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龐沛
中山四路是一條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得名縱跨三個世紀風雨的歷史文脈悠長之路，也是一條橫聯海峽兩岸同胞族情的血脈之路。它駐立在重慶母城渝中半島城市原始核心——抗戰陪都時期聞名遐邇的上清寺地帶，當年稱謂「首府辦公區」，曾設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國指揮總部。800米的小街濃縮、承載和複製著泱泱大國長長80多年一個個不可磨滅民族的記憶，挑起傳播民族精神大梁，鎖定了來自世界的矚目；並以它獨一無二的城市地位代言著相關歷史的前世今生……
中山四路起步於「民主之家」的「特園」(今中國民主黨派陳列館)，斜對面則為原川軍將領範紹增(「傻兒師長」)的私宅「範莊」。順道穿越：有重慶談判《雙十協定》誕生的桂園，中共中央南方局居所的周公館，蔣介石的曾家巖官邸;同時沿線散落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潘文華公館、戴立公館、張驤公館，早期張大千、劉伯承從教的百年歷史名校等。影響中國近代歷程重要事件的風雲人物紛紛聚集於斯：毛澤東、周恩來、宋慶齡、鮮英、張治中和國民政府最高掌權者蔣介石、李宗仁諸多高官要員，尤其遺留下20世紀光陰中唯一一張國共兩黨巨頭的並肩合影;還有民主黨派的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也在此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及文化藝術界的郭沫若、老舍、柳亞子、陶行知、徐悲鴻等名流也在此創作、寄居，他們從中山四路了解並傳播重慶，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不乏名篇佳作。後來解放初主政大西南的第一書記鄧小平、第二書記劉伯承、第三書記賀龍也都在此工作生活過，領導了西南地區經濟社會的恢復和發展，揭開了建設人民生活新重慶的新篇章。在這些「俱往矣」時代的天空中、歷史文物的建築裡，記載著名人風雲的薈萃，重大史實的產生，深厚文化內涵的蘊藏，傳遞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刻畫出一部中山四路風雨如晦的歷史。
1891年重慶開埠後，法國天主教和基督教衛理公會美籍牧師銳璞陸續在這一帶購置房地產，修建了真原堂等建築。隨著20世紀20年代晚期重慶新市區的建設和擴展，便興湧起高級公館、住所和別墅，典型的是「德安裡」宅院。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1月20日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最高統領機構行政院就安居在中山四路36號(德安裡)8號樓。該樓始建於19世紀末，系德國人在這裡最早修造的建築物，當時為義大利教士雷明遠主持的法國天主教堂，後為「明誠學校」辦公室兼醫務室。原國民政府實行五院(即行政、立法、監察、司法、考試)制度，來渝前就決定國民政府主席不再負實際政治責任，其主要大權集中於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下設內政、外交、財政、經濟、教育、交通、農業、社會、糧食等部，又設蒙藏、僑務、振濟、水利等委員會。因而抗戰期間，行政院是整個國家動脈的樞紐。
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入住7號樓，即原德安裡101號。其李宗仁等國民黨、政、軍的辦公地和要員的官邸，軍事委員會侍從室也在院中。
政治上，政府的遷至向世界表明中國抵抗到底的態度。有了統帥部，面對強敵可完整保存中華民族的火種和實力，把精幹部門轉移到後方，發展力量，進行持久戰。敵人來了，拳頭比不了他的硬，那就縮回來積蓄力量，然後再擊出去，對抗戰勝利是戰略之本。
軍事上，中國東西跨度大，日本被迫進入長期拉鋸戰。以「空間換時間」、「持久消耗」和「苦撐待變」的對日戰爭總方略得以實施，中國正面戰場與大後方的戰略縱深得以建立，一場民族解放聖戰的時空格局得以形成。
經濟上，陪都的確立，重慶為西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繫密切，以四川天險為屏障，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託，帶動當時的西部經濟大力發展，給長期抗戰提供了豐富堅實的物質基礎，成為抗戰中國最強固、最遼闊的大後方。
由此重慶從一座古老的內陸城市一躍而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成為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各黨各派參加其中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活動舞臺；從一座古老的軍事城堡一躍而發展成為中國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外交活動與統治中心，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戰區的指揮中樞，於整個國家的政治事務中發揮著首腦、中樞和靈魂的重要作用。
1938年1月1日，蔣中正辭去行政院院長兼職，由孔祥熙任院長，張群為副院長。1939年11月，蔣中正再次兼任院長。至1945年6月，改由宋子文接任。
中山四路的東端盡頭，便是曾家巖50號周公館。其佔地面積364平方米，建築面積882平方米，為中共中央南方局設在城區的辦公地點，其軍事組、文化組、婦女組、外事組和黨派組均設在這裡。
周公館依巖壘石而建，原是重慶地方人士趙少龍的宅院。抗戰初期，他將此房租給國民黨立法委員陳長衡等人居住，1939年國共合作期間，中共南方局考慮到此處靠近國民黨政府，會客訪友和與各界人士接觸都很方便，十分有利於開展工作；同年，鄧穎超以周恩來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名義，租下這棟小樓。
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林彪、王若飛等人在渝常住於此。那歲月，他們廣泛會見中外各界人士，就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方針政策、國際國內重在問題與他們廣泛交換意見；同時向許多進步青年、革命志士宣傳革命和抗日的道理，團結廣大民主黨派、團體和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奠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哨陣地。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吞併中國的嚴酷形勢，曾經一盤散沙的民眾在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緊密團結起來，不僅實現了國共兩黨的合作，並且以此為中心，全國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各社會團體、各抗日組織、工農商學兵各界和所有愛國人士以及港澳臺同胞、海外僑胞都集合在這面偉大的旗幟下，最大限度地動員全國人民參加抗戰，最大限度地孤立頑固勢力，組成全民族反對日本侵略者和漢奸賣國賊的鋼鐵長城。
為了維繫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南方局還以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為陣地，積極宣傳共產黨的主張。南方局的存在不僅鞏固發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為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這場爭取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的正義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領導並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匯聚起全民族抗戰的宏偉雄力，最後通過英勇頑強地浴血奮戰，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是近代中國人民百年來受盡屈辱、辛酸歷史中反對外國侵略，全面抵禦敵寇，第一次取得歷時最久、範圍最廣、規模最大完全徹底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無不顯赫著中國共產黨中流砥柱的作用和閃耀其偉大的光芒。
它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由失敗到勝利、走向復興的的轉變點，是當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中國革命史和人類發展史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綜上所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系戰勝兇惡日本侵略者的法寶，是中國人民取得八年抗戰偉大勝利的光輝開篇，在抗擊日本侵略的歷史進程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和創造了十分寶貴的經驗。
1945年8月，周公館的歷史上寫下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時抗日戰爭接近尾聲，為爭取停止內戰、民主自由，毛澤東同志來重慶與蔣介石談判。談判地點就是距「曾家巖50號」僅一公裡左右的桂園。期間，毛澤東曾在「周公館」底層會議室接見中外各界人士，為「雙十協定」的籤訂營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
「一唱雄雞天下大，萬方樂奏有于闐。」現在大隱於市的中山四路，不僅集萃天地、城市菁華，更有揮之不去的濃鬱人文氣質。這裡也是世人熟知的近、現代重慶文化發源地之一，蘊育了城市希望——重慶最為出色的重點本部教育：人民小學、德精小學(原中山四路小學、前身1892年「德精學堂」)、求精中學(抗戰時內住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中國的指揮中心)順途歷史鋪展，串連起無數家庭的高度景仰。那傳播出的書聲朗朗和歡歌笑語，不僅是世上最動聽的音符，更啟迪了孩子對學問最虔誠的信仰。後來走向中國各大高校的莘莘學子，深受此地淵源歷史、學風謹然所影響。可以說，溯源山城人文歷史，難離中山四路這片豐饒的求知故土。中山四路在為這座城市輸送更多活力的徵途上，地位和影響註定更加深遠。她作為重慶文化的典型標籤，在培育和積聚重慶文化人氣，提升城市整體文化活力，增強重慶文化的對外影響力、輻射力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貢獻。
如今，中山四路仍是西部唯一直轄市的政治首腦中心，20多年一個又一個英明發展決策續寫著未來新的傳奇。而橫空蝶變的「巴渝文化會館」，「中山文化產業園」——薈萃了王琦美術博物館、繪巢私立美院、OliverBrown咖啡館、卡珀義大利餐廳、重慶「百年字號」名小吃「九園包子」等;還有去年利用清末書院、民國警察局舊址創辦的「曾家巖書院」，特別是在享譽全國「聯聖」之稱鍾雲舫故鄉與古老華夏第一副春聯發祥地的重慶，其省一級專業學術研究團體——重慶市楹聯學會(成立17周年)均立足這片厚重的熱土上;除著力打造一個以民國文化為主題的重慶著名文化地標外，更主要是將開創集文旅、文企品牌為一體的新高地、新名片，成為海內外民國文化愛好者、外地遊客的必到之處。讓這些都煥發出重慶再復走向國際化進程中又一輪嶄新的青春，實現文化藝術創意產業商品化，傳承人文歷史血脈，引領時代的風騷，成為重慶這座英雄之城歷史的見證與窗口，火爆全國文旅線路新的打卡地!
現中山四路評為「重慶最美街道」，名副其實的抗戰文化一條街，重慶市的「歷史文化名街區」。
明天，她必將在進一步深化提煉和弘揚重慶歷史人文精神，繼承巴渝文化藝術優良傳統的同時賦予全新內涵的注釋，真正代表具有「行千裡、致廣大」重慶品牌歷史厚重積澱中心首腦第一名街身份，以包容天下而又與時俱進的姿態展現在世人面前，更有作為，再創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