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最潦倒的日子，張瑋瑋用200塊的吉他寫出了《米店》

在42歲生日那天，民謠歌手張瑋瑋宣布他要「隱退」，「暫停所有的演出及相關工作」，並開始打理個人公號「白銀飯店」。

流光容易把人拋，一眨眼，小半年過去了。

他的公號以平均下來一個半月一篇的頻率不定期更新著。

和公號裡的神出鬼沒相比，微博上的張瑋瑋倒是頻頻露面：分享生活、音樂、旅行、一蔬一飯。

這幾天還跑去上海草莓音樂節，久違地以純觀眾身份看了「壞腦袋」二十周年演出。

20年前「壞腦袋」首發演出，他也去了。那時他還是個在琴行打工的小夥兒，20剛出頭。

看上去，他好像真的從工作中抽身而出，專心遊山玩水了。雖然他在公號裡寫：「給自己定了個工作計劃，寫了滿滿一黑板。」

但事實上，張瑋瑋究竟在鼓搗些什麼呢？外人很難得知。

在過去的42年裡，張瑋瑋一直很不「安分」，生活軌跡不停在變：

從老家白銀到蘭州，再到北京，直到遷居大理。

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會梳理出張瑋瑋42年的「動蕩軌跡」。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

這不僅僅關乎張瑋瑋一人，而是一個胸懷世界的小城青年，從少年心氣跨越到中年危機的故事。

01

白銀飯店：

我喜歡上搖滾樂，從此不甘心在這裡擱淺

1976年12月，張瑋瑋出生在甘肅中部的一座五線工業小城——白銀市。這是地圖上一個小得不起眼的地方，外人很少聽說過這個地名。

蝦米用戶@山爾 在歌曲《白銀飯店》頁面的留言

有多「不起眼」呢？

張瑋瑋後來說，他和郭龍一起闖蕩北京，遇到戴金鍊子的東北大哥，被問起自己的家鄉，說出「白銀」的那一刻，「東北大哥」樂得哈哈的：

「什麼白銀，我還黃金呢。」

所以再被問起「打哪兒來的」這類問題，張瑋瑋就直截了當說「蘭州」，省事兒。

但讓171萬白銀人沒想到的是，2016年，白銀在一夜間全國出了名。

一起成功破獲的刑偵案件，讓一樁隱藏二十多年的連環殺人案浮出水面：從1988年開始，一個名叫高承勇的變態殺人狂，在白銀等地連續實施強姦殺人案，前後殺害了11名女性。

巧的是，這起連環殺人案的第一個受害者，白銀公司23歲的女職工白某，遇害時的住址，就和張瑋瑋家在同一個街區——中間只隔著兩排平房。

那一片都是國有企業的家屬區，張瑋瑋成年之前的日子就在那裡度過。

雖然白銀是建國後為了開採礦業而興建的移民城市，張瑋瑋的鄰居們都來自五湖四海，但他們都是在同一個單位上班的職工和家屬。

鄰裡之間平時多有走動，互相串個門，送個菜，人情味很足。

大概就和韓劇《請回答1988》裡的「雙門洞」一樣，是相互幫襯，其樂融融的友愛鄰裡。

但歡樂祥和的氛圍沒有持續到張瑋瑋長大成人。進入90年代以後，國有企業改制的風潮也刮到了白銀，成為後來轟轟烈烈的「下崗」前奏。

一人下崗，全家落淚。圖/ 電影《地久天長》劇照

「改革的陣痛」波及到了萬千家庭，其中也包括張瑋瑋家。

「1994到1998這四年，白銀一直在絕望的處境之中，大小工廠紛紛倒閉。

依附在工廠的一個個家庭靠著微薄的低保維持生活，我母親的紡織廠甚至有人因此跳樓自殺。」

張瑋瑋曾經在微博裡如是寫道。

人們都往外跑，尋求出路。16歲那年，母親隨工作調動去了蘭州。張瑋瑋的戶籍跟隨母親由「白銀」變更到了「蘭州」。

但他人還跟著父親一起留在白銀。

張瑋瑋和父親的關係一直都很微妙。小時候他覺得父親是個不合群的人。

當所有人都在定點上下班的工廠和集體生活中尋找安全感時，父親的所作所為顯得和環境格格不入：

別人下班後靠下棋打牌看電視來打發時間，熱愛音樂的父親卻總是一個人趴在寫字檯上抄譜子；

他還花了3500元從廣州買回一架鋼琴。那是1985年，他和張瑋瑋的母親，倆人每月工資加起來才200元。

鋼琴的到來，宣告了張瑋瑋「音樂生涯」的開始，儘管這是被迫的——父親將自己的音樂抱負寄托在兒子身邊，強迫他練琴。從此小瑋瑋再也沒睡過午覺，晚上也不能看電視。

可那時每晚電視上都會播他愛看的臺灣電視劇。無心練琴的張瑋瑋想了個「摸魚」的招兒——找面鏡子放在鋼琴前，一邊偷看電視，一邊在琴鍵上亂按。

領著體制內的薪水，父親的人生別無選擇，只能被「浪費」在這座日益落魄的工業小城裡。

他相信學音樂可以改變命運，所以費盡心思培養兒子。

但他過於苛刻，將自己的包袱強加在小瑋瑋身上，後者被激發出了逆反心理：

「只要不搞音樂，幹什麼都行。」

那時，張瑋瑋絕不會相信，長大後的自己也會為了音樂神魂顛倒。

17歲時，按照父親的意願，他進了西安音樂學院，學習單簧管。在這裡，他遇見了喜歡聽搖滾的室友，從此被帶進新世界的大門。

他和室友經常窩在宿舍，一個樂隊接一個樂隊地聽。搖滾樂的反叛精神給了他反抗現實的力量。

在此之前，他能想到的最好未來，就是像父親那樣，進體制內當一名音樂教師；留在白銀，過著循環往復的生活，「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廈崩塌」。

但搖滾樂給他展示了另一種可能性。

21歲時，張瑋瑋決定將「千瘡百孔」的白銀和留在白銀的父親遠遠拋在腦後，去北京「搞音樂」。

很多搖滾樂手都有和他相似的經歷，一如科特•柯本離開阿伯丁，吳吞離開新疆。

「梧桐垃圾灰塵」和「八十年代的金壇縣」也留不住心中蠢蠢欲動的年輕人。

落敗的故鄉註定承受不起他們夢想的重量，投入廣闊天地，才會大有作為。

02

流浪北京：

我是一個求生存的外來「盲流」

張瑋瑋是1997年7月18日來到北京的。

之所以二十多年後還能記這麼真切，是因為這一天是他「生活裡最重要的日子」。

北京對他來說，就是第二故鄉，是他的大學。在這裡他「完成了人生中的下載更新，從裡到外，整個給捋了一遍。」

「是北京重新塑造了我。」

自然，北京用夢想澆灌了他，也用苦難打磨了他。

雖然是奔著音樂夢來的——初到北京的張瑋瑋，原本想找個小酒吧默默賣唱，但1997年的北京，連個livehouse的影子都沒有。

那時的搖滾樂隊沒有根據地，演出只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一個21歲的彈吉他的年輕人，吉他彈得還不怎麼樣，可想而知靠音樂謀口飯吃有多難。

21世紀初，住在北京郊區的張瑋瑋。攝影/ Anaïs Martane

張瑋瑋這樣形容當時的自己：一個求生存的外來務工人員。

「去家政公司交手續費，完了等著勞務給派活。什麼都幹，小時工，甚至洗抽油煙機......」

在他印象裡，一共洗過兩次抽油煙機，第二次尤其刻骨銘心。因為那個油汙積了萬年沒洗，怎麼洗都洗不乾淨，洗得他直想哭。

後來他去了琉璃廠一家樂器行打工，吃住都在琴行裡，日子才算好過一點。

在琴行賣琴的日子，只要沒有顧客，他就死磕練琴，琴技突飛猛進。只要有人來買琴，他調好音來一段大solo，就能把對方看傻了，都不敢開口砍價。

「務工」之餘，張瑋瑋將自己浸泡在北京為數不多的現場裡。

那個年代的搖滾現場和現在的不一樣，有一種魔幻弔詭的味道：他看的第一場舌頭樂隊的演出，是在北三環的一家夜店裡；夜店位於一座樓盤內，起了一個激情四射的名字——「玫瑰天涯」。

2000年，北京五道口開心樂園，舌頭樂隊演出。底下pogo最起勁的那個樂迷就是張瑋瑋。圖/ 香港《明報周刊》

與此同時，張瑋瑋已經開始追隨野孩子樂隊的演出。

野孩子樂隊是一支西北民謠樂隊。

1995年，蘭州男人張沫和小索成立了野孩子。他們的音樂帶著西北的風沙，悲傷而又鏗鏘。來到北京後，他們憑藉富有感染力的現場迅速徵服了一批樂迷。

在西北孩子眼裡，野孩子就是精神偶像。他們走出蘭州來到北京，並且還將音樂做出了起色，這對於初來乍到的音樂青年來說，就是方向和指引。

而對於20歲出頭的張瑋瑋，野孩子提供的不僅是精神力量，還有實實在在的物質幫助。

在蘭州人的江湖法則裡，仗義得排第一位。

張瑋瑋一場不落地追隨野孩子演出，管張佺和小索叫「哥」。兩個「大哥」應了，兄弟就這麼成了——既然是大哥，就會對「弟弟」張瑋瑋的生活負責。

後來，厭倦了在琴行打工的張瑋瑋，乾脆辭了工作直接搬進小索的家裡。 他和樂隊成員同吃同住，他們幹啥他也幹啥，成了野孩子的「編外人員」。

張煒和小索一看，「這孩子估計也趕不走了」，索性讓他加入。

來京2年後，「外來務工人員」張瑋瑋，終於走上了「搞音樂」的正途。

03

和酒吧：

積木搭就的空中樓閣，事如春夢了無痕

直到今天，回憶起「河酒吧」裡的日日夜夜，張瑋瑋還會生出「昨夜如夢，似流星划過」的夢幻感：

每晚嗨翻天的時候，他真的以為會和這幫朋友一直玩下去。

幾個大男人生死不變的誓言，喝大了以後抱在一起的感動和暢快，曾經都那麼真實。

然而不過兩年時間，河酒吧就成了過去時，被寫進「中國民謠編年史」。

這個開在三裡屯南街，面積不足15平米的小場地，被冠上各種金碧輝煌的title：中國早期livehouse的雛形，當代民謠的「母親河」......

河酒吧，2002年。圖/ Anaïs Martane

但當時的野孩子，開河酒吧的動機，不過是想找個固定的地方給樂隊排練，順便晚上演出、賣酒，賺點錢。

2001年6月，河酒吧開門營業。野孩子成員從此有了雙重身份：

白天在酒吧排練，一周五天，風雨無阻；晚上6點以後，哥幾個都變身服務員，擺桌子打掃衛生，開門「接客」。

演出是天天晚上都有並且風格天馬行空。王娟、舌頭、木馬、窒息、廢墟、木推瓜……這些樂隊都在河酒吧演出過。

每周三晚上是小河和萬曉利的固定拼場，野孩子則是每周五演出。

不界定風格，成了河酒吧最顯著的風格。

來演出的樂隊「缺什麼樂手只管說話，這兒都有」。而張瑋瑋則成了河酒吧的駐場樂手，同時參與三支樂隊，是萬金油一般的存在。

啤酒便宜也是河酒吧的特色，「青島一瓶才5塊錢」。

2003年春節，在河酒吧一起跨年後，大家一起去三裡屯照相館合影，圖為美好藥店樂隊。圖/ Anaïs Martane

有酒，有音樂，全北京的文藝青年傾巢出動，蜂擁來到河酒吧。

他們從西北五環的樹村殺到三裡屯，七八個人，花40塊錢包一輛黑的麵包車。並且經常有來無回：有喝大了回不去的，有花光了路費沒錢回去的……

小索就發揮西北人的豪爽好客，請大伙兒喝酒。沒地兒睡覺的，通通帶回他租住在幸福三村的家裡過夜。

那時萬曉利住在天通苑，距離三裡屯有20多公裡。他買了輛摩託車，每天從家裡「突突」到河酒吧。但演完一喝大，就沒法騎回去了。於是車扔在酒吧裡，人去小索家睡覺。

不僅是萬曉利，小索家的沙發還是所有滯留在河酒吧回不去的文藝青年的收容所。

北京搖滾圈的半壁名流，謝天笑曹操趙已然……就沒有沒在小索家睡過的。

有的睡醒了還要吃頓飯，晚上繼續去喝酒吧「嗨」。臺上臺下都是朋友，演出氛圍特別好，一演起來就掏心挖肺的。

演出一結束，放一會兒音樂。大家喝幾杯，歇一會兒。完了十幾個人往臺上衝，玩即興。

小小的酒吧，十幾個人彈吉他，即興到天亮。每周這樣嗨到極致的場子，有三到四次之多。

這種即興演出，不僅幫助張瑋瑋等一批音樂人找到了創作靈感，也造就了河酒吧稀裡糊塗的學術氛圍——

就像一所學校一樣，把大家圈在這種氛圍裡摸索自己的風格，也推動了一批影響深遠的唱片誕生，比如萬曉利的《走過來走過去》，和小河的《飛的高的鳥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

這「就像是大學宿舍裡幹出來的事兒」。

張瑋瑋在北京的自己家裡拉手風琴。圖/ Anaïs Martane

那會兒大家最常說的話是：

「我們這輩子都要在一起，老了以後一起到法國找一個小鎮，全都搬到那去住……反正就這麼些人，誰都喜歡，就一輩子待在一起。」

可惜美好的日子註定短暫。2003年，「非典」襲來，北京的演出場所都不能繼續營業，河酒吧也不例外。於是這年夏天，河酒吧關門了。

很多樂隊失去了演出機會。那時一場演出，樂手能賺300元左右，而一個月的房租不過才450元。

基本上演一場，一月的房租就有了著落。反之，連著三個月沒有演出，交不上房租，就不得不面臨去留的抉擇。

那一年解散的樂隊不計其數，有野孩子、美好藥店、舌頭……

樹村也拆了，張瑋瑋的朋友們沒有了容身之所，很多人改行，很多人離開，剩下的人也被打散，匯入了北京的各個角落裡。

中國地下搖滾由輝煌跌入了低谷。

原本一群人聚在一起，互相提供精神給養和歸宿，那是音樂和愛的烏託邦，卻被現實挫敗。

這種悲觀、壓抑的情緒，在2004年小索因胃癌去世時達到了頂點。

張燁（左）和小索（右）

葬禮過後，原本河酒吧那一幫朋友在新豪運酒吧辦了一場「告別小索」的演出。

謝天笑翻唱了野孩子的《生活在地下》，格外震撼；張瑋瑋和郭龍唱了《黃河謠》，直接在臺上唱哭了。

在場的每個人都很悲痛。

河酒吧關門、小索去世，「就像是大家做了一個特別美的夢，突然一下被扯得粉碎，讓大家清醒無比。」張瑋瑋這樣形容那個混亂的時期。

之後，張佺遠走雲南，野孩子徹底散了。張瑋瑋成了「沒人要的孩子」。

於是他和郭龍搬到了霍營。

04

北京最後的日子：

潦倒黑暗，用200塊的吉他寫出《米店》

河酒吧關門、野孩子解散以後，張瑋瑋在北京的「黃金時代」也就結束了。

搬到霍營以後，演出少了，他沒有收入。

住在郊區冷冷清清的村子裡，秋天入冬的時候，大風吹得樹杈噼裡啪啦地響。

白天他經常站在村口看樹枝，一看兩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精神特別恍惚」，他開始意識到自己有些不對勁，可能是抑鬱了。於是告訴自己「不行，要積極點」，決定搬回城裡住。

帶著自己僅有的400塊錢，他去了東四十條看房。

房租要1200，於是他給當時樂隊的左小祖咒打電話：「我想搬回城裡，但沒錢交房租，能不能給我預支點演出費？」

祖咒就回了一個字「來」。於是張瑋瑋去了他在陶然亭的家裡，詛咒又把房租一給：「拿去吧。」

後來他知道，祖咒當時也沒錢，是跟別人打電話借的錢來接濟自己。

即使有朋友的照應與溫情，也抵不住內心的壓抑與黑暗。這黑暗主要來源於夢碎時分的崩潰。

2005年，樂隊IZ解散，最後一場演出在無名高地。

張瑋瑋去的時候帶了兩瓶酒，演完下臺不到20分鐘，就把自己喝斷片了。「大杯大杯地灌自己，太難受了。」

做樂隊就像大家一起造夢，但這夢境太易碎。一次接一次地破碎，他崩潰了。

他不想再將自己的夢寄托在別人的夢裡。因此到了2006年，他決定給自己造一個夢——自己寫歌，自己當主唱。

這個時期的張瑋瑋還和孟京輝合作，給戲劇配樂

第一首歌就寫了《米店》。這是他在最潦倒迷茫的低谷時期，用一把200塊的國產吉他寫出來的歌。

在最後一段歌詞裡，張瑋瑋寫道：

愛人 你可感到明天已經來臨/ 碼頭上停著我們的船/ 我會洗乾淨頭髮爬上桅杆/ 撐起我們葡萄枝嫩葉般的家。

這是他寫給後來妻子的歌，也是他對自己的救贖——想到愛人，他就告訴自己，要振作起來，好好活下去。

在每一個灰心喪氣的夜晚，他都對自己說：「我求求你了張瑋瑋，別認慫，頂起來。」

慫，是因為那時的他陷入了無止境的自我懷疑：懷疑寫歌是沒有希望的，懷疑自己寫的東西不行、沒人喜歡。

創作的過程也一直在折磨他，就像籠中困獸。而且這種痛苦不可言說——在錄《白銀飯店》這張專輯時，寫不出歌詞的他拼命洗澡：

「第一天，白天洗了六遍澡，就是沒辦法，我不能撞牆，只能洗澡。洗完把桌子擦一擦，嗯，重新開始了，四分鐘後又想洗澡，這樣一直到第二天晚上。」

在北京待著的最後那幾年，是張瑋瑋經歷的最黑暗的日子。整個過程他一直在自救，「急著把自己從黑暗裡救出來」。

現在回過頭去看，張瑋瑋偶爾也會覺得，「那時膽子太小，應該多黑幾年。」因為人處在黑暗絕望的處境裡時，才是真正找著自己的時候。

就像夜空中的星星，黑暗越濃稠，星星才越是清晰，甚至銳利得就像刀子，像摔碎的玻璃碴，看得那叫一個真切。

換句話說，痛苦是創作的源動力。

但沒有人願意一直活在苦難裡。

在和黑暗博弈了幾年後，張瑋瑋選擇離開停留了14年的北京，去上海結婚，去過新生活。

05

出走大理：

「霍營養老院」和「搖滾毽子隊」

張瑋瑋離開北京的車票是2011年4月15日的。

走之前他將車票拍照發了微博。

和他一起在北京待了十多年的白銀老鄉郭龍，當時正和朋友吃火鍋，看到這條微博，感慨道：「年年歲歲鍋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那時郭龍決定留在北京，倆人殊途，有些傷感。

但命運的腳步兜兜轉轉，相聚離散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到了2013年，張瑋瑋和郭龍就在大理會師了。

遷居大理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兒山清水秀，生活成本低，而且好多朋友都在那裡，像周雲蓬、吳吞、朱小龍……還有野孩子的成員們。

據說大理的房子，張瑋瑋只用15分鐘就拍板交付了定金。完全是「一衝動房租一交，這事就落定了」 。之後妻子跟著他，從上海打包東西搬家南下。

來到大理以後，野孩子也順理成章地完成了重組，恢復了以前雙吉他、雙打擊樂和手風琴的編制。

重組後的野孩子樂隊，左起分別為：張瑋瑋、郭龍、馬雪松、張燾、武銳

大家還在一起排練，就跟在喝酒吧時一樣：下午2點開始，排練到4點中場休息；大傢伙活動活動筋骨，20分鐘後繼續，一直排練到傍晚6點。

唯一不同的是，十幾年前，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壯年，活動的方式是做伏地挺身；而現在都步入中年，活動改成了踢毽子——力量型變成靈巧型。

野孩子的復出給民謠圈重新注入了理想主義的懷舊氣息。

2015年野孩子在北京工體舉辦了二十周年音樂會，幾乎整個民謠界的元老都去了，那是一場很難被超越的演出。

2018年，成立23年的野孩子終於有了自己的第一張錄音室專輯《大橋下面》。

張瑋瑋和老狼在長春街頭散步。圖/ 張瑋瑋公號

在大理，生活永遠是緩慢流動、隨心所欲的。張瑋瑋將房間裡的書桌對著窗外的蒼山，早上起來逛菜市場，去朋友家騎個摩託車十幾分鐘就到了。

有時在陽臺上看著雲，一不小心三個小時就過去了。

不知不覺間，張瑋瑋的微博裡關於吃喝和風景的內容越來越多。

他隱隱覺得生活不能這樣：安逸越來越多，銳氣就越來越少，心態越來越平和，但創作的欲望也在下降——來大理5年，他只寫出兩首歌。

06

人到中年：

不設限，不等了

過去一年，張瑋瑋形容自己的狀態是：非常努力地原地踏步。

一方面，距離上一張專輯錄完過去7年了，寫歌卻完全陷入停滯。另一方面，排練和演出一直在繼續，卻讓人疲憊。

剛到大理時，一天要排練三場，從下午2點一直到晚上10點。「一晚上做夢都在排練，醒來，才歇會兒，好累哦」。

而演出的日子四處奔波，日子過得支離破碎。去年一年，他在大理還沒待夠三個月。

身體狀況也開始不受自己控制。最近一段時間，他每天只能睡四個小時，睡不著，感到焦慮。

張瑋瑋在朋友的音樂會上拉奏手風琴。圖/ 張瑋瑋微博

他其實一直都在主動抗擊這種停滯的狀態。

去年，為了不讓自己沉溺於大理的安逸，他把家裡的沙發都扔了，樓下垃圾堆旁一放，半小時後就被人撿走了；書桌也從原來對著窗的位置，挪到對著牆。

家裡除了臥室，其他地方都改成了工作室，為了鞏固自己的鬥志。

但沒用，還是寫不出歌來。

張瑋瑋明白，雖然自己還渴望和年輕時一樣生猛，一樣敏銳，一樣對世界懷有躍躍欲試的探索欲望，但中年危機卻不打招呼地來了，身體和生活都越發不受自己控制。

有時候，他會想起父親在去世前幾年和自己說過的一句話：

「男人五十歲以後，身上就沒有光了。別人就不願意看你了。」

父親說這話時，張瑋瑋還不到四十歲，但也能感覺到身上的光芒越來越暗淡。他心有不甘：難道我就要被動地等待光芒消失嗎？難道人活著就是青春散場這麼簡單嗎？

「不，我要更積極一點。

五十歲，六十歲，可能身體的光芒沒有了，但還是可以有才華、智慧這些光芒。」

所以宣布「隱退」之後，張瑋瑋沒有完全歇著。他寫起了公號，換一種形式「輸出」。

他給自己立下規矩：周一到周五，不出門、不見客、不赴飯局，潛心寫作。

為了防止自己不自律，又定下時間：早8點半到12點，下午2點半到6點。就像在公司上班一樣，雖然這公司只有他一人。

但很快，他意識到這種做法的幼稚：自己每天早上四五點就醒了，為什麼不一醒來就寫作呢？

對於張瑋瑋來說，與其說猝不及防的「中年」是一場危機，倒不如說是「人間自然困惑」。

困惑是每個年齡段都有的。青春期時面對身體突然迅速的成熟會困惑，而人到中年，從沒見過自己的精神和身體狀態出現這種失控的狀況，自然也會困惑。

發現困惑和及時調整，構成了張瑋瑋應對「中年」的反應機制。

剛發現自己每天只睡四個小時，他以為身體出了問題。可轉念一想，睡得少就一定不好麼？睡醒了就工作，困了就再睡。

人不可能永遠只睡四個小時，等雲南的雨季一來，身體就完全是另一種狀態，又能睡八個小時。

暫停演出也是一種調整。他將自己對演出的疲憊看作是「積食了」。

對待積食的人，最好的治療辦法不是吃藥，而是空腹。餓過幾頓之後，就能重新找回對食物的渴望。

在調整適應失控的過程中，他也越來越理解自己的父親。年輕時他和父親的關係一直不好，處在一種控制與反控制，脅迫與對抗的關係模式中。

後來雖然有所緩和，但父子只要一深入對話，互相硬剛的細節就會浮現，立馬就將倆人拉回到對抗的模式中去。

但父親去世以後，張瑋瑋自己也邁入中年。他開始以中年視角「看見」父親的另一面：他的「無助、無奈」和對兒子的「捨不得」。

「父親去世時，我四十歲。我和他關係最不好的時候，也就是他四十歲的時候。

那時我十七八歲，對什麼都不滿，我拼命折騰，就是要離開白銀。那時他心裡是什麼感受，我是沒法理解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孩，你怎麼可能理解一個四十歲人的感受。

但他去世以後，我慢慢能體會一些了。因為我也四十了，我開始體會到，真正的生活是你沒法控制的。好多東西，就是失控。

我那幾年的所作所為，拼命想要離開他，他也想留住我。但他知道，留住我也沒用，他解決不了我的人生，他對我的人生做不了任何幫助。

那種難受，是疼得很深的東西。」

明白過來以後，他越想越難受。

生活就像是一部電影，拍拍拍，拍到結尾，所有的事情都反轉了。

他再回看以前的鏡頭，毛楞青澀，悔不當初。

如果父親的時間再長一點，自己再成熟點，就還有機會彌補之前的爭執和隔閡。然而時間是殘酷的，根本沒有留給他機會。

這是用打擊、遺憾和生離死別換來的殘忍一課：不要再等了。不管是對人，對音樂，對寫作，還是對其他任何事情。

說來也巧，在他想通這些事情的凌晨，看到原木馬主唱謝強發了一條微博：

「不要再等任何人了，包括等自己準備好。」

他在底下評論：「嗯，不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