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鏡率最高的官員、被稱為「香港鍾南山」的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的一段視頻火了。原來她在記者會上回答媒體普通話提問時，儘管記者表示可用粵語回答，她還是用普通話流利作答。
特區官員講普通話之所以成為不大不小的新聞，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這位網紅官員竟然會講普通話，第二，她竟然會對著直播鏡頭講普通話。
普通話使用場景會越來越多
第一個問題其實不是個問題。在港採訪期間，筆者用普通話與政府公務員打交道，雖然對方講的有好有壞，可能有時要加幾個英文單詞，但總體交流起來不成問題。現今香港在對公職人員的入職要求中，已經明確寫出「（要）操流利英語、粵語及普通話」。
這種語言的要求也體現在新聞發布會現場。之前在香港警察總部參加過新聞發布會，警隊提供的同傳耳機就有粵語、普通話及英文三個頻道，供記者按需使用。
至於外界為何會對香港公務人員講普通話感興趣，我想，可能是因為他們平時使用的場景不多。除了像特首、司局長等高級官員前往內地或接受內地媒體採訪使用普通話外，其他公務人員平時很少用得上；而在類似的發布會上，大部分媒體記者是用粵話或英語提問，那答者自然會按照相應的語言來回答。
因此，相信除了此番張竹君小試牛刀之外，普通話深藏不露的官員應有不少。有一點可為之佐證。自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就推行「兩文三語」政策，兩文是書寫中文、英文，三語指說廣東話、英語、普通話。從1998年起，全港小學、初中、高中都開設普通話課，還有部分學校以普通話作為語文課的授課語言。年輕一代人接受普通話教學的條件遠勝於前代人。
此外，這些年，隨著內地與香港人員往來頻繁，在銅鑼灣、旺角、尖沙咀等商業中心，會說普通話已成為做生意的重要條件。再加上不少內地人在當地讀書生活，以及香港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相信普通話在香港的使用場景會越來越多。從這個角度看，張竹君會講普通話，真不是什麼大新聞。
語言不該有不可承受之重
其實，關鍵是第二個問題，她「竟然」講普通話。這讓有些人不舒服。當然，這不是普通話的錯，而是在香港社會泛政治化的大背景下，語言被賦予了不可承受之重，甚至演化為一種身份的表示，背後則是被刻意製造出來的內地與香港二元對立。這個時候，用什麼語言講話，儼然成為另外一種「政治正確」與處事規則。
於是，在香港「修例風波」期間，內地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生活。有人傳授經驗，「不會講粵語就講英語，英語不行就講上海話，反正人多的地方別說普通話」。還有位臺灣記者就因為在示威現場講普通話，被暴徒無端攻擊。
一種感覺是，這座城市近年來疾速走向「內捲化」，一些人自我感覺優越又感到焦慮，感覺自信又常帶迷茫。而對說普通話這件事兒一驚一乍，只是自內而外的表象——似乎有人講了普通話，香港就會失去什麼。
問題是，讓這座城市黯然失色的是社會運作的失序、是法治精神的喪失、是包容態度的消失，不會是講這種語言或是那種語言，況且這兩種語言之間本來就不衝突。周邊普通話和粵語都講的都很好的人，不少；在香港的內地人學粵語，在內地的香港人學普通話，也不少。通過學習使用語言，人與城的距離是拉近了，而非走遠了。
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在接受上觀新聞專訪時有過這樣解釋：「每次我談到普通話與粵語的問題，有人就會覺得下一步就要求推行普通話而禁止說粵語了，這種非此即彼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他又推心置腹地問大家：「中文世界裡，除了香港、澳門、廣東等一些地方用粵語，其他地方都在用普通話。語言是有生命的，我只想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都用粵語學中文，將來是會和其他大部分人越走越遠，還是最終走到一起？」
有些香港人很推崇英國人。1959年英國哲學家羅素接受BBC專訪。當被問到如果這次採訪會被後人看到，他想對他們說什麼時，羅素講了兩點：其一關乎智慧，永遠不要被那些你願意相信的所引誘，只是純粹地去審視事實是什麼；其二關乎道德，在日益緊密相連的世界，我們必須學會容忍彼此。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這裡共存。
沒錯，被意識形態綁架、放棄事實與包容、只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不該是一個發達地區應有的樣子、應有的文明。看來，一些人還是需要卸下思想包袱，同時也讓語言卸下強壓在她身上的、不該有的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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