。「有痰栓!跟屍檢的結果對上了!」畫外音是同事興奮的喊叫。
「那位患者此前接受高流量給氧,血氧飽和度只能勉強到90%,清肺後,當晚就上了95%。」陳菁說。她把視頻發給劉良,團隊十分振奮。
黏液還涉及到後遺症問題,劉良說:「黏液堆在肺泡和氣道裡,影響通氣和換氣,如果未及時清理出去,最後變得堅實。即便患者轉陰出院,這一堆垃圾還堆在裡面,如同海嘯過後,淤泥沒有衝出房間,房屋空間變小了,病好了,肺(功能)卻還原不了了。」
△ 劉良。本圖由受訪者提供。
只有身在武漢,才知道老百姓多難
屍檢結果備受關注。
2月18日和24日,鍾南山曾兩次致電劉良,詢問屍檢結果。
但劉良還不能透露,他說,「鍾先生你別逼我……」
「那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回答『是』或者『否』就行。」鍾南山說。
劉良以這樣的方式把屍檢所見提前告訴了鍾南山。
2020年3月4日,國家衛健委發布《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新增了根據屍檢結果所得的7條「病理改變」,包括劉良團隊解剖所得的「腔內可見黏液及黏液栓形成」。
2020年4月,參照方案,武漢協和醫院西院的內鏡清肺小組對患者進行纖支鏡清洗,抽除了肺泡中的黏液。參與治療的一位醫生很激動,在朋友圈發文:「降低了危重病例死亡風險!」
湖北同濟法醫學司法鑑定中心副主任任亮記得,「(劉良)他急得不得了,想儘快把這些信息反饋給臨床,指導臨床救治,由於驗證的病例數太少,方案獲得官方認可還需要更廣泛臨床研究支撐,他就儘可能地通過各種渠道與臨床專家交流,中間就有一個巨大的時間差……也只有身在武漢才知道(老百姓)到底多難,所以才會那麼急。」
△ 國家方案第七版出來後,劉良發微博慶祝。
父親的叮囑:「搞專業吧」
在專業領域,劉良早已成名:作為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法醫系教授,湖北司法鑑定協會會長,法醫病理、法醫毒理學家,多次參與複雜要案的鑑定工作,曾被央視評為2016年的年度法治人物。
劉良1961年出生於武漢,家裡姊妹4個,他排行老三。父親劉清瀾十幾歲參加革命,是老一輩的共產黨員,1949年後,南下留在了武漢,從事宣傳出版行業,最終供職於湖北省新華書店。
在動蕩的年代,知識分子的身份,以及敢講的性格,讓劉清瀾吃了很多苦。對不穩定有著深切恐懼,「去搞專業吧。」他這樣叮囑劉良。
劉良選擇了醫學。1983年,他從武漢醫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臨床專業畢業,被分配到了武漢協和醫院工作,填志願時,他從高到低依次填上眼科,病理和法醫。
沒想到被分到了神經內科。 這讓一向風風火火的劉良無法接受。 「我聽到就怕。 高血壓、腦溢血、中風,治得徹底 嗎 ? 當 時還規定三年之內不許考研究生,三年之內要24小時在病房轉,三年之內不能結婚,我天哪。 換,必須換。 」
去人事科的路上,他剛好碰到一個被分到法醫系的同學,對方的志願是內科,一看屍體就劇烈嘔吐。「都是男的,都戴眼鏡」,兩人一拍即合,決定找各自的科室主任對調。
但那個年代沒有說安排好了還可以改的,「組織包分配,你還調動,沒這事兒。」可兩人心都很絕,同時罷工了四五天,加上兩個科室的老教授跟院領導遊說,終才順利調換。
1984年7月,衛生部和教育部在全國六所醫學院校中設立法醫學專業,正式招收法醫系學生,被法醫界稱之為「老六所」,原武漢醫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正是其中之一。
著名的法醫病理學家、毒理學家黃光照作為法醫系第一批教授之一,和同輩老法醫一起,奠定了同濟法醫系的底色。
從1987年開始,劉良師從黃光照,開始系統地學習法醫病理與法醫毒理學知識, 一直到1994年博士畢業。
劉良從沒後悔進入法醫的世界。他還記得第一次看屍體時的情景:死者被肢解,只留下軀幹。
老法醫問,知道她怎麼死的嗎?劉良說都碎屍了,肯定是被人殺死的。又問,碎屍之前怎麼死的?他被問住了。收隊後,老法醫讓辦案民警把屍體放這裡,第二天早上9、10點鐘讓小劉再來看看。
第二天一早,老法醫已在屍體旁等著他,說你看脖子上有什麼。「不是個大傷口嗎?」「除了傷口呢?」劉良仔細看,竟發現了零星的卵圓形印跡——那是手指的壓痕經過空氣的氧化、風乾之後在皮膚上的顯影,說明死者生前被人掐了脖子。
隨著指印一起凸顯的,還有他對這門學科的興趣。
△ 劉良。受訪者供圖。
法醫要對得起亡靈
每一位法醫或許都穿梭於兩個世界。一個是純粹的科學世界,死者不會說謊,屍體上的每一處印跡都是客觀存在的證據。另一個是複雜的現實世界,屍檢作為司法程序中的關鍵一環,稍不注意,就會在利益的博弈中被拉扯變形,失卻客觀性。
「對得起歷史,對得起未來,對得起亡靈。」2016年,中央電視臺一檔欄目做了一期關於法醫的節目,在節目的最後,劉良說了這三個短句,但在播出時,第三句被掐掉了。
日常的鑑定工作中,劉良常常作類似的表達。「我不是來幫當事人,也不是幫公安的,我是來幫死者的。」
有時候當事人不理解,覺得被冒犯,家屬覺得,「你不幫我幫誰?」。在一次涉及醫療糾紛的鑑定中,死者家屬對法醫團隊表現出極大的不信任,不僅要觀看屍檢過程,還準備拍照,而因事關死者隱私,在司法程序中,拍照是不被允許的。僵持不下,劉良有些窩火,厲聲說「總有一天我要下去見他的,公不公正,下去跟他見分曉。」對方一拍大腿,「這話我放心」,遂放棄圍觀和拍照。
劉良坦承,自己不是封建迷信,就是中國人很樸素的生死觀和正義觀,相信「抬頭三尺有神明,善有善報。」
△ 劉良和著名刑事鑑定專家李昌鈺。受訪者供圖。
2016年,劉良成立了「劉良工作室」,他說這個機構承載了他的理想。
不同於2005年後大規模湧現的以追逐利益為首要目標的市場派鑑定機構,亦不像在體制內,個人晉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論文發表量——這對法醫這一應用型學科來說不太合理。
劉良希望結合高校理念和市場化的運營模式,法醫的晉升和科研論文量脫鉤。 但劉良並不是不重視科研,他要求 將每年收入的10% 用於科研。 並且,科研中,不以「陽性」結果為唯一目標,「陰性」報告同樣予以發表,他打算要辦一份雜誌,就叫「實驗陰性報告」。
「現在發表的(論文)都是試驗成功的,可是不成功在哪裡呢?不成功的不讓你發,為什麼不讓發?發了沒用。但恰恰這種沒有用的東西才是真的有用。你發出去別人就不會走你走過的彎路了。」
旁人說「你真有創意」。
「總有一天要幹這事」,劉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