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徒》
對於受西方文學和五四新文學傳統影響的南來文人而言，如何在香港這片「沙漠」中耕種出綠洲，成為一大要務。劉以鬯力圖延續上海的辦報風格，於1951年在香港復刊《西點》雜誌。《西點》在保持上海特色的同時，也隨香港市場做出調整。它不是一本純文學刊物，而是主要負責「介紹西方文化，灌輸國際知識」，內容多為從國外報章雜誌上摘譯的短文。該雜誌有一半篇幅用來刊登短篇創作，還有側重文學改編角度的電影評論，以及南來作家和本土作家的現代詩，既考慮到通俗的市民趣味，又在商業市場的夾縫中為嚴肅文學留下了生存之地。
到了1952年，由於劉以鬯堅持純文學的辦報理想與《香港時報》的編輯存在較大分歧，他選擇離開香港，赴新加坡任《益世報》總編。及至1957年返港，出任《香港時報·淺水灣》副刊編輯，劉以鬯才算真正建立了香港現代主義文學的陣地。這一次，他「來了一個大革新，不登消閒文字，只登嚴肅文藝作品，將該刊物辦成高水準的純文藝副刊」。《淺水灣》以刊登現代英美小說為主，大力介紹心理小說和意識流的相關理論，對喬伊斯、伍爾夫、普魯斯特和福克納等現代派作家甚是推崇。同時，身為小說家的劉以鬯也開始大量運用現代派實驗技法，對心理敘事的「內在性」進行呈現：一是對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反思（西方現代主義寫作技法，以及五四新文學傳統），二是對歷史傳奇故事的現代化演繹。
劉以鬯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
劉以鬯的實驗性小說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對西方意識流和心理敘事手法的借鑑，而他的代表作、被譽為「華文世界第一部意識流小說」的《酒徒》，正是這一手法的集中體現。劉以鬯曾在《酒徒》的序言中談到，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寫作技法乃「自根至葉」，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只能觸及現實的表面，「不但缺乏深度，抑且極不科學」。而他則希望「運用橫截面的方法去探求個人心靈的飄忽、心裡的幻變並捕捉思想的意象」，來「真切地、完全地、確實地表現當下的社會環境以及時代精神」。這段文字，或許可以作為劉氏選擇意識流手法的創作宣言。
《酒徒》以第一人稱講述了南來文人在香港堅持純文學創作理想時面臨的困境，尤其是看到香港高度商業化的文學市場，「我」的內心與外部世界不斷交戰，最終選擇妥協，為了生計不得不寫一些迎合市場、吸引眼球的黃色小說。在寫作技法上，劉以鬯對喬伊斯格外欣賞，在作品中熟練運用意識流和象徵主義，以斷片式的句子、詩化的語言來描繪酒徒在精神分裂狀態下看到的支離破碎的世界，表現出一個懷揣純文學夢想的知識分子面對商品化大潮時的彷徨心理。小說中屢次出現無標點的段落，記錄主人公醉酒時的狂言囈語，顯然是受了《尤利西斯》的影響。句式以短句為主，通過排比、復沓、重複與矛盾修飾法，營造出跳躍而朦朧的美感。同時，劉氏還大量使用意象，用形容詞與名詞的罕見搭配，達到「陌生化」效果，讓讀者進入酒徒亦真亦幻、半夢半醒的世界。劉氏在繼承現代派寫作技法的同時，也融入自己的創新，最為典型的是使用了中西方文化皆有的意象，形成特殊美感，如：「潘金蓮最喜歡斜雨叩窗。一條線。十條線。一百條線。一千條線。一萬條線。瘋狂的汗珠正在懷念遙遠的白雪。米羅將雙重幻覺畫在你的心上。嶽飛背上的四個字。」這種中西合璧的美學觀，在劉氏的「故事新編」系列中，得到延續和傳承。
為表現意識流的混亂與無序，劉以鬯還使用電影蒙太奇手法，在現實情景與夢境、回憶和感覺世界之間進行自由切換。比如第四章描寫三四十年代有關戰爭的創傷記憶與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現實情境疊加給主人公帶來的痛苦，以「輪子不停地轉」來連接妻離子散、餓殍遍野的哀愴景象。前後排列的無序，顯示出作為離散文人的酒徒（或作者）在回憶這段歷史時的無力和感傷。
劉以鬯與五四新文學傳統
現代主義心理敘事「內在性」的意義，是為了反映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日漸發達的社會中個體面臨的存在危機。存在主義思潮在香港的生根，可以追溯到以劉以鬯為代表的現代派作家在《香港時報·淺水灣》《文藝新潮》《中國學生周報》等刊物大量譯介卡夫卡、薩特、加繆、貝克特等作家的作品。如果說西方的存在主義是對人的異化處境進行的反思，那麼《酒徒》主人公身上反映出的矛盾與糾結，則主要體現在嚴肅文學與商業化文學市場的對立，使之成為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除了對西方現代主義寫作技法的吸收，劉以鬯小說的另一來源，是五四新文學傳統。《酒徒》開篇，主人公對新文學有一段精闢論述，肯定了茅盾、老舍、魯迅、錢鍾書、張愛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甚至要早於夏志清的評價。與此同時，劉氏借酒徒之口，總結了香港本地惡劣的文學生態，提出獨樹一幟的小說本體論，可謂具有先鋒意義。然而嚴肅文學生產在商業化浪潮中被一次次碾壓，讓酒徒悲從中來，只能沉湎於酒精而不能自拔。「酒」的寓意十分深刻，與外界形成一種共生反照的關係：是酒徒在酒精中沉淪，還是麻木的眾人在資本世界的大浪中肆意翻滾？而酒徒只是在夢一般的世界裡，發出「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肺腑之言。在亂象頻生的香港文壇，「三毫子、四毫子小說」大行其道，劉氏反其道而行之，酒徒的內心獨白與魯迅《狂人日記》中的第一人稱敘述，在精神層面高度契合。作者用意明顯，只為道出主人公孤軍奮戰，而周圍人無法理解的孤獨與苦悶。
劉以鬯與「故事新編」——歷史題材的現代呈現
除了對現代人的內心世界展開探索，劉以鬯上承魯迅與施蟄存，從歷史題材中開掘資源，用現代主義手法對中國歷史或傳奇故事進行顛覆性改寫，深入挖掘人物心理，外在化呈現其中潛藏的欲望。早在上海時期，劉以鬯就嘗試以現代眼光發掘傳統題材，並以隋煬帝和袁世凱為主角，寫下《迷樓》和《北京城的最後一章》兩個短篇。移居香港後，這方面的成就主要有《蜘蛛精》《蛇》《盤古與黑》《寺內》等。《蜘蛛精》以黑體字的內心獨白，剖析唐僧的情慾，向封建傳統宗教倫理提出挑戰；《蛇》從許仙視角出發，把「白娘子喝黃酒現原形」改寫為鬼故事，白素貞與法海都出自許仙臆想，成為他的「心魔」，結尾依然不了了之，讓人「心有餘悸」；而《盤古與黑》則緊扣一個「黑」字，把它顛倒順序，重複多次，並對文字做圖像化處理，體現開天闢地前夕盤古錯亂的心理意識，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無畏堅毅的單一面貌。
而劉以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新編」小說，則是60年代初以現代主義筆法改寫《西廂記》的中篇作品《寺內》。全作以詩意的語言揭示出幾位人物隱藏的潛意識心理。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對外在景物，如花草樹木、小飛蟲等意象進行擬人化處理，起到傳統元雜劇中「說唱者」的功用；在文體上連用通感手法，以華美的意象書寫心理意識，大膽採用現代人的對話方式，道出了張崔二人初見時萌動的情慾，開掘出傳統寫實小說難以達到的層面和效果。小說還有一處創新，是對崔夫人春夢的描寫。她在夢裡與張生風流一場，後者預言千百年後的今天，會有年老富婆出錢，向年輕男人購買愛情。通過這一筆，劉以鬯顛覆了相國夫人作為封建禮教衛道士的形象，並把古典文本與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社會進行隔空對話，暗喻現實的荒誕。
由「內」向「外」的反思——劉以鬯小說的物質書寫
60年代末，劉以鬯逐漸由以探索心理意識為主的寫作方式，轉向通過「物」來折射人物內心的實驗小說，開啟了香港文學「物質書寫」的先河。這一轉變，與劉氏後期接受法國新小說理論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