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頭目岡村寧次，自1945年籤字投降後，3年多一直沒離開中國。
起初是為了負責交槍投降，籤字蓋章，之後是武器交接，再後是安排遣返，還有實際上更重要的，幫助蔣打仗，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不再展開說。
總而言之，他以工作必要性為名，被遲遲滯留中國近4年；國民政府以親自審判他為名，拒絕交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名義上是審判他，實際上是保護他，最後把他安全送回國。
在曲曲折折的審判過程中，岡村第一次作為被告站在中國法庭上，是在投降後的第三年，即1948年的8月23日。
提前一天，報紙刊登消息，說上海戰犯軍事法庭，23日要「特設寬闊法庭」，首次公審侵華日軍的頭目——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
「屆時，將有駐上海各國外交官及各界要人等1000餘人旁聽，並有英文翻譯……」
正式公審之前，還有8月14日的一次預審。
公審法庭安排得確實很人性化，設有候審室，岡村到達後可以先休息一下，這裡給岡村專門配置了大扶手座椅。
審訊中，如果不是岡村直接回答問題的環節，他還被允許可以坐在旁邊的椅子上。
中午法庭給岡村和證人準備了豐盛的飯菜，讓他們也感到「大為滿意」。
中午休息3個小時，下午6點半繼續開庭，然後法庭辯論環節結束，天也黑了，法庭宣布改日再審。
8月26日，上海《申報》說，「由於證據不足，審判可能延期。經費也不足，正在申請中。」
如此審判頭號戰犯，令中國人義憤填膺。
有報紙不無諷刺地說，「拖延3年今始作戲劇性審判，實不光彩，莫若及早宣告無罪！」
更令人不解的是後半句，「經費不足」。
開個庭能花多少經費呢，竟然能讓一個政府特別設置的法庭花得沒錢了？
岡村寧次的回憶錄中記載：「23日審判所需經費達法幣30億元。」
法幣30億元！
是的，你沒有看錯，不是3萬、30萬，而是30億法幣。
30億法幣什麼概念？飛春讀傳專門去查了查當年的消費，這一查才知道，30億法幣開一次庭，確實花得不算多。
因為當年8月的上海，一鬥米就2000萬元，一盒香菸就20萬，一兩黃金都6億元。
國民政府發的法幣，與美元的匯率是1200：1，1美元換1200元中國錢，這在歷史上算是奇葩的紀錄了。
法幣咋那麼賤呢？
這不禁又讓人想了解了解「法幣」這個歷史。
其實，民國的法幣，也不完全是一無是處。
首先要明白2個常識：
1，法幣不是「法國貨幣」的簡稱，法國貨幣的單位是法郎，國民政府發放的法幣，是「法定貨幣」的簡稱。
2，法幣之前是銀元，銀元之前是銀兩，銀兩是封建社會和晚清留下的貨幣，銀元是民國特有的新貨幣，形式上有袁大頭，還有總理頭像。
這個法幣呢，是國民政府在1935年11月4日推行的國家鈔票，是一種終結幾百年中國舊有的銀幣制度的一種改革，統一了當時混亂的貨幣，收攬了金融大權。
同時又應對了美國當時因經濟危機向中國甩鍋，當時的美國對白銀大幅提升收購價，導致最大的銀幣國——中國，白譁譁的銀子大量流向美國。
美國利用美元貶值控制中國經濟的同時，也大量傾銷了自己的商品，把經濟危機的鍋就這樣甩給了中國。
這個歷史，就是1934年美國出籠的《白銀法案》，有興趣的可以專門再去搜索看看。
法幣在美國《白銀法案》出臺後不久就迅速施行，一刀切，國民完糧納稅、一切公私款項，皆以法幣結算，禁止白銀再流通。
這為戰時經濟的統制打下了有利的基礎，標誌著中國紙幣制度的首次確立。
老蔣在1941年財政會議上也說，「各位須知，我們現在持久抗戰下來，財政之所以尚能維持如此程度者，就是由於法幣政策之成功。」
但是，在抗戰的中後期，法幣由於種種原因控制不住，政府開始大量印鈔票，超量發行的法幣進入市場，填補了政府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的同時，導致物價飛漲，受害的是老百姓。
抗戰結束時，法幣的超量發行導致的通貨膨脹，令人瞠目結舌。
數據顯示，1937年抗戰前，法幣總發行量不足14億元，但到了抗戰結束時，就達5000億元。
到了1948年岡村寧次受審時，法幣發行額度達到660萬億元，是戰前的47萬倍，物價上漲3492萬倍！
每個國家在戰爭時都有金融風暴、物價飛漲，但像民國這樣狂飆3492萬倍的，世界少見。
狂飆物價下的民國，出現了種種奇葩現象，至今或許仍然有人記憶，或聽聞：
100元法幣，1937年可以買2頭牛，到1945年只能買2個雞蛋，而到了1948年，連1根火柴也買不到了。
工人發工資，是用麻袋裝的。數錢數到手軟是真實狀態，但人們並不幸福，因為有了鈔票，要馬上找黑市兌換成銀元，防止轉瞬即逝，法幣再貶。
老百姓清楚地記得，買1斤豬肉，在1936年是0.28元，在1948年需要140萬元。
郵寄一封信，需要貼200枚萬元的郵票，小小信封載不動許多愁，最後貼成了「信封貼在郵票上」，而不是郵票貼在信封上。
有民間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原料，發現竟然盈利了，這意味著法幣實際上等同於廢紙了。
法幣巨增導致國家信用貨幣制度的崩塌，老百姓寧願違法用銀元交易，也不用政府的鈔票了，這也離民國的滅亡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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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岡村寧次回憶錄》；姜喬喬《論南京國民政府法幣政策和通貨膨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