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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老K
有相關數據統計，在當下中國，關於抑鬱症的媒體報導相較十幾年前多出至少20個百分點。
曾經看北大徐凱文的一個演講，他提到我們上世紀八九十年代，100個人中最多只有1個人有心理障礙，但這個數據到了2005年時已經到了17.5%。
焦慮症的發病率，上世紀八十年代大概1%到2%，現在是13%。
20年前，抑鬱症發病率是0.05%，現在是6%，增加了120倍。
而在地球那一端的美國其實也沒好到哪裡，大約10.7%的美國青少年有抑鬱症，5.9%有嚴重焦慮症狀，而自殺在2016年升為青少年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上述這幅圖就是美國在各大高校搞的行為藝術，地下散落的書包代表每年平均1000名大學生因自殺而死亡。2016年北師大心理學部長發言：「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我們用錢解決不了的問題越來越多！」
為何時代一直都在進步，而心理問題反而越來越多呢？
抗抑鬱藥物的廣泛推廣
要知道，抑鬱這種問題並不是近代才有的，古時候人們就知道它，只不過當初沒有科學，人們認為它更多是惡魔的化身，也更多採取一些宗教懲罰的極端方式應對。
但隨著科學的發展以及抗抑鬱藥物的誕生，人們越來越對抑鬱症這個問題開始重視。
但一開始人們應對精神問題更多的還是採取諸如安定類藥物，不過人們發現安定類藥物容易產生依賴，隨後「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類藥物被研製出來，它們最初是為了替代安定、但這些藥物只是為了對抗焦慮。後來發現它們更適合抗抑鬱，因為焦慮和抑鬱是精神疾病的一體兩面，常常一同出現。
文法拉辛刊登在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上的廣告
不過最初人們發現也只有老人和女性才會患上抑鬱症，所以並沒有非常重視。
在60年代末，只有16-18%的美國城市居民自認為一生至少出現過一次抑鬱症狀。但現在這個數據可以到達70%。
可想而知，這些藥物明顯是賣不動的，所以藥企為了生存，他們想了一個主意，既然藥物銷售不動，那麼我們就銷售疾病。
從80年代SSRI藥陸續上市起，有關抑鬱症的論文出現了井噴。凡是對SSRI藥物有利的論文，藥廠都投入巨資幫助其傳播。同時，它們也資助行業權威研究這些藥物。
臨床抑鬱症論文數量隨時間的變化
藥廠不斷鼓勵科普人士將抑鬱症更多講述成生理性問題，所以你發現那個年代醫生只承認藥物的原因了。
當你發現抑鬱症越來越多，其實你應該明白這些科普人士也做了不少貢獻。
為了得到認同，彼此抱團取暖
要知道，精神疾病手冊中，關於心理障礙的診斷有太多了，可是人們好像只要有心理問題就先考慮抑鬱症。
人類學家認為，人們會選擇用其所處時代所能理解的方式來表達內心的衝突與痛苦。當媒體或專家們將某一心理疾病的症狀引入公眾視野（包括我們所做的心理科普），人們便會選擇這些症狀進行自我表達。
Ethan Watters在《像我們一樣瘋狂》關於厭食症的章節中寫道：
在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去診所求助的厭食症患者大部分已經聽說過這一疾病，知道它的症狀與常見病因。他們本身對此心理疾病有符合其典型症狀的期待，甚至抱著「嘗試看看」的心態去表現出這些症狀。換句話說，人們通過「患厭食症」這件事，來彼此競爭或抱團，尋求在群體中得到認同。
要知道，人們有無窮無盡痛苦時，自己更願意將自己的問題丟給一種疾病，而這種疾病會成為一種標籤吸引來更多人來認同自己，從而將問題合理化，這樣痛苦會分擔出去，同時有一部分問題可以逃避躲在這個標籤背後。
人類大腦的變化趕不上時代的變化
從進化尺度上看，人類文明的一萬年歷史，只是短暫的一瞬間，根本不足以改變大腦的固有結構。就算人類在現代社會再生活十萬年、百萬年，我們的大腦都還只是那顆成長於狩獵採集時代的原始人大腦。
比如科技的快速發展，社會的快速轉變，經濟全球化、社會原子化、越來越長的工作時間、越來越頻繁的工作變動、越來越快的社會變革，這些你可能非常習慣、甚至認為是現代社會常態的東西，可能都會成為抑鬱症的誘發因素。
在我國更是如此，我們一直處在社會飛快的發展，在這個大轉型的時代，家庭結構逐漸瓦解。當人們享有更多選擇自由，很多人選擇放棄穩定的家庭生活，而不是去積極改善它，離婚率越來越高。與此同時，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中國有了一個龐大的留守兒童群體。
城市也同樣如此，很多家庭的父母為了工作，將孩子交給老一輩照顧，從小這些孩子的親密關係就被剝奪。
科學家們已經發現，童年缺乏父母的照料會誘發各種心理問題。
文明對本能的壓抑
弗洛伊德在自己晚年的著作中表示，文明是對人的本能的壓抑及少數人對多數人支配的基礎上產生的，文明的起源和發展在於對本能的壓抑和升華，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被壓抑的歷史。「每一種文明都是建立在迫不得已的工作和本能克制的基礎之上，因此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那些受這些要求影響的人們的反對。」[9]
人的本能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攻擊性。
武志紅曾說過：「一個人的攻擊性，如果不向外釋放的話，就會轉向攻擊自己，沒有第三個出口。」
但攻擊性是人與生俱來的，這個東西決不能通過簡單粗暴的壓抑甚至冰冷的說理就可以磨滅。
當一個人的攻擊性從小被無限地壓抑，他只能走向兩個結局：
抑鬱，或者摧毀。
那既然不能簡單粗暴的表達攻擊性，同時也不能隨意壓抑，我們該怎麼辦呢？
弗洛伊德講到，人們可以通過「升華」的方式表現出來，通過社會能接受的方式，比如說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發明等等表現出來。
在這一點上或者你允許自己有攻擊性，這一部分被接納，被允許在你身體中流動。
武志紅曾用一段優美的話，描述了攻擊性流動的場景：
你攻擊了我，而我帶著愛容忍了你的攻擊，還深深地理解了你的不安。
這意味著，你的黑色生命力被我看見和允許，並經由我愛的目光，轉化成了白色的生命力。
允許、接納和理解，可以讓帶有破壞的攻擊性，變成了積極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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