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獲得國際傳記人協會獎（The Biograph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ward; The BIO Award）的赫敏·李（Hermione Lee）在不久前出版了最新的傳記作品《湯姆·斯託帕德》。湯姆·斯託帕德是李的第七位傳主，之前的六位分別是伊莉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菲利普·羅斯、薇拉·凱瑟、維吉尼亞·伍爾夫、伊迪絲·沃頓、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李還寫了《傳記》（
Biography :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一書，收錄在牛津通識讀本（Oxford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系列。
李是《巴黎評論》「傳記的藝術」第四位受訪人。在她之前是五卷本《亨利·詹姆斯》作者利昂·埃德爾（Leon Edel）、《杜魯門》《約翰·亞當斯》作者大衛·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李頓·斯特雷奇》（李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是現代英語傳記文學的開創者）作者麥可·霍爾羅伊德（Michael Holroyd）。在她之後是《成為官僚：羅伯特·摩西和紐約的衰落》《林登·詹森的歲月》作者羅伯特·卡羅（Robert Caro）、《薇拉：符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夫人》的作者史黛西·希芙（Stacy Schiff）、浪漫主義詩人們的傳記作者理察·霍姆斯（Richard Holmes）。
湯姆·斯託帕德迎來了他的晚年，李為其做傳記的計劃得到了欣然應允。在長達六年的訪談和寫作過程中，害羞的斯託帕德配合得很好，很少拒絕和刪改，以至於李稱之為高尚的人。除了查閱檔案館和圖書館的資料，李還去了斯託帕德位於多塞特鄉村的家中，有時會在那裡過夜，斯託帕德在晚間時分精力十分豐沛。大部分時候，斯託帕德會活色生香地講述他的故事，有時候也會停下來問，「我不知道這對你有什麼用」。斯託帕德明顯地推動了這本書的寫作。
赫敏·李
強烈的紀實感和現場感使《湯姆·斯託帕德》區別於李之前的作品。厚達一千頁左右的《湯姆·斯託帕德》從納粹佔領的捷克斯洛伐克開始，以新劇《利奧波德·施塔特》（
Leopold Stadt）因疫情中斷演出收束結尾，《利奧波德·施塔特》剛剛獲得奧利維爾最佳新劇獎（Olivier Award for Best New Play）。
李筆下的斯託帕德是一個魅力十足、詼諧機智的人物。在公共場合，他是焦點，在私底下，他卻焦躁地自我鞭撻。李發掘了他的善良，永遠忠於朋友，但存在一定的瑕疵。他相信運氣幾乎超過一切，正如劇作家西蒙·格雷（Simon Gray）所說，「實際上，湯姆一無所獲，除了他的外貌、才華、金錢、運氣。」李逐漸意識到，「許多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們不太了解他。他們不知道他的密友是誰，甚至不確定他是否有朋友。」
《湯姆·斯託帕德》繼承了李以往的簡單、通俗，以及某種程度上的反精英主義。她認為所有領域都應該說一種同樣的語言，不存在另外一種專門的語言。她將自己的傳記稱之為「反應式的：從你所身處的優勢角度來寫傳記——性別、種族、階級」。傳記，對李來說並不是一種藝術，而是一種關於真實的文學，「你只能在你有資料和證人的情況下才能訪問他們。你只能任憑你所能找到、讀到、聽到和看到的東西擺布。你會儘可能地了解這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但總是會有一段空白……隨著對檔案越來越深入，某種形狀向你襲來，一種奇怪的力場開始生長，當多年來一直強烈地專注於某個人時。」
斯託帕德是生於捷克斯洛伐克的猶太人，他的祖父母葬身於集中營。在二戰期間，斯託帕德逃亡新加坡和印度，並親歷了父親的身亡，他死在另一條逃亡路線上。1946年，斯託帕德離開印度，成為了一個英國人，他把英語像外套一樣穿上。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斯託帕德自學成才，後來做了一段時間的記者，並撰寫戲劇評論。
斯託帕德的戲劇生涯開始於六十年代。1966年的《羅森格蘭茲與吉爾登斯吞死了》（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獲得了託尼獎最佳話劇，此後他又三次獲得託尼獎最佳話劇，獲獎話劇分別是《滑稽模仿》（
Travesties）、《真實之事》（
The Real Thing）、《烏託邦海岸》（
The Coast of Utopia）。斯託帕德會在演出時大膽地刪減語段，這建立了他強烈的風格。斯託帕德最為人所熟知的劇本是《阿卡迪亞》（
Arcadia），創作於1993年，已經成為當代經典。
人們感受到斯託帕德改變了我們的文化，李說，「斯託帕德使我們在劇院度過了美好的夜晚，使我們既思考又笑（有時哭）的場合。」斯託帕德在政治上有點特立獨行，和捷克的哈維爾相得益彰。在柴契爾選舉之年，他宣稱自己是保守派，政治、教育、戲劇上的保守派，在最近一些時候，他認為自己是膽小的自由主義者。2014年，斯託帕德參與了一項支持新聞自由的活動。
李在1970年在牛津大學取得碩士學位，1998年以來，她一直是牛津大學新學院的首位女教授。她擔任過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College）校長。2001年當選英國科學院院士，於2003年和2013年兩度獲得大英帝國勳章。她至今最著名的作品是《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該書曾獲得詹姆斯·泰特·布萊克紀念獎（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
李在沃爾夫森學院創建了「生活寫作」中心（The Oxford Centre for Life-Writing）。「生活寫作」（ Life-Writing）一詞源於伍爾夫在1939年所寫的關於自己和其他布盧姆茨伯裡派（Bloomsbury Group）成員所寫的傳記作品《過去的剪影》（
A Sketch of the Past）。「生活寫作」由不同種類的「真實」敘事組成，包括傳記、自傳、回憶錄、日記、信件、旅行寫作等。這些故事屬於不同的類型，重疊存在、共同書寫。
在所有這些傳主中，大部分傳主是女性。在《巴黎評論》的訪談中，李承認自己受益於女權主義和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六十年代，李不是一個活躍的女權主義者，但慢慢學會充當了這一身份。在申請工作的時候，身為女人一直是她的優勢所在。李是第一位擔任金匠學院主席的女性，也是沃爾夫森學院的第一位女校長。
對於李來說，這是一個屬於傳記的時代。她剛剛獲得了2020年的國際傳記人協會獎。BIO獎開始於2010年，每一年由國際傳記人協會頒發。2012年，阿諾德 · 蘭伯薩德（Arnold Rampersad）獲得了BIO獎，他最主要的傳記對象是蘭斯頓·休斯和拉爾夫·埃裡森。2014年，史黛西·希芙獲得了BIO獎，她最主要的傳記對象是薇拉和埃及豔后。
香港國際文學節第20屆香港國際文學節（Hong Kong International Literary Festival, HKILF）在11月5日到15日期間舉行。本屆HKILF採用現場直播和在線上活動的混合模式，預計舉辦70餘場活動，其中20場向公眾免費開放，本屆HKILF邀請了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120多位作家。
本屆HKILF的主題是 「此刻緊湊，展望完美」，希望用小說和紀實文學形式，探討世界各地如何應對健康、不平等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以及人類和地球未來的前景。
香港國際文學節海報
參與本屆HKILF的有愛爾蘭作家、美國國家圖書獎得主、紐約市立大學亨特學院創意寫作教授科倫·麥凱恩（Colum McCann），美國國家人文獎章、普立茲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教授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愛爾蘭小說家桂冠（2019-2021）、科斯塔圖書獎兩度得主塞巴斯蒂安·巴裡（Sebastian Barry），布克獎得主霍華德·雅各布森（Howard Jacobson），新加坡裔美國作家關凱文（Kevin Kwan），以及中國作家顏歌，作家、戲劇人陳思安，作家安於（An Yu） 、陳浩基、陳冠中、韓麗珠、謝曉虹，李小龍女兒李香凝。
此外還有邀請美國政治哲學家、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普立茲獎得主、美國東北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喬納森·考夫曼（Jonathan Kaufman），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芮納·米德（Rana Mitter），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現代中國史與文學教授藍詩玲（Julia Lovell），蘇格蘭歷史學家、達夫·庫伯紀念獎（Duff Cooper Memorial Prize）、託馬斯·庫克旅行書獎（Thomas Cook Travel Book Award）得主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Vera and Shetland犯罪系列作家安·克利夫斯（Ann Cleeves），《超級大國攤牌》（
Superpower Showdown）作者鮑勃·戴維斯（Bob Davis）。
顏歌將與裘帕·拉希莉展開題為「作為義大利人」的對談。拉希莉是印度裔美國作家，英語和義大利語的雙語寫作者。處女作《解說疾病的人》獲得歐·亨利短篇小說獎、美國筆會/海明威文學獎、普利茲文學獎。憑藉其鮮活的異域寫作、精湛的敘述能力、明亮的時代與人，拉希莉先後獲得古根海姆獎金、美國國家人文獎章。拉希莉在《紐約時報》中坦承自己對移民小說的看法，「我不認同這種分類。從美國歷史的角度看，所有的美國小說都可以被稱為移民小說。霍桑的作品寫到了移民。薇拉·凱瑟也關注移民。自文學的發端起，詩人和作家便不斷敘述著穿越邊界、遊蕩、背井離鄉以及與未來的相遇。異鄉人本就是史詩和小說的創作原型。異化和同化之間的矛盾衝突始終是文學的基本主題。」
拉希莉和義大利語結下了不解之緣。她翻譯過多梅尼科·斯塔爾諾內的《鞋帶》。作為一名譯者，拉希莉認為「翻譯這種行為尤其有力量，能帶來革新。」（出自普林斯頓大學網站《裘帕·拉希莉倡導作家的翻譯藝術》）她越來越多地用義大利語寫作。在刊於《紐約客》的「自學義大利語」（Teach Yourself Italian）一文中，她表明了為什麼自己在成名之後要用全新的、陌生的語言來寫作。2000年去威尼斯時，拉希莉的義大利語使用僅限於點餐結帳，這讓她感受到自己是語言使用的流亡者。在後來的日子裡，拉希莉接觸了更多的義大利譯者，經過幾次動蕩和變化，她終於成為一個義大利語寫作者。作為一個跨語言的寫作者，拉希莉認為自己的義大利語寫作註定是一場失敗，不斷重塑，反覆毀滅，註定失敗，但沒有折磨。「我的義大利語寫作是一次飛行，」拉希莉寫道，「義大利語，像樹皮一樣覆蓋了我。我留在裡面：更新，被困，鬆氣，被束。」拉希莉堅持改變的哲學，作為女人，作為譯者，作為另一個人。
桑德爾將以全新的角度剖析全球化和日漸嚴重的不平等問題。考夫曼將就《最後的上海王》（
The Last Kings of Shanghai）談論鴉片走私、家庭鬥爭、政治陰謀等問題。《大西洋月刊》高級編輯大衛·弗魯姆（David Frum）將分析大選後美國的政治形勢。出生於中國香港的詩人陳美玲將朗誦其代表作Urban Love Poem。安於將和《紅色天空下》作者闞超群（Karoline Kan）討論其最新作品中對千禧一代華人的描繪。
「第20屆文學節反映過去的文學成就，向把人們匯聚一堂的書籍致敬，展望並探討一些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我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參與並加入對話。」香港國際文學節董事會聯合主席兼香港大學英文學院主任Julia Kuehn表示。
於今年加入HKILF任執行董事的Catherine Plat相信藝術組織可辦有趣且引人入勝的活動，促進人們的心理健康。他解釋道，「文學節凝聚作家和讀書愛好者，讓他們透過對話互相交流並分享想法。」
HKILF始於2001年。2019年的HKILF聚焦於馬庫斯·蘇薩克（Marcus Zusak）的文學，蘇薩克是《偷書賊》《克萊的橋》的作者。 2018的HKILF聚焦於女權主義、 LGBTQ+、旅遊寫作三個議題，邀請董啟章、珍妮·張（Jenny Zhang）等作家會談。
HKILF所有線上活動將在結束後24小時上載至網上，並附上字幕。欲獲得更多有關HKILF的信息，請瀏覽festival.org.hk。
《送奶工》獲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第三部作品《送奶工》（
Milkman）在出版兩年後獲都柏林國際文學獎、克里斯多福愛瓦特-格斯紀念獎（Christopher Ewart-Biggs Memorial Prize）。此前，《送奶工》獲得了布克獎、全美國家書評人協會獎、奧威爾獎。
安娜·伯恩斯《送奶工》獲都柏林國際文學獎
《送奶工》講述北愛爾蘭世界的暴力、晦暗、對女性的壓迫、派系分裂、抵抗等等問題，這些問題幾乎可以概括為個人或社會意義上的權力問題。敘述者和主人公都是一個處在青春期的女孩，她遭遇了一個來自對立的政黨的成年男性的騷擾，並因此經受了來自親人和其他人的流言，或者說語言暴力。她不得不為這一切找到一個新的辯證。《送奶工》的出版，剛好置身在席捲世界的MeToo運動中。
「整整一群人暗淡無光，也許是一整個社區、一整個國家，或者只是一個小小的獨立州，在生理和精神的層面上長期浸淫在黑暗的思想精神裡；在經歷了多年的個人和集體的折磨、個人和集體的歷史之後，他們習慣於背負過於沉重的壓力、悲哀、恐懼和憤怒。……這就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的現狀，這整個地方似乎永遠處於黑暗之中。就好像電燈關掉了，永遠關掉了。就算黃昏已經過去，應該把燈打開了，沒有人去開燈，也沒有人注意到燈沒開。」書中說道。
值得一提的還有，伯恩斯精湛的敘述，它被稱作「兇猛的假聲」。安娜·伯恩斯穿梭在各種敘述之中，有反諷的，有幽默，有面對故事的，也有面對語言的。有的時候，伯恩斯會用一種神經質的寫作，傾瀉情緒，觸達矛盾，充滿緊張感和迅疾的力量，當然這很符合敘述者的具體狀態。像所有當代小說家一樣，伯恩斯深信語言的力量，它使一切啟動，或停止。伯恩斯寫道，「在一個擅長懷疑、推測和含糊其詞、將一切都本末倒置的地方，既不可能準確地講一件事情，也不可能只是保持沉默。沒什麼事情能被說出來，也沒什麼事情能不被說出來，到最後，人們都會深信不疑。」
《送奶工》是政治小說，也是成長小說。在整個故事中，伯恩斯並不正面論歷史或政治的是與非，而是透過受害少女的內在思辨著眼於政治在人們身上產生的影響，生來便直挺挺杵在日常生活中，還未有能力理解，又巨大到不容忽視。有評論指出，「她必須接受現實比自己讀過的成堆虛構故事更加荒謬，在一團混亂、徹底迷惘、風暴平息過後，以為媽媽和周遭的人們進入某種奇特的轉變期，但其實轉變是發生在她自己身上，忽然之間，讀懂了那份驚惶、倒退與脆弱，有些誤解一笑置之，有些情緒化為感動，就連晚霞也似乎柔和了起來。」
在都柏林文學獎的致謝中，伯恩斯提到圖書館在她的生命所扮演的重要地位，每到星期六，她就會到圖書館去，那裡就像是一個黑市，人們拿出三到五張卡片，得到九到十五本書。
伯恩斯出生在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的一個工人家庭，1987年移居倫敦，在倫敦大學讀書，2014年移居東薩塞克斯郡。
貝爾法斯特是其作品的重要背景。顯然，伯恩斯重新創造了貝爾法斯特，注入更多的衝突和主義。「我想它可以被看作是處於類似壓迫條件下的任何極權主義，封閉的社會，」伯恩斯解釋道，「這是一本整個社會處在極端壓力下的小說，長期暴力被誤認為一種規範。」
在寫作《送奶工》時候，伯恩斯患有嚴重的背痛，勉強維持著家庭的吃穿用度。《送奶工》曾被幾家出版商拒絕了，不過Faber&Faber最終接收了它。
露易絲·格麗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在露易絲·格麗克（Louis Glück）獲得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大量的介紹性文章在短時間內覆蓋了中文網絡。讀者被告知，格麗克榮譽加身，年輕時患有厭食症，她本人有女性主義色彩，她的詩歌很像自白派，主要表達愛。這些文章詳盡地勾勒了格麗克的生平梗概和創作歷史，但這些方面並不足以形容格麗克和她的詩歌，文章既沒有近幾十年的詩歌變遷，又沒有關于格麗克詩歌的整體知識。
這些文章不負責任地給讀者填塞錯誤。其中一篇文章說：「閱讀格麗克的詩歌，你會被她牽引著剖開那些看似堅固的自我、愛、關係……走向日常深處的痛和愛。」此處的基調是道德的，且它無法正確形容格麗克的詩歌。詩歌，在任何一個時期，都是超越此類道德的產物。格麗克的詩歌也不例外。在早期散文《反對真誠》（
Against Sincerity）中，格麗克強調，「一個藝術家的責任是把真實（Actuality）轉化為真理（Truth）。」 詩人方商羊回應道，格麗克並不關心美，只在乎真理，她的風格和語調是「非此不可的」（es muss sein）。
很多文章生澀地掛了一個標題：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為什麼頒給一位美國女詩人？但文章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文章稱，此舉表現了瑞典文學院的政治正確，也是它走出歐洲，超越男權中心的象徵。誠然，這些觀點有很大的合理性。但這不是全部。真正的事實是，格麗克被提名了，她順利進入決選的五人名單，並最終被年輕的院士們選中。評選標準參照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遺囑：「給予在文學領域朝著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創作出最傑出作品的人」。
作為21世紀第三位諾獎詩人，格麗克和第一位諾獎詩人託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第二位諾獎詩人鮑勃·迪倫，都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詩歌的某種典型。格麗克，只是成熟於20世紀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眾多大師中的一個，她既不特殊，又不具有代表性。她是其中為數不多還健在的，也是更接近院士們審美的，就在不久前，格麗克還獲得了特朗斯特羅默詩歌獎。格麗克只部分地屬於我們生活在的這個時代。 格麗克和20世紀90年代受獎的德裡克·沃爾科特、謝默斯·希尼差不多屬於同一個時代。她晚了二十多年才被授獎，這部分取決於歐洲世界對於美國詩歌的延遲接受。
1968年的格麗克
早在幾年前，作家韓東就在自己的微博上談到了諾獎輿論的是與非。他說：「諾獎很好，一個超大的獎，本意應該是褒獎作家、激勵寫作，而非為文學樹立標杆（文學的標杆是由作家樹立的）。但竟然會引起我們如此強烈的情緒，在巨大的聲名前面好像大家都成了傻瓜。」他的大意是對的。但他的情緒和語氣仍然失之純粹。而能卸下這些情緒和語調的方法，是真實地面對詩歌、解讀詩歌。
「詩是人類徵服可知世界的前驅。詩是額上流汗、手上流血、心裡痛苦的人的繪像，牽涉到他的歡樂荒謬、淫穢……現在許多徵象顯示，詩可能再據有它原有的領土，可能再用宏大的聲音，氣元神足地談論這個偉大神話的恐怖、微妙和壯麗。」詩人康拉德·艾肯（ Conrad Aiken）在《詩和現代人的心靈》一文中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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