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拜：從表達禮敬到自示卑賤
吳鉤
這幾年，傳統文化大有復興的勢頭，這股熱潮之下，自然是魚龍相混、泥沙俱下，比如有的學校、書院在開學儀式上恢復傳統的跪拜禮，由此也引發了爭議。有人說下跪是奴性的象徵，也有人說跪拜是尊師重教的體現。我的意見呢，既不像激烈的反對者那樣認為跪禮是奴性發作，也不主張恢復跪拜禮。對傳統的跪拜禮，我們需要心平氣和地做一番「意義還原」。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跪禮的涵義在唐宋之際發生了重大的嬗變——因為椅子的普及。唐宋之前，中國是沒有椅子的，只有一種叫做「胡床」的坐具，是貴族才使用的奢侈品。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是席地而坐。地上鋪一張蓆子，屈膝跪坐於上面，跟今日日本、韓國人還保留下來的傳統坐法差不多。我們現在熟悉的高型坐具，如交椅、靠背椅、高凳等，都是在宋代才開始普及開來的。唐代時雖然已出現椅子，但應用不廣，只限於貴族與士大夫家庭。
高型坐具的出現，改寫了中國傳統的禮儀方式。在席地而坐的先秦時代，中國人通行跪拜禮，跪拜是自然而然的，因為正規的坐姿就是雙膝跪席，跪禮不過是挺直上身，再配上手部與頭部的動作，如作揖、稽首、頓首，以表示對對方的尊敬，而對方也須還禮答謝。這個時候的跪拜禮並沒有包含尊卑之意，臣拜君，君也拜臣。跪拜只是相互表達禮敬與尊重。
秦漢以降，君臣之間方有尊卑之別，體現在禮儀上，臣拜君，君不再回拜，但尚要起身答謝。到椅子出現之後，中國人席地而坐的習慣發生改變，跪拜的動作更是帶上了強烈的尊卑色彩——從椅子上滾到地上跪拜對方，顯然透露出以卑事尊的味道。
也因此，除了「天地君師親」，宋人基本上不用跪禮，迎別待客一般都是用揖遜、叉手之禮。南宋覆滅後，文天祥被元人俘至大都，蒙元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只是「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跪」，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文天祥只揖不跪，因為高椅時代的跪已有屈辱、卑賤之意，揖才表示禮節。
宋朝臣對君，當然也有需要隆重行跪拜禮的時候，但那通常都是在極莊重的場合與儀典上，如每年元旦、冬至日舉行的大朝會、三年一次的郊祀大禮，自然是極盡繁文縟節。至於君臣日常見面禮儀，當是揖拜之禮。
從元朝開始，帶屈辱、卑賤性質的跪禮才推行開，「漢制，皇帝為丞相起，晉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後世從之」，元朝臣下進奏，一律下跪。明朝繼承這一陋習，「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同僚相見，則「卑者拜下，尊者坐而受禮，有事則跪白」。
清廷更是變本加厲，不但大臣奏事得跪下，皇帝降旨宣答，眾臣也必須跪著聽訓。清代筆記《瞑庵雜識》載，大學士曹振鏞「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門生某請其故，曹曰：『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多磕頭、少說話」成了清朝官場的六字秘訣。
至此，跪禮原來所包含的向對方表達禮敬與尊重之意已經淡化，而下跪者自我示卑、示賤之意則日益凸顯出來。難怪清末的譚嗣同要猛烈抨擊清王朝「繁拜跪之儀以挫其氣節，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書之禁以緘其口說，而文字之禍烈矣」。
從宋至清，跪禮的變遷，不過是時代精神蛻變的投影而已。如果比較宋代與清代的精神風貌，它們是完全不同的：宋代士臣敢振言告誡皇帝：「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要求君主「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至於廷爭面折之事，更是不勝枚舉。而清代的士大夫已經全無宋人風骨，竟以獲得在聖上之前自稱「奴才」的待遇為榮。一名清初的士子還觀察到，「邇來士大夫日賤，官長日尊，於是曲意承奉，備極卑汙，甚至生子遣女，厚禮獻媚，立碑造祠，僕僕跪拜，此輩風氣愈盛，視為當然，彼此效尤，恬不為怪」。
士大夫已是如此，草民更不用說了。宋代的平民見官，儘管也講尊卑有序，但大體上還可以維持尊嚴，見多識廣的京城之民，更是不畏官長，常抓著官府的短處不放，跟官長爭長短，也不給官長好面色看，急了就寫檢舉信，或者到京師的直訴法院——登聞鼓院控告。而清代的平民，不但見官得先跪拜叩頭，我還在《清代巴縣檔案彙編》上看到，老百姓向衙門呈交訴狀稟詞，都以「蟻」或「蟻民」自稱，官府稱呼其治下小民，也直接叫「蟻」。人民在官府面前表現得如此卑賤，只怕是前所未見的。
在跪拜已含有強烈的尊卑涵義之後，人們從下跪的動作自然而然地就會聯繫到「屈辱」、「卑賤」。這時候再來提倡恢復跪禮，肯定是不適時宜的。古人說，「禮者，時為大。」禮儀的應用，還是以順應時宜為第一要義。基於此，我不支持對跪拜禮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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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或許美化靈魂有不少途徑，但我想，閱讀是其中易走的，不昂貴的，不用求助他人的捷徑。 靜下心來，用閱讀收穫一個有厚度的生命，成為一個有溫度懂情趣會思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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