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與出版社老同志王志鈞等華夏出版社同仁座談
1987年出版社工會組織去秦嶺旅遊
1988年，青年部去西安鯨魚溝春遊
1989年，青年編輯部春遊
1989年春，青年讀物編輯部集體騎車春遊
陝西人民出版社成立七十周年，邀我寫點東西，我慨然應允。因為在1983年至1988年那五年多的編輯經歷，在我看來，就是「陽光燦爛的日子」，既令人神往，又令人懷念。
真的。
一1983年7月，我從西北政法學院（現西北政法大學）哲學專業畢業，分配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第一天，就被告知：因為新蓋的八層辦公大樓已經在刷漆裝電梯，就不須到大院東南的平房編輯部去加座了，可以直接上樓，等待全部人馬搬上來即可會合。
這樣，我有幸成為第一個在新蓋的辦公大樓裡整個六層「捷足先登」的辦公者。
因為開始是一個人坐在寬敞明亮的碩大房間裡，所以每天早晨我打開辦公室的大門，第一個動作，常常是先要站在東邊的窗臺前，望著東方，一會兒發呆，一會兒伸胳膊，陽光燦爛，街市如瀍，想這想那，有種飄飄欲飛的俠客感。
果然，這是一個陽光般明媚的群體，也有著很多陽光般的人，以及記憶深刻的陽光日子。
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春天時期。整個出版社，到我們這一屆，可以說集中了當時七七、七八和七九級「新三屆」的大部分「新鮮血液」。加上畢業不幾年的工農兵學員，差不多有三十多人都是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每個人都把不同學校的新鮮空氣帶到社裡，介紹新文章，購買內部書，辯論新概念，探討新觀念，談戀愛，搞郊遊，爭煤氣灶，打康樂棋，感覺似乎又回到學校一般。
更為可愛的是，這裡的領導老中青結構合理，編輯部的生活豐富多彩，總有新鮮的異樣感覺。
記得時任副總編兼部主任叫南崗，江蘇鹽城人，新四軍老記者，身體特棒，成天樂呵呵，但只要他笑著說「還不壞」，大家一樂，就知道這是最高評價了。副主任陳戈，天津人，是迎接解放軍進城的地下黨女大學生，看似嚴肅卻開口幽默，別人笑，她裝著不笑，特好玩。而室主任楊永奎，則是一位講究實用之學的政法校友，常常是看著我們這一班青年人玩得過久，也只是半莊半諧地站在一旁，笑笑，又笑笑，大家就知趣地跑開了事。在這樣開明的領導之下，其他人即使不是青年，其實也都是年輕人了。
記憶最深的，當然是打康樂棋了。每天上午，十點一過，號稱是「工間操」的康樂棋，就馬上熱了起來。這種玩具，現在似乎已經絕跡，但當時，其實就是用象棋棋子打的花式撞球，再加上保齡球的功能，很有競爭性。恰巧，這臺康樂棋就在我們辦公室，所以，每天在康樂棋臺上發生的所有趣事都會成為一天裡心情敞亮的不竭話題，而每一個人在棋場上的各種表現，最能表現整個樓層各個年齡段編輯們的個性特徵。
七七級經濟編輯室的曾宣傳，是最熱心者之一，打棋時先要把眼鏡卸下來，用手擦擦，然後舉全身之力一桿直戳，哪怕出界，也要以勢大力沉取勝；新分配來的山東大學研究生沈光雲，則總是帶著鴨舌帽紮根香菸慢慢瞄準，一桿下去，不論中靶與否，先用陝北話說一聲「手氣不行」，就尷尬地轉圈圈了；與我同級從西北大學畢業的文史編輯室賀治波，幹練瀟灑，先蹲下來，用兩隻大眼睛平著棋盤左看看，右瞄瞄，正在慨嘆棋位不好，突然就一桿子出手，然後就是不服的笑，特神氣；而1970年從西北農學院畢業的經濟室主任朱玉，則更有一番轉悠擇機的功夫，任你再催，絕不急躁，用杆子反覆丈量後，再屏息斂氣，才準確出杆，並立即進行點評。他後來成為陝西人民出版社的總編輯，可能就與這種嚴謹的作風有關係吧？總之是，除了我這個幹什麼事情都太過隨意者以外，像山西大學畢業的竹守章，四川大學畢業的張海潮，西北大學畢業的王敏，以及後來從各校分配的馬來、李俊宏、朱小平、李曉峰等幾位畢業生，都各有各的路數，各有各的不服，也各有各的精彩。
其實，康樂棋就是一種象徵。它表明這是一個開放年代的開明單位，社會上各種時興的話題和選題，都像開心的康樂棋一樣，令我們關切關注，充滿想像，如陽光般嚮往。
二編輯部，當然要以編輯好書為要事。現在想起來，也是陽光滿滿，一片暖色。
記得我到出版社之後，自己組織的第一本書稿，就是曹錫仁老師的《幻想與現實：中國道路》。這部書稿的寫法很新穎，尤其是語言風格和分析問題的方法，思路宏闊而別出機樞，帶有很大的創新性。但在時任主管副總編劉夏至先生的配合編改後，此書甫一出版，就獲得當年陝西省大學生書市金獎，並隨後獲得全國北方十五省區社科圖書一等獎。尤其是，由陝西師範大學劉明琪和西安石油大學盧宏定兩位年輕教師撰寫的針對《幻想與現實：中國道路》一書的書評，竟獲得《博覽群書》雜誌社舉辦的「全國書評大賽」一等獎的第一名，一時風頭無兩。《西安日報》甚至在報導中稱其為「書界之冠」——老實說，我當年離開陝西，到中國特區時報應聘，大約就是憑著這本書的那幾個紅本本光彩，而在第一輪就被選中，並當場聘為「科教文版」主編的，從中亦可見當年的陝西人民出版社的出版文化影響力。
而在編輯部，我們也會接到一些書稿，通過我們的編輯加工而增色的。記得當年仍在團陝西省委《陝西青年》雜誌社工作的陳四長先生（後調入出版社，成為我的領導），曾送來一些書信體手稿，開始名叫《給青年男女的++封書信》，我編輯時起名為《婚戀夜箋》，並加以點評，深得作者和市場好評；還有陝西省司法廳勞改處的張宏軒，送來一堆問答類資料，初名叫做《勞改知識問答》，我後來經過編輯，改名為《勞改內參》，後來也獲得全國北方十五省市區社科圖書二等獎，甚至完全出乎作者的預料而得到提拔；還有一本書，也是省工商局個體處送來的知識問答之類書稿，我們後來改為《個體工商戶案頭必備》，出版後竟自行擴印了十幾萬冊，幾乎做到全省一家一本，蔚為大觀。
現在想起來，當年在出版社那種寬鬆自由環境下，輕狂如我的起書名功夫，可能為我後來在《深圳商報》做總編室主任時，常常被戲稱為「標題大王」而積累的自信吧。
三八十年代中後期，尤其是1989年之前，是我從20多歲到30多歲的青春時期。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剛畢業的大學生，其實就是在出版社大院開始婚戀成家的。
與那個思想解放的新時期一樣，我們的內心始終都沐浴在一片光明的浪漫期許中。
1986年8月，我女兒剛出生不到三個月，聽說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在天津舉辦一個高級編輯研修班，經過爭取，我得到了時任出版社領導的恩許，獲得了進修半年的機會。那個時候，我愛人還要上班，但我就是認準要多學點東西。結果，不僅擔任進修班級臨時黨支部書記完成學業，還在學習期間，在《出版工作》和《編輯學刊》發表了四五篇文章，就出版文化發表了不少不知天高地厚的觀點，甚至與國內出版大腕劉葉秋先生對戰，由此可見少年輕狂的時代代入感。不僅如此，就是在此期間，我還完成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成才與第二文化環境》，並且是由當時的文化名家高爾泰為我作序，還被《文摘報》轉載。此書後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獲得全國大學生「金三角圖書獎」，似亦可見那個時候，真有一種「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青春痴狂。
其實，那種青春氣象，不只是我。在整個出版社，發表作品，甚至著書立說的大有人在。而各個出版社和編輯部之間的鮮亮選題，也一個接著一個在醞釀推出。問題是，當我後來到了專門成立的青年部後，卻似乎感到有些迷茫。尤其是，分管我們的副總編劉夏至先生逝世後，記得我和蘭州大學新分來的張孔民十分悲戚，甚至非常落寞。我們在出版社大樓裡，貼出由張孔民撰文、由我用毛筆書寫的《哭老劉》長文，似乎是一種無奈的預感。也許就是在這個時候起，我們那一群年輕人長大了，成熟了，開始為評職稱、爭獲獎和分配房子等問題鬧心了。出版社的陽光依舊，人更多了，新分出的更多出版社也都各有所忙。我們的青春可能要過去了。
雖然後來我力圖以到特區的轉換形式減緩青春的遠去，但畢竟時代的太陽已經升至中天，別有情趣。
30年過去，南方的陽光雖然更熱，但我的青春光熱，似乎只停留在出版社那幾年的生涯，並始終與陽光同在記憶的深處。（本版圖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李端，筆名端木公，男，陝西合陽人，1955年生，中共黨員。1983年自西北政法學院哲學專業畢業來社，先後在政治理論編輯部和青年編輯部任編輯。1988年底到南方，先後任《特區時報》編委，深圳記者站站長；《深圳商報》經濟新聞部、總編室主任；廣告部，發行部總經理及報業集團讀者俱樂部主任。2000年後，任深圳市綠色產業促進會會長兼秘書長。先後出版《成才與第二文化環境》《中華百年報刊大系》《敬業時代》《夢非夢》等著作。現居深圳，為「端木公工作室」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