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四五」規劃提出，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從提高社會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等方面，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文化強國，對年輕人意味著什麼？它意味著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為規範；意味著文化事業的繁榮，文化精品的推出，文化遺產的保護，文化傳統的傳承；也意味著講好中國故事，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和多層次文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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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年輕人講述「可觸摸的中國」
王沛楠
2019年李子柒在中國一夜走紅，人們這時才驚訝地發現這個四川女孩竟然已經在YouTube平臺上收穫了超過1000萬的粉絲。只提供中文字幕的視頻絲毫不影響海外用戶的訂閱和追隨熱情，甚至還有海外粉絲專門建立了字幕組，將李子柒的視頻內容翻譯成英文。
無獨有偶，近年來與李子柒一同走進海外受眾視野的還有諸如辦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這樣的年輕素人博主。他們在YouTube平臺的粉絲關注量分別超過900萬和600萬，都已躋身全球一線YouTube博主行列。活躍在網際網路平臺上的年輕人，開始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新生力量。
2011年，中國開始在紐約時代廣場大屏幕投放國家形象系列宣傳片。將中國面孔投向「世界的十字路口」這一舉措，被視作中國以更積極的姿態投入公共外交的嘗試。
從時代廣場宣傳片投放到李子柒走紅，這十年是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飛速提升的十年，同時也是對外傳播意識形態和話語方式悄然變化的十年。十年前出現在紐約時代廣場的面孔是姚明、袁隆平和楊利偉，十年之後出現在全球網際網路用戶面前的是李子柒、辦公室小野和滇西小哥。「主角」變化的背後，暗合了數字媒體興起所帶來的對外傳播話語方式轉型。
在Facebook這樣的社交媒體和YouTube、TikTok等視頻內容生產平臺成為主導網際網路流量的入口時，年輕的網際網路內容生產者責無旁貸地接過大旗，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新生力量。
為什麼是年輕人？首先是因為他們對網際網路平臺的話語體系和敘事方式更為熟悉。相較於從傳統媒體生產與消費環境中遷移而來的「數字移民」，伴隨著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長大的年輕人作為「數字原住民」更熟悉數字媒體的表達邏輯，所生產的內容更貼合目標受眾的需求。
其次，隨著YouTube和TikTok等視頻平臺的興起，網際網路變得日益「可視化」。相較於文字，視頻內容天然具備更強的跨文化傳播能力，更容易被語言不通的不同文化社群理解。因此，習慣於使用YouTube和TikTok的年輕人更容易藉助視覺文本生產的內容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觸及並打動海外受眾。
第三，年輕的網際網路內容生產者成長於更為現代和開放的中國，因此這一代人的生活經驗更容易與海外受眾對話，這使得他們生產的內容貼近現實，富有生活情趣。無論是李子柒視頻中呈現的中國鄉村生活，還是辦公室小野對於現代都市青年生活的刻畫，都包含了傳統的形象宣傳片較為標籤化的敘事中難以尋覓的生活化場景，這種場景也同樣更容易與海外年輕人產生共鳴。
因此，數字媒體的話語邏輯、視頻文本的跨文化特性與年輕人獨特的生活經驗相結合，形成了網際網路時代對外傳播的一條新路。對於沒有過於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苦難記憶的90後和00後而言，他們能夠以更加自信和輕鬆的風格進行自我表達。他們在不經意間也將中國年輕人對於生活和時代的理解融入作品之中，講述了一種不同於以往的「中國故事」。
從這個角度來看，從時代廣場宣傳片投放到李子柒等博主大火的十年，正是傳統大眾傳播向網際網路分眾傳播的轉變，也是中國故事從單一的國家敘事主導向多元主體參與敘事建構的轉變。如果說傳統的對外傳播是回應式的，更多是為了消除偏見、回應爭議、改變海外媒體涉華報導中形成的刻板印象而展開，那麼以年輕人為主導的對外傳播則是建構式的，更多是為了講述故事、分享體驗。
如果說十年前的形象宣傳片還會讓海外受眾覺得有些距離感，那麼如今大火的李子柒和辦公室小野則真正帶來了一幅「可觸摸」的中國圖景，讓海外受眾能夠從更貼近中國人現實生活的景象中重新理解一個「日常化」的中國，以及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理解生活和世界的方式。
對於生長在數字媒體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上B站刷抖音已經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們深度參與並理解視頻文本的內容邏輯之後，必然會有更多諸如李子柒和辦公室小野這樣的年輕人走向海外，成為這種「日常化」中國故事的新一代講述者。
（作者系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寫作與溝通教學中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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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臉譜化」的符號 把文化從博物館裡請出來
吳蘅
在歐洲當交換生時，我送了些京劇娃娃造型的原子筆給當地室友作為禮物，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小禮物深得大家喜愛，甚至變成他們「炫耀」的資本。其中一個朋友第二天得意地向我反饋，同事對原子筆上的京劇扮相備感新奇，而且都羨慕他交到了一個中國朋友。
身為留學生，我在那一刻當然是自豪的，這證明我們中國文化很有吸引力嘛！
可在有些時候，這種「吸引力」也給我帶來困惑。比如一起上課的同學跟我這個中國人套近乎，聊的無非都是中餐怎麼可以這麼好吃，漢字好神秘，你的名字究竟怎麼讀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文化」仿佛都是些博物館裡的化石，他們好奇地觀摩打量，但始終無法理解。而且「博物館」裡的「展品」幾十年來似乎都沒更新過，提到中國，無非就是京劇啊、大熊貓啊、長城啊，還有被「西化」過的中國菜。
當然這是快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情況多少有些不一樣。比如近年李子柒在國外視頻網站大火，被外國網友奉為「女神」，就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中國農家女孩種菜劈柴做飯，搭建中國式的理想田園生活，幾乎每一個視頻海外播放量都在500萬以上。這不也是文化吸引力麼？
其實，李子柒沒有刻意去「展示」中國文化，她在海外走紅更多是無心插柳。恰恰是這種「無心插柳」，更能給我們啟示。我們底蘊深厚的傳統，給文化發展提供了足夠豐富的素材，以及源源不斷的精神源泉，我們需相信這其中的力量。一年四季、一餐一飯中其實都蘊含著「文化」，比如李子柒視頻裡所展示的順時而食，她和奶奶相互陪伴、鄉親相互幫襯中的人情味，其實都包含著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只不過我們平時或許忽略了其中的美和底蘊，以及它們對我們的生活潛移默化的指引。李子柒做的東西跟「高端」毫不沾邊，但在不經意間，讓中國傳統文化中某些精神內核「活」了起來，而且是以一種平易近人且高度契合現代人審美趣味的形式呈現，這是她比過去那些符號化的「中國元素」高明的地方。
近些年很容易觀察到一個現象，就是我們越來越有意識打撈失落的傳統，不論是審美層面還是精神層面。《掬水月在手》這樣以古體詩詩人、古詩詞學者為主角的紀錄片，能收穫相當範圍的關注，在早些年恐怕是難以想像的。而更大眾的文化層面，「中國風」在年輕人中間流行，「國潮」跨界興盛，則與之相映成趣，其中我認為最可喜的現象，莫過於「百年老店」故宮放下身段，以亦莊亦諧的輕鬆姿態做出了一系列富於創意的文創產品。一面是古典美、古典「士人」精神被重新發現，一面是「文化」走出舊路徑，主動與現代文化、商業文化碰撞，擦出意想不到的火花，我們珍視傳統，又不懼怕創新，傳統可以找到抓手煥發新的生機，這背後其實是底氣和自信。對文化復興而言，這不正是極好的氛圍麼？
文化的繁榮和影響力，本就是中國夢的一個關鍵支撐。但文化有自己的生長規律，在導向正的基礎上，文化昌盛更有賴於自由開明的發展環境。在如今這個傳統文化價值重獲體認的時代，對待外來文化的態度也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歷史上最為自信雍容的盛唐，也是最「胡漢難辨」的時代。這是盛唐自信的體現，也是其璀璨文化碩果的精神來源之一。任何事物都不可避免與時代對話、與世界對話，文化更是如此，狹隘的心態、侷促的思維，都是文化的敵人。
把我們的文化從「博物館」裡請出來吧，希望以後遇到外國友人，他們眼中的中國文化更生動有趣，不再是那些臉譜化的符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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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承：找到傳統與「網紅」的契合之處
孫佳山 肖涵予
傳承傳統文化在今天的重要性已經毋庸置疑。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高度重視文化建設，從戰略全局上作出了高瞻遠矚的規劃和部署，並明確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其中，文化傳承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因為這直接這關乎著實現「中華文化影響力進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的宏偉目標。
事實上，文化傳承在今天，不只是傳統意義上對國學文化的繼承，也包括在網絡文化、國際交流文化氛圍等新的文化場域中的「創造性傳承」。這也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對傳統文化中哪些內容的傳承，將對年輕人更有現實意義？
首先，我們應該意識到，傳統文化不全是精華，一些隱性的糟粕仍在影響著我們，甚至有些人打著「傳承傳統文化」的旗號來傳播負面文化。比如近年備受關注的「女德班」，就是醜陋的「男尊女卑」文化在今天的「復活」。因此，能夠用正確的價值觀來引導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傳播，對年輕人意義重大。
再者，傳承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找到其中與新時代青年文化熱點契合之處。比如，近年在年輕人中流行的「博物館熱」，就是很值得品味的典型案例。
曾經在不少人的認知中，存在對物質文化遺產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刻板印象，認為這些都是無趣的「老古董」，但近年興起的一些新的文化樣態則改變了這些成見。
從《我在故宮修文物》《中國詩詞大會》《國家寶藏》到《上新了·故宮》，當下的青年群體對於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優秀傳統文化，表現出了令人驚嘆的巨大熱情。不僅是故宮、天壇等知名的文化景點，包括陝西博物館、新疆博物館、四川杜甫草堂博物館等地方博物館也都已成為「網紅打卡」的熱門地點。 究其原因，顯然與這些博物館或相關節目「有趣且有料」有關，讓年輕人在樂趣中學習，在求知中獲得更多精神享受，這對幫助年輕人養成對傳統文化的興趣、獲得更多傳統文化的精神養料，有非常關鍵的意義。
另外，對傳統文化中知識性較強的文化元素的傳承，對年輕人參與構建文化強國也有現實意義。比如，近年在年輕人中流行的漢服文化與京劇文化，還是有一定「入場門檻」的。即便很多年輕人是被漢服的華美靚麗與京劇的精彩表演所點燃的興趣，他們也會由興趣入手，去了解它們背後的歷史與文化知識。通過喜歡漢服而喜歡中國古代服飾文化，進而去研讀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年輕人也不在少數。知識性與專業性，是傳承傳統文化中必備的要素，而這也將幫助更多年輕人熱衷探索文化世界的奧秘，對提高年輕人的文化素養與綜合能力大有裨益。
經過上述對傳統文化內容的傳承，年輕人將成為構建文化強國的重要力量。為了讓傳承傳統文化的舉措進一步助力文化強國的建設，有必要至少做好兩個方面的事情。
首先，就是做好傳承傳統文化的「多方位」與「全覆蓋」工作。雖然一些傳統文化要素吸引了廣大年輕人，但不可否認，其中有不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對那些受教育程度較低、身居偏遠小城市或縣城、農村的年輕人，他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與傳承傳統文化，其實還是一個未知數。我們不能忽視那些「沉默的大多數」——通過網絡文化傳播，義務階段教育與媒體宣傳等方面的工作，應當在最大程度上讓他們獲得傳統文化的知識，形成對傳統文化的興趣，成為未來在傳承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群體。
再者，還要兼顧好傳承傳統文化與國際文化交流的關係。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傳承傳統文化的問題，要從世界文化之林中正確評估自己的身份與處境，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增強自我認同感，並且獲得更加開放的文化心態。比如，近年在網際網路上，一些中國年輕網民把古漢語、中國歷史地圖之類的視頻公開發布，並且與外國網友密切互動——這樣做並不是一種「文化炫耀」，而是基於文化自信的文化交流。年輕人在汲取古代歷史文化知識的同時，也在傳播中國文化形象，對塑造更好的國家形象與建設文化強國都有現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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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業不是「霸總」「甜寵」的堆積
燕子
我的大學時光，是在北京度過的。儘管那裡的冬天乾燥寒冷，夏天又無比酷熱，但我始終對這座在朋友眼中「不宜居」的城市，有一份難以割捨的感情。這份感情，寄托在喧囂的南鑼鼓巷旁，那個小小的蓬蒿劇場裡，寄托在擁堵的北四環外，那個寬闊的798裡，也寄托在我高攀不上的清華大學門口，安靜的萬聖書園裡。當我感到平淡的校園生活需要加上一點「佐料」的時候，我不需要縱情聲色之間，也不需要收拾去遠方的行囊，只要走出校門，坐上地鐵，自然有戲劇、藝術、哲學與音樂的世界，在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等待著我。
2017年，我結束了6年的校園生活，來到現在的城市，展開了我人生中第一份、也是理想中的工作。當我走進音樂廳的大門，坐在音控室的椅子上，意識到自己從此不再僅是聽眾，而有機會通過策劃表演、引進樂團等方式，為和我一樣的聽眾們「造夢」的時候，我的心情無比激動。曾經的我，在豐富的文化資源滋養下，終於長成了一名能為文化事業添磚加瓦的「小兵」，這讓我的心裡照滿了驕傲的光，也讓我的手心和臉蛋幸福得發燙。
記得當年，在大學的哲學社裡，我曾和一個男同學爭辯，文化事業對社會到底有多重要——在他看來：文化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上層建築，因此只是社會發展水平的自然體現，搞得再好，至多也就是起到一點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我並不這麼認為，如果說經濟指標和民生保障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物質生活，進而決定著一個社會的「下限」，那麼文化和藝術的發展水平，則直接與我們的精神世界相連相通，進而決定著這個社會的「上限」。具體到實際生活上，我們能接觸、體驗到的文化生活越是多元，我們的精神世界也就越會豐富多彩，進而有機會迸發出更多思辨與創新的光芒。
工作以後，我常常在音樂廳開會時，從領導宣講的材料中聽到「文化強國」的提法。因此，我時不時會思考：當我們談論建設文化強國的時候，我們談論的到底是什麼？在這件事上，宏觀層面的國家綱領性文件，當然會有專業、全面、正式、標準的闡釋。不過，從個人體會出發，我覺得衡量文化強國建設水平最直觀的指標，就是我們究竟能享受到何種水平的文化生活。在北京的大學歲月，給我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就是這座城市又多又好的精神食糧。我在工作之後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也正是想方設法，為與我共同生活的人「烹飪」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糧。
在我的願景中，屬於我們的文化強國，應當是一派百花齊放、千帆競渡的景象。我企盼傳統的煥發新的生機，也渴望現代的擁有多種走向；我樂見本土的講述我們自己的故事，也期待外來的給人驚喜的碰撞；我想每個人都能找到屬於自己的「陽春白雪」，也希望能坦然地在「下裡巴人」面前放聲大笑。
此時此刻，如果只看那些與文化產業有關的數字報表，我們很容易以為：中國早就實現了建設文化強國的目標，我們有著全球最多的讀者、觀眾與聽眾，更有天文數字一般的文化產值。不論是藝術展覽還是網絡電視劇，我們都絕無必要擔心它們的數量。但是，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東西有些是千篇一律的，缺少交流的年輕藝術家們重複地表達相同的「先鋒」理念，大眾傳媒則用連串的「霸總」「甜寵」「古風」讓觀眾滿足於最淺表的需求。這種同質化的堆積，或許能夠支撐起一個繁榮的「文化產業」，但是卻註定無法成就真正的「文化事業」。
要改變現有的不足，說難也難，說容易也容易。之所以說難，是因為我們發展文化事業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之所以說容易，則是因為包括我在內，許許多多平凡的文化從業者，都能從自己做起，實實在在地為我們理想中的東西貢獻一點力量。當我和同事一起策劃未來的演出安排時，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把手裡的傳統文化資源玩出一些新花樣，又或者從國外引進什麼前所未見的表演形式。與此同時，我們也致力於打破音樂表演形式的框架，在不同媒介形式之間嘗試各種各樣的融合創新。一個音樂廳的創造，在14億人的文化市場裡或許翻不起多大的水花，但只要有更多和我們一樣的人，在做著一樣的事，讓傳統文化、現代文化、本土文化、國際文化在這片土地上共同成長，交相輝映，我們必然能在「美美與共」之間，讓祖國的文化事業發展得更加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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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抗疫為公民道德建設帶來啟示
朱海林
今年年初，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展示出超常規的效率，抗疫效果顯著。背後除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有效的公民道德建設同樣起到關鍵作用。
疫情防控工作的展開，面臨一系列複雜的倫理衝突，全體公民對危機的應對，也是一面社會道德的鏡子。在現實層面，疫情防控涉及公共衛生、法律政策和社會管理等諸多方面，從倫理學角度出發，則存在價值觀和道德觀層面的倫理衝突。
實際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環節中存在的倫理衝突，是公民主體所面臨的不同道德價值之間的衝突，公民在疫情防控各個環節做出的選擇，都是從個人道德認識出發確立的，是在公共政策措施和行動方案中不斷權衡取捨的過程。
比如，尊重公民的自主性，是生命倫理學基本原則之一，但在疫情防控過程中，政府作為維護公共健康的義務主體，必要時有對個人自由實施幹預以維護公共健康的義務，以便更好貫徹防疫政策，使公共健康的效用最大化。
社會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必然採取全國性幹預措施，這要求公民自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積極配合國家防疫政策。比如駐守家中、出門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在大規模幹預措施中，最嚴格的是「封城封路封村封小區」以及追蹤和強制隔離。
為了疫情防控效果，國家對患者行動軌跡等信息予以公開，這是基於疫情防控的具體語境和客觀現實需要，是為了優先保障公眾的知情權，讓公眾了解、遠離傳染源，使政府有效隔離、切斷傳染源，從而阻止病毒擴散。這樣的公民義務，同樣是諸如《傳染病防治法》等法規的要求。
根本上，我國疫情防控工作對公民道德的要求，有利於實現國家與社會「最大善的目的」。防疫所要求的公民個人道德、責任和義務，需要個人在道德倫理的星空下，不斷進行價值排序，區分各種道德價值位階的關係，最終超越倫理層面的衝突，做出正確而又符合公共利益的個人選擇。
疫情防控中，公民道德的進步，還體現在人們對廣大醫護群體的關懷。在珍視醫護群體、尊重醫護工作者方面，社會逐步形成更多共識，有利於構建和諧的醫患關係，化解和減少醫患矛盾。抗疫過程中，社會上客觀看待那些感染病毒的少數人群，尊重他們的個人隱私，來自社會的平視，能夠給他們帶來溫暖，有助於全社會更科學地認識病毒，正確恰當地對待病患。
近期，「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推動形成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思想觀念、精神面貌、文明風尚、行為規範。在疫情防控中，普通公民表現出的嶄新道德風貌，是社會公共道德進步的充分印證和集中展現，為今後公民道德建設帶來了諸多啟示。
首先，要注重道德要求的層次性。抗疫過程中，我國社會所展現的道德水準，有體現英雄和先鋒模範的「先進性道德」，也有涉及普通公民生活中自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的具體方面。社會公民道德建設的進程，後者的涵養提升更為基礎。
其次，鍾南山、李蘭娟等人進入校園，現場氣氛便秒變「追星」現場。這啟發我們，可以發揮先鋒模範的道德引領作用。
最後，要善於從傳統文化中提煉有益資源。哲學家牟宗三說過，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有時候，普通人遵守公共防疫要求，其實是「人命最重」等傳統文化的體現。這說明從傳統文化中挖掘、整理、提煉道德觀念和倫理精神，並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可以使公民道德建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