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叔河先生，一位歷經坎坷的新聞報人，知命之年轉道出版部門，其堅忍不拔的生命張力、自由獨立的學術精神、敢為人先的超常膽識、心憂社稷的士人風骨，立即釋放出巨大能量。他連打三個組合拳，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肅然起敬。
如果用讀者之眾、影響之廣、貢獻之大來評價當代出版界，鍾叔河先生是名副其實的「出版大家」。先生既是出版人又是讀書人和愛書人，他和張元濟、王雲五、葉聖陶、鄒韜奮、巴金等成就卓越的出版大家一樣，都是視讀書為生命的愛書人，都是學富五車的讀書人，他本身就是出版和史學領域的大師級人物。
先生1931年11月出生於湖南平江，幼讀詩書，喜作文言筆記。解放初任《新湖南報》編輯，參加工作第二天所寫的通訊就受到社長李銳同志的表揚。1957年因宣傳民主政治、主張黨外辦報，與朱正、張志浩、俞潤泉先生一道被打成 《湖南日報》「反革命小集團」，開除公職。這年10月，報社「反右辦」還出版了十萬字的《繼續揭發批判鍾叔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1970年，先生又因「污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下放湖南省第三勞改隊（洣江茶場）勞動改造。1979年9月平反出獄後，歷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編審、嶽麓書社總編輯。
這麼一位命運多舛、歷經坎坷的新聞報人，知命之年轉道出版部門，其堅忍不拔的生命張力、自由獨立的學術精神、敢為人先的超常膽識、心憂社稷的士人風骨，立即釋放出巨大能量。他連打三個組合拳，領改革開放風氣之先，令出版界同仁肅然起敬。為此，他榮獲第三屆韜奮出版獎，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成為享譽出版界的出版大家。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先生被打成右派後，無需寫命題作文，也無需按固定模式思想。他在拉板車、挨批鬥、寫檢討之餘，自由思考著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斯文掃地之際還逛舊書店淘禁書，收集整理資料，於無望中執著希望，當束手時不甘縛手。他前後瀏覽了三百多種辛亥革命前國人親歷東西洋的遊記和筆記，收藏了這方面的書籍二百多種。
先生出獄後本應該回報社上班，可他覺得報紙的宣傳鼓動、輿論引導規定動作太多，沒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當發小和難友朱正先生推薦他去湖南人民出版社時，他二話沒說就愉快應承了。朱先生的慧眼識珠，造就了當代出版界這顆璀璨明珠。
先生剛一上班，就提議編一套「走向世界叢書」，他二十多年的收藏積累派上了用場。當時沒有電腦，先生就請人抄稿，然後一字一字校對，一句一句標註，還加旁批、作索引，寫平均一萬多字的導讀，付印前看三兩次校樣。這最初一月一本的出版速度，先生忙得腳打後腦勺卻不亦快哉。
叢書自1980年8月初版至1986年2月結束，共出版三十六種計八百餘萬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接觸東西洋文化的這些前驅者，以寬廣的視角全面介紹了歐美及日本文化，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引起了寶島文化界的高度重視，臺北百川書局出版了「走向世界叢書」繁體字本。
海上著名藏書家黃裳先生贊曰：「他的這一套專題書藏確也顯示了獨特的識解。多年來我也跑跑書坊，也常常遇到這類書，但不能認識其文獻價值，都輕輕放過，篋中不存一冊，想想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慚愧了。」
先生打這個組合拳，其目的就是想「為改革開放打打邊鼓而已」，「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他說：「歷史無情亦有情，後人的思想和事業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跡總可以留作後人借鑑，先行者總是值得紀念的……謹將這套叢書奉獻給愛好歷史與文化、關心中國和世界的讀者，希望它能在中國現代化的事業中，起到一點微薄的作用。」
叢書甫一面世，立即好評如潮，先後榮獲中國圖書獎、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叢書獎和湖南省優秀圖書特別獎，成為先生出版生涯的扛鼎之作。
鄉黨李普先生最早主張將導讀聚集單獨出版。他1981年「8月18晨三時，半夜醒來不復成寐」時，給先生寫了四頁紙的長信：「我很想鼓動你幹這件事，如何？」並表示書可交由新華出版社出版。李先生彼時就任新華社副社長，有條件促成此事。
李一氓先生在不知先生為何許人的情況下，就點名先生進京參加學術會議，多次肯定叢書整理編輯工作的學術價值，兩次給先生寫信：「這套書這樣一弄，真可以傳之萬世了。你寫的那些導言尤有意義。可惜搞改革的，搞近代史的，多沒有注意及此，是否再搞些宣傳工作？」「每卷內各篇你的前言，集合起來，印為一冊，尤便翻覽，未審尊意如何？」
錢鍾書先生亦為叢書所激賞，主動委託《讀書》雜誌編輯董秀玉女士約先生談談，於是先生1984年元月與錢先生第一次見面，從此結下文字因緣。錢先生建議將敘論結集單行，並表示願意為之寫序。先生回長沙兩月後就收到錢先生所寫序言，附信道：「弟素不肯為人所序，世所共知，茲特為兄破例，聊示微意。」
其序云：「差不多四十年前，我用英語寫過關於清末我國引進西洋文學的片段，常涉獵叔河同志所論述的遊記、旅遊記、漫遊日錄等等，當時這一類書早是稀罕而不名貴的冷門東西了。我的視野很窄，只局限於文學，遠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歐、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國的全面影響；我又心粗氣浮，對那一類書，沒有像他這樣耐心搜羅和虛心研讀。」他還手錄舊作《山齋涼夜》送給鍾先生。
如今，楊絳先生已壽過期頤，她們一家與先生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書信往來。2011年初夏，先生將楊先生的最近來信給我看，百歲老人的字跡依舊娟秀而流利，只是字裡行間有了些許感傷。她信中說：「我十分羨慕你有朱正一般只大你三天的好友，我的朋友都七八十了，百歲老人能有幾個呢！你有四個女兒，朱正有三女二子，可惜我只一個女兒，如健在，也有七十了。」楊先生特意提及錢先生作序之事：「他平生主動願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先生的這些敘論當年都以谷及世（古籍室）、何守中（鍾叔河倒念）、金又可（姓名取半）等不同名字發表，如今又紛紛回到先生名下。當時社內輿論「不贊成編輯搭車發表文章」，所以本應由嶽麓書社出版《從東方到西方》，作為叢書附冊發行，「這樣才能起到 『宣傳』叢書的作用。可是，它卻只能在上海出版。學術為天下之公器，這樣固然沒有什麼不好，但在我卻不免更增加一分對一氓先生的歉意了」。
這套叢書原計劃出一百種，後來先生精力不濟，便將所剩藏書轉讓給嶽麓書社，留給他人付梓。先生認為，這些先哲們的筆記很有文獻價值，比許多有思想有文才的學人遊記更有價值。
2008年初，先生偶巡書市，發現叢書所收的薛福成、張德彝諸人著作被某出版社明目張胆地翻印了，誤排失校形成的錯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錯。他反躬自省，認為叢書未能及時重印乃翻印者這樣做的客觀原因，「於是，從書市回來，我就撥通了有關的電話」。
2008年10月，嶽麓書社修訂重版十卷本「走向世界叢書」，售價已從最初單本幾元錢漲到全套一千二百元。這跟先生當年「讓讀者花最少的錢，買最好的書」的出版理念相去甚遠，也與他希望再版當年讀者喜歡的小本本的初衷背道而馳。但他還是希望這套叢書「能夠引起更多讀者的興趣和思考，能夠在中國『走向世界』的過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我想肯定會的，先生的第三代開枝散葉，不早已呈現出「走向世界」的局面了嗎？
我藏《知堂序跋》，先生跋之曰：「肖躍華君正編，鍾叔河壬辰春前。」這是我1989年執行首都戒嚴任務間隙，閒逛書店的偶然所獲。我一口氣讀完此書，劃了很多橫線，根本沒有注意編者是誰，哪能想到廿年之後我會成為此書責編家中常客。
先生很早就讀周作人先生的作品。1950年暮春，他讀到《魯迅的故家》這本厚書，不禁為作者周遐壽的文章《一幅畫》叫好。後來他又讀到 《希臘的神與英雄》，譯者也叫周遐壽，書裡面神的譯名，像愛神維納斯、宙斯、阿波羅這些，都跟以前譯本不同。於是，他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寫信，問為什麼換譯名。
出版社將信轉給周先生，周先生給出版社回了信，出版社又把信轉給先生。就這樣，先生知道周遐壽即周作人，也知道了他的地址，於是就給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的周啟明先生寫信。
「……二十餘年來，我在這小城市中，不斷搜求先生的各種著作，凡是能尋到的，無不用心地讀，而且都愛不能釋……我一直以為，先生文章的真價值，首先在於他們所反映出來的一種態度，乃是上下數千年來中國讀書人最難得有的態度，那就是誠實的態度———對自己、對生活、對藝術、對人生，對自己和別人的國家，對人類的今天和未來，都能夠誠實地，冷靜地，然而又是積極地去看，去講，去想，去寫。
先生對於我們這五千年古國，幾十兆人民，芸芸眾生，婦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憂憤是強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藥方也是開得對的……」
此信落款「十一月二十四日」，當寫於1963年，周作人日記此年此月此日記載：「上午得吉光二十五日信，鍾叔河二十四日信」。先生這個時候拉板車養家餬口，買不起像樣的紙筆，只好到街頭小店買了一分錢兩張的材料紙，一角二分錢一支的毛筆和一小瓶墨汁。
周先生很快回信，還贈送先生書法條幅和籤名書。「如果沒有這封回信，誰會相信在那個蒙昧年代，一個窮困潦倒的三十出頭的青年，竟然會與素昧平生、年近八十的知堂老人通過信？誰又能料想到二十年之後我還會編周先生的書呢？」
先生重操舊業後，首先想到的是重新出版周先生著作。他與周先生兒子周一豐先生取得聯繫。一豐先生整理先父遺物時，偶然發現先生寄來的那封信，遂將影印件寄給先生，原信贈送魯迅博物館。
周先生在中國學海軍，在外國學建築，於學無所不窺。魏晉六朝，晚明近世，妖術魔教，圖騰太步，釋典儒經，性的心理，印度日本，希臘羅馬，家訓論衡，狂言笑話等，無不從人類文化學的宏觀，以中外文化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傳統的思想，妙言要道，鞭闢向裡。先生慧眼識珠：「在我所讀過的這類文章中，周作人可算是寫得最好的。」
英雄所見略同。斯諾書面採訪魯迅先生，問了三十六個問題，其中「最好的散文家是誰？」魯迅先生寫了「周作人、林語堂、周樹人（魯迅）、陳獨秀、梁啓超」。巴金老人接受記者採訪時亦說：「周作人的文章寫得好……人歸人，文章還是好文章。」胡適先生晚年亦感嘆：「到現在還值得一看的，只有周作人的東西了。」
於是，先生第一個吃螃蟹，1986年4月出版了建國後第一本署名周作人的新書 《知堂書話》。他於序尾說：「我所明白無誤確確實實曉得的，也就只有這兩點：第一，周作人『已死』；第二，『他讀得書多』。至於別的方面，還是留待能夠說和願意說的人去說吧！」這本書一版再版三版，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偏愛。
《知堂書話》出版後，社裡內部反映總編輯不應該親自編書。可先生一不愛做官，二不愛向上打報告對下作報告，三又缺乏參加沒完沒了各種會議的精力和興趣，於是又緊鑼密鼓出版了周先生的 《兒童雜事詩箋釋》《知堂談吃》 等，還為陳子善先生出版的《亦報隨筆》《知堂集外文》 等作序，仿佛是周氏著作的「總經紀人」。
「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的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和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先生1984年開始整理印行周氏著作時，曾在北京的報紙上刊登這則廣告。後來因為嶽麓書社「海選」總編輯，先生未能保住職位，這件事表面上中斷了下來。
張中行先生「推想人亡政息，繼續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舉總不能不放棄。不出所料，以後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來……直到見到鍾叔河先生，才知道情況並不是水流花謝，而是水已匯成巨流，花將開得更大。」先生畢十一年之功，編成十卷本《周作人文類編》和四卷本《周作人文選》。
後又「歷時十載始最後改定」十五卷《周作人散文全集》。先生於周氏著作整理出版孜孜矻矻、矻矻孜孜，篳路藍縷、功德無量矣。
我曾親見吳小如先生抱病翻看全集，他埋怨說：「書太沉了，拿不起來。」我將此意見報告先生，先生一臉無奈：「出版社如此運作，我也無能為力。」先生曾專門就此撰寫文章，稱喜歡看桌上展得開，只手拿得起的書，文尾自言自語道：「這點卑微的希望還有沒有實現的可能呢？」我看渺茫大於希望，希望亦是渺茫。
先生還珍藏著《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談龍集》等周先生在解放前出版的全套作品。他說：「我信奉胡適和周作人的自由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個好東西，但不要強迫別人信仰，不要搞思想上的大一統。解放初期的社會主義改造暴風驟雨，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而且越走越遠……」
我記下了先生這段話，但沒有附言。
小孤桐軒主藏有清代佚名密奏，想轉讓與我。密奏從內容和時間推測，當寫於太平軍久攻長沙不下揮師北上武昌之際，正是江西鄉試主考官曾國藩赴任途中接到母親去世家書，改道回湖南湘鄉治喪的時候。密奏所參高官、所議時事、所提對策，非湘籍高官、文章高手莫能為，我初步推斷為曾國藩所書。
庚寅正月，我回長沙探親，呈上此奏請教先生。先生看了看說：「字體有曾氏痕跡，內容有史料價值，比你收藏的信札（曾國藩致沈葆楨）重要多了。」他還說：「早些年前我在南京買到鹹豐皇帝硃批的曾國藩奏摺，是請安問候之類的，沒有什麼實際內容，不如你的語關實事，洋洋灑灑三四千字。」
我深以為然，返京後立即付款成交。
先生少讀《曾文正公家書》，覺得生動詼諧。弱冠後再讀，更覺此人非同尋常，尤其是他教子有方、愛之以其道。
曾氏乃中興名將，權綰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諡稱「文正」。他的兒女可是正牌的高幹子弟，然而卻沒有一個紈絝子弟。曾紀澤詩文書畫俱佳，自學精通英文，成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紀鴻不幸英年早逝，然其研究古算學已取得相當成就。
曾氏兒輩個個成材，孫輩還出了曾廣鈞這樣的大詩人，曾孫輩又出了曾昭掄這樣的大學者、曾寶蓀這樣的教育家，打破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謫仙之才，二世而亡」的周期率。
晚清民國，曾氏著作頗受推崇。新中國成立後，世人對曾氏的評價從「勳高柱石」、「古今完人」一下子淪落到「漢奸劊子手」，二者判若雲泥、形同冰火。這些評論，從不同時代要求和不同政治利益出發，各有各的理由，但無論什麼領袖人物都不能不承認曾氏個人的學問和能力。
毛澤東於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先生信中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而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劉伯承、薄一波等老一輩革命家亦充分肯定曾氏的治軍為政之道。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要求學生人手一冊《曾文正公家書》。可見曾氏名望之高、影響之大、粉絲之多。
范文瀾先生將「漢奸劊子手」這頂帽子扣在曾氏頭上，先生認為並不合適。曾氏生於1811年，上距明朝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已一百六十多年，中國由滿人做皇帝已歷經順、康、雍、乾、嘉五世，他爺爺的爺爺早已是清朝臣民。
他生活在那個體制內，不為滿清賣力為誰賣力？如果硬將滿漢統一兩百多年後食朝廷俸祿為國家辦事的人稱為漢奸不可，那麼胡林翼、左宗棠自然是漢奸，林則徐、魏源也是漢奸，嚴復、康有為更是漢奸，連義和拳的大師兄們也只能算是漢奸「志願軍」，這樣漢奸也未免太多了。所以，先生為餘藏鄭孝胥偽滿國歌手跡題跋亦持此論：「變幻黃龍五色旗，海藏樓上目低迷。
今日同舟原敵國，忠奸判斷別華夷。罵鄭孝胥是很容易的，我卻想從另一角度來看看，成四句呈蕭君正之，念樓鍾叔河。」他認為鄭孝胥有別於吳三桂，曾國藩有別於鄭孝胥。
基於這些認識，先生早早提出整理出版《曾國藩大全集》的建議（建議被採納，但書名最後仍定為《曾國藩全集》）。1982年初,國務院召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座談會，特邀北京、上海、湖南三家地方出版社負責人參加。當時先生因「走向世界叢書」已名滿天下,舉辦方拍來電報，指名道姓請先生出席，並聲明如本人不來就不要派其他同志。
當時冀淑英先生還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先生通過她介紹去那裡查資料。圖書館沒有曾氏手稿，但有臺灣版影印本，先生持此在大會上作了專題發言，引起強烈共鳴。同年8月23日，國務院批准公布1982年至1990年 《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正式將《曾國藩外集》（輯軼）和影印《曾文正公全集》同時立項。
先生風塵僕僕，快馬加鞭。1986年8月出版了 《曾國藩教子書》，一時洛陽紙貴，時隔十六年再版。1989年12月，先生校點重印 《曾國藩家書》，「為了給等不及全集出齊和買不起全集的讀者，提供一個比較精簡的本子」，此書兩個月後再版，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印行了繁體字豎排本。
1990年12月，先生出版了 《曾國藩與弟書》，此書多談治軍為政之道，深得國共兩黨高級將領賞識，時隔十二年再版。1997年8月，先生出版了《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三卷，此書最大特色是增加了別人給曾氏的來信，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8月再版時隻字未改，書名卻換成《鍾叔河評點曾國藩家書》，先生甚為不滿：「事先不徵求作者意見，出版前又不給看書樣，亂加『評點』二字，於我情何以堪！」
曾氏著作一出來有很多人反對，報紙上也有很多批評文章。其中一部分人確實是從信念上反對出曾國藩，這些人大多解放初期進大學，特別是學文科的，都是一個模子裡訓練出來的，不太願意接受新生事物。也有一部分是自己單位的人，他們不是反對出曾國藩，這些書他們可能看都沒有看過，但反對鍾叔河，看他不順眼，打起架來抄起曾國藩的書就是棍子。
還有當時有「老同志」狀告湖南出版了「三種人」：周作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醜陋的中國人》，有的書很快被禁止發行，出版社負責人也受到牽連。這其中「兩種人」為先生所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還是他提供的1936年版本。
《曾國藩全集》的出版重任，如今落到了唐皓明先生身上，但先生始終關注著這名晚清的風雲人物。當曾湘鄉（國藩）搖身一變成雙峰人，他公開表態反對這種做法，說「這兩個字改得很沒有文化」。先生告餘：「程千帆先生本是寧鄉望族，後來突然變成望城人，程先生堅決不認這個籍貫。還有善化縣歷經元、明、清和民國，有九百多年歷史，南下幹部一句話就改成望城縣，而且望城坡還不歸他們管，你說有多麼滑稽。」
先生認為，地名屬於當地居民的公共產權，如果改變所轄權或重新命名，首先得聽取當地居民的意見，想改就改的官僚作風只能割斷歷史，令當地文化無法延伸、逐漸消失，這種野蠻行徑的文化「強拆」應該堅決予以制止。
我是舉雙手贊同先生的意見的。我所熟悉的學者書法家範敬宜先生落款不用蘇州用吳郡、趙寶煦先生落款不用杭州用會稽，這就是對亂改地名、割斷歷史的無聲抗議。
「念樓鍾寓」乃先生寓所，「念」與「廿」同音，乃二十之意。先生住二十層，戶戶外貌鹹同，特集周作人先生書法刻四字懸於門，以便新知舊雨登門。《念樓集》《念樓學短》等皆先生喬遷新居之作，頗有市場。近些年來，去念樓拜訪、採訪先生的人越來越多，知道念樓的人也越來越多，這對不愛熱鬧炒作的先生來說未必是件好事。
念樓樓主是足以令當代某些所謂「國學大師」失色，甚至汗顏的重量級人物。他編的書，他寫的文章，他不為世人所左右的獨立人格，在當今文化界實屬罕見。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清醒睿智的認識，對古今華夏兒女深入骨髓的剖析，以及他深厚的人文學養和苦難的人生經歷，都令晚生五體投地、佩服之至。先生所居之念樓，分明是一部濃縮的現代中國政治的風雲史、鬥爭史，分明是一部濃縮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苦難史、奮鬥史。
（選自《眾說鍾叔河》/張中行 朱正 等 著/梁由之 王平 合編/華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