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論壇現場
在本屆金雞獎一周的盛宴中，最具重量級的一個電影論壇活動，那便是關於「中國電影升級換代的」中國電影高峰論壇。
參與論壇的大咖們包括著名導演、監製黃建新，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樂視影業董事長張昭、華誼兄弟影業CEO葉寧，以及數名專家學者。
這些電影業界大咖們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講述對電影更新換代的看法，以及對年輕電影人的建議和支持。
尤其是第五代導演，也是電影監製黃建新，多年來他一直發掘培養電影新勢力，是為青年電影人們鋪路奠基的導師和功臣。
黃建新
「這些年做監製、製片人，很多投資人問我什麼樣的電影值得投？我說從市場分析的角度，五五對賭就值得投，電影很少有七成、八成的把握，敢說這個話的基本都是假的。全世界基本概念就是四六都要投，五五一定投，如果六四倒過來那就瘋狂的投。因為電影的常態就是過山車，電影是全世界藝術種類裡發生變化最大的藝術形式，任何一個科技的產品都直接在拿電影做實驗，在電影院首先反映出來。
我一直在做電影，經歷了第五代導演最早走出去很紅，到90年代中國電影跌落到低谷。以前我去廣東看電影的地方變成了茶樓，很多地方也都改成了錄像廳、歌舞廳。在90年代初的時候，中國最初的合拍片出現了，那時候香港和臺灣的一些投資人喜歡我當時拍的《站直了別趴下》，跟我說要給我錢，我說你給我多少錢？他說你《黑貓事件》多少錢拍的？是53萬拍的。《站直了別趴下》，預算是107萬，我最後拍成113萬，但那個戲收回來了270萬。我跟廠裡籤的合約只有罰款，沒有獎勵，所以罰了我所有的導演酬金，還罰了我700塊，我就是一分錢沒掙，但廠裡掙了100%多。馮鞏那部戲是主角，一部戲3000塊錢酬金，後來他知道我白幹了，他就請全組在西安花了一頓4500塊錢的飯，他說：「我跟大家一起白幹！大家都是愛電影，堅持到最後。」
賈平凹有一部小說《五魁》，我們不擅長拍農村題材，（老闆說）「沒事，你拍吧」。我問老闆給我們多少錢，600萬。第一次經歷600萬的投資，我激動的晚上都沒睡著覺，這時候就可以有一些明星了。當然那個電影在國外賣得還不錯，在《紐約時報》打了4.5星，國內賣了200多萬，最後賺了點錢，但那真不是我喜歡的題材，也是我的短項。
我有一個外號——「不賠錢的第五代導演」，如果沒有這些人支持你，兩部你就死了，無法面對市場，你只能找一條（理由）平衡自己的心境：我就拍作家電影，我就是自己。等於回到了一個作者電影的邏輯裡，這就跟投資沒法談了，跟電影工業也沒關係，那是獨立電影的一套系統，你可以賣房子拍，誰也不能譴責你，還會佩服你，那是另一套東西。
中國電影發展離不開在座的這幾個人，張昭總跟我談一個觀點，我非常同意，他說中國要創造出十個賠得起的電影公司。意思是我可以賠，但從長遠上我對中國電影的總體是推動的，最後我的總量是賺的。現在我們大量是賠不起的公司，賠一部就死。我經常碰到一些公司找我，說導演你支持我一下，我有一個很不錯的劇本，我融了資。我問他你這個電影投入了公司的多少資產進來？他說全投進去了，而且銀行還貸了1000多萬，我說這是做電影最危險的方式。
所以他們說一定要建大公司是有道理的，它能維繫中國電影整體運轉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巨大的電影公司，其實都有點像投機一樣、或者說是賭博、說好聽點是為了理想捨得付出，但這三個詞的意思其實差不多，這樣維繫不了中國電影的運轉。如果中國電影不能整體運轉，青年導演就不能生長。
怎麼樣幫助青年導演？其實我們經歷了很多，最早我們必須得說中國的教育，電影教育不是專業教育，是精英教育。我們在電影學院進修的時候，包括我問過（陳）凱歌，你們之前電影學院教的跟我們是不是一樣的？他說是一樣的，就是你們未來要成為大師。在這個教育體系下，使中國導演在很長時間內完全跟工業結構不融合。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跟香港導演合作？香港導演從進入電影圈的第一天起，就知道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如果做不好、我賠錢，我就活不下去，我就得去開餐廳或者是做別的。一個電影工業能夠賺錢的時候，每個人都有夢想去支持電影的創新，支持青年導演的創新，拿出利潤的一部分去投入，賠也認，這樣就有一個良性的關係，這是中國現在對青年導演的一個結構。
比如說葉寧總他們也會有青年計劃，張昭總他們也有青年計劃，上影也有青年計劃，青年計劃是以賠錢為前提的，培養未來，但是最初是賠錢的，這是一個工業結構對青年導演培養的前提，這不是個人，這是一個機構對青年，對未來的一種投資。
你問我怎麼支持？因為我是導演出身，青年導演來找我，如果我看著劇本喜歡就願意幫。我最早在90年代幫人的時候，我會帶著劇本到臺灣、新加坡、香港去跟老闆見面，求他們支持電影，然後就去為一個青年導演融資。其實我一開始跟人談的是80%要賠錢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導演是需要我支持的，這樣的方式也支持了很多青年導演。那是最難的階段，因為是要用電影圈大家對你的信任。
但是在後來發生了變化，中國電影在90年代中期起來以後，大家覺得終歸一代人一代人要過去，就像第五代出現了以後，第四代在最鋒芒的階段要往後讓，其實是一代一代換的。我明天要參加「青蔥計劃」，我幾乎每年都參加，「青蔥計劃」宣布的時候，我們這些導師在下面坐著，（青年導演們）瞬間就被所有的投資公司認領走了，不用我去化緣了，他們願意支持跟公司主旨相近的電影。今年我碰到的最新的導演，他們對電影完全沒有牴觸，認為電影是一次投資行為，投資回報，他認為我盼望的就是我為老闆賺了很多錢，所以開始進入了一個結構性的投資關係。
所以我想跟青年導演說，你不要糾結，你拍市場電影的時候，努力把市場拍好，等大家給你錢讓你遵循自己的時候，就努力的遵循自己，這樣中國電影在兩條路上就會走得比較好。我非常高興看到，從去年開始中國新的導演不停的出現，我們覺得這麼多年對青年導演的支持有回報了，今後我相信我們還會在一起做項目，還會支持青年導演，原因沒有別的，就是因為我們愛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