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於《傳記文學》2018年第8期
劉以鬯是在1948年從上海來到了香港，因為上海在打仗，不能回上海，所以劉以鬯一個人留了在香港，靠自己的一支筆生活。1949年的時候，收到了《香港時報》的邀請，在副刊任編輯，當時他就只編新文學，他的喜好明顯，不喜舊，有一次主筆寫了舊詩讓他刊登，他不願接受，因此在《香港時報》工作期間也有一些難處，後來不久也辭職了。辭職後後的劉以鬯在《星島日報》和《西點》雜誌任執行編輯和主編，由於自身對文學的追求，他嘗試發表較多的文學作品，但香港始終是商業社會，較為看重閱讀素材的娛樂性，故商業利益與文學性的調和還是難以做到。
1952年，新加坡《益世報》的老闆劉益之特地從新加坡到香港，誠邀他到新加坡出任主筆兼編副刊。當時劉以鬯只有一天的時間考慮，劉益之跟他說，假如這次拒絕了，那以後就未必再有機會到新加坡來，所以，劉以鬯一個人從上海跑到了香港，又從香港走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辦報期間，對於新加坡文壇也造成了些影響，比如他在報紙上，以筆名令狐玲刊登小品文，這種風格在新加坡未曾出現過，自劉以鬯發表以來，就引入了新馬地區，在馬來西亞帶動了很多人模仿。在《益世報》工作了三個多月，報紙還是呈現虧損的狀態，在經濟情況不允許下，報紙就倒閉了。本來，劉以鬯打算就此回香港，而吉隆玻《聯邦日報》的之後，就請他當總編輯，於是他又留在了新加坡。劉以鬯憶述《聯邦日報》的工作情形時，說他是上海人，普通話和廣東話都說的不好，所以他是一個人單獨將報紙從第一版新聞版，編到最後一版的副刊，可惜這份報紙經營了四個月也虧損倒閉。自此，劉以鬯持續地在新加坡的一些小報工作，不過大部分的小報都經營不住而停版，而且他負責的是副刊的位置，屬於報紙中不重要的部分，而當時文藝也不是相當賣座的事，薪金相對也較少，因此可以說，劉以鬯在新加坡的生活過得相當辛苦坎坷。
在新加坡浮浮沉沈了好幾年後，劉以鬯認為回香港發展的前景比留在新加坡好，於是1957年就回到了香港。到香港後，劉以鬯重回《香港時報》的副刊《淺水灣》當編輯，這次回歸香港，在文學創作方面，開啟了他心理書寫的嘗試。那時香港文學的主流仍然是以現實主義為主，描寫事物的外在，而意識流小說則是描述內在的型態，表達剎那間人的心裡意識的流動，就當時的環境來說，這是非常創新的嘗試，可以說，劉以鬯是香港文學的起點。他在《香港時報•淺水灣》做主編時，走的是新派現代主義路線，極力介紹西方現代文藝思潮和現代文學，刊登了很多有關心理的文章，譬如弗洛伊德、現代小說作家吳爾芙、喬伊斯等的作品，無論翻譯或是文章都大量介紹意識流理論，壯大了香港關於現代主義方面的論述內容。當時甚至還有出版商將這些作品一篇一篇地剪下來，盜版出了一本書《現代小說論》，作者是卡繆，由此可以顯示劉以鬯對於文藝思潮的提倡。
劉以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為了生活需要，不得不撰寫大量的流行小說以迎合市場需要，他說，一天要寫超過十份報紙的連載小說，要遷就讀者，寫他們喜歡看的小說，因此日間他就寫娛樂別人的作品，晚上有空閒就寫自己喜歡的作品，他的嚴肅文學作品《酒徒》、《對倒》等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創作出來。貫徹他一向的文學主張，這時期劉以鬯的作品都是具有創新風格的實驗性小說，當中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酒徒》這一部作品，它被譽為是華文界的第一部長篇意識流小說。雖然現在文壇上《酒徒》是享譽盛名，讚譽極高的一部小說，但其實在劉以鬯四十四歲出版《酒徒》時，這部作品並沒有得到很多迴響，而真正在華文界引起注意，已經是十多年後，《酒徒》在臺灣再版時，而那時劉以鬯已經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作家了。
《酒徒》最為人知的是當中意識流的運用，小說中的酒在「醉」與「醒」兩種結構之間呈現主人公思想上的不同，理性與失常的結合交互，顯示人物內心流瀉的深度，出版時劉以鬯怕讀者不習慣，甚至特地在序中解釋。同時，由於小說裡的主人公是一位鬱郁不得志的作家，透過他的經歷大量講述了在香港寫小說做文學的難處，而這些困難至今仍在香港文壇發生著，反映出香港文化的貧瘠，可以說香港嚴肅文學的前景幾十年來也沒有變化。除此以外，劉以鬯來香港前在上海讀書，在內地不同的報社做過編輯，承傳了五四文學的精神，嶺南大學教授許子東提到，劉以鬯在《酒徒》當中就提出了對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的看法，可惜寫在小說裡大家注意不到，大家只知道夏至清的評論，忽略了劉以鬯對五四文學也有很好並且獨特的看法。
作為上世紀的嚴肅文學作家，劉以鬯的知名度沒有因走進時代的巨輪而消失不見，相反不少的高中生認為劉以鬯是香港最前衛的作家，而這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就是王家衛。不少年輕人認識劉以鬯都是源自於王家衛，他的一部電影《花樣年華》的創作靈感就是源於劉以鬯的小說《對倒》。
《對倒》小說其實沒有太大的故事性，兩個主人公淳于白和阿杏互不認識，從來沒有交談過，小說描述的只是二人在彌敦道上過著的兩種生活，唯一的交疊只有淳于白對過去的緬懷和阿杏對未來的想像所形成的一種對倒的狀態，這在中文小說中屬於比較新穎的結構手法。而王家衛在讀過小說之後很喜歡，受到了啟發，拍了電影《花樣年華》，當中梁朝偉和張曼玉的角色也沒有發展出感情線，兩人住在隔壁，只有在雙方的伴侶都不在家需要自己單獨外出吃飯時，才會遇到對方。每一次的相遇都讓兩人心裡產生疑問，想開口問對方但又不敢說出口，後來才發現因為雙方的伴侶互相出軌才造成每回外出吃飯的相遇。而兩人由此至終都沒有太多交流，電影描述的就是一個不斷擦身而過的狀態。這種文學與電影的相互影響，可以說是一種跨媒體的交錯對倒。在電影出版後，由法國的書商因電影而提劉以鬯的書重新出版法文版本，讓歐洲的觀眾可以接觸到小說。
1963年時，香港《快報》創刊，請劉以鬯擔任副刊編輯，而他在也一貫自己的作風，極力推廣香港文學，提供一個可以孕育香港文學的環境。當時除了有名、外地的現代文學作家的作品，劉以鬯也會刊登香港年輕作家的作品，在劉以鬯在任期就提攜了也斯、西西等後來在香港文壇具有深厚影響裡的作家。以劉以鬯自己的說法是：「除了老作家外，作為一個副刊編輯，應該為香港年輕一代做些實際工作。」。另外，劉以鬯有一個特點，就是認稿不認人，因此，當也斯向劉以鬯投稿時，即時劉以鬯並不認識也斯，但基於作品的素質好，他仍出版了很多也斯的作品。也斯也提及在《快報》寫稿的時候是非常自由，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不僅僅是香港的年輕作家，甚至是臺灣的創作者，劉以鬯也會刊登他們的作品。例如臺灣有一位畫家秦松，在臺灣經歷白色恐怖，六零年代時參加巴西的聖保羅雙年獎得到了榮譽獎，可臺灣當局不願展出他的作品，也不給他授予獎項，但《淺水灣》副刊卻登出了他的作品，這在文學史上可是一個有趣的現象，而《淺水灣》副刊也可說是擁有了當時華人地區最大的言論自由。
1985年時，香港文壇一份重要的雜誌《香港文學》誕生，這份雜誌是由中資機構投資創刊的，而他們邀請劉以鬯當總編輯時，除了反映了劉以鬯在文壇的地位，同時證明了只要認真做文學，文學是可以消弭政治的界限。在《香港文學》工作期間，劉以鬯刊登了許多新詩的作品，不論是臺灣還是海外的作家都可以在雜誌上發表自己的作品，故劉以鬯出去小說以外，對新詩還是很關注的。歸功於劉以鬯的認真經營，《香港文學》收到了海內外華文界的肯定，亦成為香港文壇中一份舉足輕重的雜誌，對於香港嚴肅文學的發展有相當大的推動力。對於年輕的香港作家來說，作品能在《香港文學》中發表是非常大的肯定，，是對自己作品素質最好的驗證，因為不少中港臺的重要作家如黃國斌、余光中和鐘鼎文等都在此發表文章。如上所述，劉以鬯很注重提攜後輩，有一個細節是，香港的一位作家梁科慶剛開始寫作之路時曾往《香港文學》寄稿，一般來說不刊登的稿並不會對投稿人有特別通知，但劉以鬯卻特地給他打電話，據梁科慶的憶述，劉以鬯對他說他的稿不能用的，要加油。而聽到了劉以鬯的鼓勵後，他就更努力創作文學，從未放棄，最終他的作品也能如願地在《香港文學》裡發表。其實作為一份雜誌的總編，劉以鬯用不著花時間通知投稿的年輕作家，但他卻不吝於激勵他們，他的熱心使得香港文學有了持續發展下去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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