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客廳系列活動回顧 —
No.39
對於躁鬱症
我們仍知之甚少
當我畫一個太陽，
它正在發出駭人的光熱巨浪
當我畫一片麥田，
麥子正朝它們，最後的成熟和綻放
///
5月22日，我們如期舉辦了第39期文化客廳線上多群分享活動——「對於『躁鬱症』，我們仍知之甚少」。一切都和以往一樣按部就班，但活動群裡的氛圍卻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雙向4年了……」
「怎麼才可以過渡到不吃藥……」
「這個吃藥只是安慰作用吧……」
「得了這個病之後，漸漸就有了社交障礙，不知道怎麼去傾訴……」
在嘉賓還沒有入群之前，就已經有讀者在群裡進行躁鬱症相關的積極討論，話題涉及躁鬱症的確診、治療，躁鬱症被汙名化，患者如何尋求朋友和家人的支持等等。
還有一位疑似躁鬱症患者的讀者在各活動群裡不停地刷屏，發送評價魯迅等各名家的內容。為了維持群內討論秩序，我們不得不依照群規處理，將刷屏者剔除出群。
上一瞬天堂，下一瞬地獄。線上活動期間，我們第一次與躁鬱症患者如此接近。通過他們的討論，雖無法完全感同身受，但我們也隱隱體會到他們日常的辛苦。
躁鬱症，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包含了躁狂和抑鬱兩種狀態，非常通俗易懂。而醫學和心理學專業人士一般把其稱為雙相情感障礙或雙相障礙，歸屬於心境障礙的一種。
在躁狂的高峰狀態下，患者會體驗到如下心情不同的組合狀態：極度快樂，或者欣喜若狂；急躁的心境，感到極度憤怒和敏感。而在間歇期內，患者會變得抑鬱、難過或極度沮喪。有時候會對他們自己感到愧疚，難以集中注意力或做出決定，往往會想到自殺等。
不同於影視作品和想像力為這一疾病蒙上的藝術面紗，現實中的躁鬱症患者往往不是天才，也並非瘋癲。他們更多的，只是身陷疾病囹圄的普通人。那麼，面對現實中的躁鬱症和躁鬱症患者，我們需要了解什麼，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新京報·文化客廳線上特別策劃第39期，我們聯合重慶大學出版社，邀請到《雙相情感障礙》一書的譯者陳幼堂，為大家介紹關於躁鬱症的種種知識，分享自己身邊親歷的患者案例，並給予患有躁鬱症的聽眾懇切的鼓勵。
本次活動整理內容如下。面對群裡讀者的痛苦，身為旁觀者的我們無論做什麼都微不足道。但希望我們組織的這次活動，能給大家帶來一點點前進的希望。真心祝你們未來都能有陽光相伴，活出屬於你們的豐沛的一生。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編輯 | 呂婉婷 排版 | Cassie
校對 |柳寶慶
《雙相情感障礙：你和你家人需要知道的》
戴維·J.米克羅茲 著， 陳幼堂 譯
重慶大學出版社，2013年9月版
陳幼堂
武漢大學哲學博士
廣東醫科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生命文化研究院講師
01
一名躁鬱症患者的前半生
嘉賓陳幼堂，其實也是一名雙相情感障礙症患者的家屬。在分享中，他講述了一個自己身邊的躁鬱症患者的故事。
這名患者是陳幼堂的堂弟。
陳幼堂稱，堂弟現年43歲。在10多年前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從家族史上看，他的祖母曾經得過精神病，在發病的時候會對人破口大罵，亂說胡話。
千禧年的時候，堂弟20歲出頭，離開家鄉去珠三角打工，用積攢的幾萬塊血汗錢，在老家鄉政府附近購置了一套二手房，準備再幹幾年，攢幾萬塊錢後就回家結婚。後來因為房子被拆卻沒有得到相應賠償，堂弟好幾日閉門不出，獨自悶悶不樂，茶飯不思，隨後開始說胡話和摔東西。
家人沒有辦法，只好把他送到專科醫院去診治，最終被確診為患有雙相情感障礙。
經過幾次躁狂發作或住院治療之後，如今堂弟在他大哥借給他的一套老房子裡生活，和87歲高齡的母親相依為命，大哥和三個姐姐承擔他的醫藥費和基本生活費用。
據陳幼堂描述，堂弟目前仍在吃藥，主要是碳酸鋰和奧氮平這兩種心境穩定劑，但這兩種藥物都有明顯副作用，包括口渴、水腫、尿頻、疲勞、腹瀉和口中有金屬味，更大的副作用就是體重增加、精神遲鈍和記憶衰退，雙手長瘡。
堂弟對陳幼堂說，自己感到最不舒服的副作用就是體重增加，雙手不斷地長瘡，有時候感覺比較遲鈍，其他的方面還好。
陳幼堂表示，在按時按量吃藥的情況下，堂弟的病情算是勉強控制得住，只是每次感覺到自己要躁狂發作的時候，他就會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對空氣滔滔不絕地發表看法；等到躁狂期過後，他又陷入沒精打採和昏昏欲睡的低迷狀態，要麼躺在床上睡覺，要麼看電視打發時光。
陳幼堂也曾讓堂弟嘗試回歸社會，但由於鄉親們對這種疾病，尤其是躁狂發作時的情況感到恐懼，他們往往不敢和他聊天，即使是本家族的鄰居也是如此。之前堂弟也曾在別人家工作過，可是有時躁狂發作會無法控制情緒，發作過幾次之後，老闆雖沒有辭退他的意思，但堂弟自己感到過意不去，就辭工回家了。
他平時和母親相依為命，兩個家在不遠的姐姐每周探望他一兩次，除此之外很少有人和他交流。陳幼堂曾問他，為什麼不去家附近的茶館看人家打牌或者找人聊天呢？他說他不願意，因為能夠感覺到別人都怕他，覺得他是個瘋子，不敢和他接觸太多，而且他也怕自己有時候突然躁狂發作。即使自己不會打人，但也會給他人帶來不便。
他的大哥告訴陳幼堂，現在他們的母親已經有87歲的高齡，萬一不久過世，他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照顧這個弟弟以後的生活。
堂弟的疾病對於這個單薄的家庭而言，無疑像壓在頭頂的一座大山，使自己和家人都難以喘息。可到底又是過去的哪些因素導致了堂弟患病的命運呢？
02
雙相情感障礙的三個致病因素
其實從上文的描述中，我們就不難發現，雙相情感障礙的致病因素是綜合性的。
陳幼堂指出，雙相情感障礙具有遺傳學、生物學和社會壓力這三個方面的致病因素。
調查研究顯示，同卵雙胞胎都患有雙相障礙的平均比例是57%，而異卵雙胞胎僅為14%。這充分說明了基因遺傳對雙相情感障礙是非常重要的。雙相障礙會通過基因遺傳，並且會在家族中重複出現。當某人患有雙相障礙時，通常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姑母、姨媽、叔叔、舅舅等親屬中也會有人患有這種疾病。
據統計，雙相障礙遺傳給下一代的平均機率為8%，與其他精神疾病的遺傳率相比，這個機率是比較低的。比如說精神分裂症的遺傳機率大概為13%。不過儘管傳給下一代的機率為8%，也並不是說下一代就一定會得雙相障礙，只是他得雙相障礙的機率會高於其他人。
而雙相情感障礙的發病機制除了遺傳基因之外，還要與生物學因素、社會壓力因素綜合起作用，才會導致雙相情感障礙的發作。
在生物學方面，陳幼堂以高血壓的例子類比，來解釋生物學的脆弱性和生物化學失調。
陳幼堂表示，對高血壓的老年人來說，即使他們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生活相對輕鬆，飲食也控制得很好，他們的血壓依然高於正常的水平，而緊張的因素會使他們的血壓升得更高。因為他們的身體系統就處於這樣一種狀態，並不會因為你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吃很少的鹽，平時注意鍛鍊，而改變這種狀態。
雙相障礙也是如此，雙相障礙患者的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乙醯膽鹼、血清素以及伽馬氨基丁酸（GABA）等神經遞質的生成和分解代謝存在著問題。在這種疾病的不同階段，患者腦內生存的某些此類神經遞質的數量過多或過少、它們的分解速度過緩或者過快都會產生問題。
雙相障礙患者和單相抑鬱症患者的身體內會異常地生成荷爾蒙，而他們一般是在面臨壓力時由腎上腺產生的。長期的壓力以及糖皮質激素的生產過量會損害海馬體中的細胞。而海馬體是腦邊緣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負責調節心境狀態、睡眠及喚醒。
海馬體
陳幼堂在這裡又做了一個類比，正如糖尿病患者要避免吃冰激凌那樣的高糖分的東西，高血壓患者要儘量避免情緒過於激動和堅持鍛鍊，從而保持較好的健康狀態，同樣的道理，雙相障礙患者也需要通過避免攝入刺激自己體內化學失調的物質，而儘可能遏制雙相障礙的發作。
這裡尤其需要強調的就是酒精，酒精會抑制大腦中樞神經活動，並像咖啡因等其他化學物質那樣幹擾我們的睡覺和醒來的周期。當我們喝酒的時候，大腦迴路就會變得容易興奮，很像躁狂狀態那樣。所以在雙相障礙患者的治療和康復階段，必須要戒酒。
而在社會壓力因素方面，陳幼堂指出，根據現有的研究報告，如果一個人沒有雙相障礙的遺傳基因，生物學因素也不存在失調的情況，那麼單純的社會壓力一般不會導致雙相障礙的發作。
陳幼堂覺得，社會壓力因素的作用更像是一個導火索，對於已經具備前兩種因素或已患有雙相障礙的患者，壓力因素會影響疾病的進程和增加出現躁狂和抑鬱發作的概率。
而患者所面臨的壓力水平也會影響到雙相障礙發作的周期。鑑於這個情況，精神病學家和精神病大夫往往會根據患者的社會壓力情況，比如說失業、離異等重要的壓力因素來預估患者康復的情況。對於雙相障礙的患者而言，一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是至關重要的。
03
病情發作還是正常情緒？
陳幼堂覺得，一個雙相障礙中比較棘手的問題是，當雙相障礙患者的心境表現出強烈波動時，患者和其家人往往不容易分清，這種心境的波動，到底是因為病情發作引起的，還是只是情緒的自然流露？
如果家人把患者的正常情緒流露視為躁狂或抑鬱發作的症狀，從而採取過多的保護措施，或許會讓患者感覺到對自己的不尊重，從而引發矛盾，並不利於患者的康復。
紀錄片《躁鬱症的那點事》（The secret Life of the Manic Depressive）劇照
在這裡，陳幼堂提及了自身遇到的幾個案例。
第一個案例是一個大學生，他被診斷為輕躁狂。有一年春節，他媽媽帶他參加他們家族的聚會。這個大學生和他的小姨的關係非常好。他有大半年沒有見到他的小姨，所以聚會上見到了特別開心，很興奮的和他小姨分享在大學裡的各種見聞，講著講著 他的語速越來越快，嗓門也越來越大，使得其他親戚都停下來看他倆聊天。
他媽媽感覺到有點不對勁，就趕緊把他拉到隔壁的房間，問他是不是太興奮了。這讓他覺得很尷尬，而且還有一點憤怒，因為他覺得在媽媽的眼中，他自己就是一個被診斷為有雙相障礙的病人，連和親人聊天都會受到限制，讓他在親朋好友面前丟臉。
美劇《現代愛情》（Modern Love）劇照，劇中安妮·海瑟薇飾演了一名患有雙相情感障礙的律師。
另一個案例是一個高中生，同樣也被診斷為輕躁狂，他媽媽很心疼他，總是想為他做點什麼。有一次他開學，他媽媽就要幫他把被子、書包、行李箱等提下樓，他堅決反對，說如果她要幫忙，他就不去上學了。
陳幼堂認為，以上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他們的母親的反應，其實有點保護過度的嫌疑，一般來說，輕躁狂患者比較享受輕躁狂發作的狀態，不喜歡別人對他指手畫腳。在這種情況下，家人還是要儘量尊重患者的自主性。
而在此之外，另一個類似的棘手問題是，患者和其家人不容易分清楚，患者的某些行為到底是因為病情發作才出現，還是因為患者以雙相障礙這個診斷為藉口來達到某種目的。
這裡陳幼堂繼續援引了上文高中生的案例，這個高中生在很亢奮的時候喜歡玩網遊，而且是那種充錢請人陪玩的網遊。他不斷找父母要錢玩遊戲，如果父母不給他，他就說自己發病了。他的父親有時候忍不住訓斥他，但這樣又擔心會激化父子之間的矛盾，刺激他的情緒狀態。
陳幼堂認為這種情況是很難處理的，一方面如果父母要求過於嚴格，或許會激化他的躁狂狀態，從而導致意外的發生。但另一方面，他作為一個高中生，不好好學習、沉迷於遊戲，對他未來也很不利。只能建議帶他去精神科醫師那裡複診，討論一下處理辦法。
在現代都市快節奏、高壓力的生活環境下，普通人有時都會感到緊張，對於雙相障礙患者而言更是很不利的，陳幼堂表示，希望大家在遇到類似的患者時，能夠對他們多一些包容、理解和同情。他們不同存在的表現或許是一種特別的方式，訴說著他們自己的故事。
而對患者自身，陳幼堂建議患者儘量避免承擔容易帶來焦慮和高壓力的工作，保持充足的睡眠，堅持鍛鍊身體，來排遣自己的壓力。在吃藥治療方面，按時按量吃藥，一旦發現自己按時按量吃藥，心情還是控制不住，就要及時找一下醫生，看是不是需要調整藥的劑量或者藥的種類。
這裡就涉及到一個如何判斷自己的精神狀態的問題。
陳幼堂認為問題主要還是集中在輕躁狂上。輕躁狂發作的時候，患者本身很享受這個過程，處於這種狀態下，人的思維很敏捷，感覺精力很充沛，自己能夠完成很多事情。其實在我們生活中也會遇到這樣類似的人，他們很外向健談，精力很充沛，不需要太多睡眠時間。
《SKAM》第三季劇照，劇中男主之一也患有雙相情感障礙
陳幼堂覺得，只要是這種狀態不影響到人的社會功能，不會給他人帶來不適感，或者不會因興奮過度而破壞東西的話， 都是沒有必要去過度擔憂的。但是如果輕躁狂的發作時間過長的話，就很容易導致躁狂發作，所以需要自己判斷一下。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看看身邊眾人的反應。如果說身邊眾人對自己的反應是小心翼翼的或者翻白眼，那患者可能就要想一想是不是自己的舉動有些過度，是不是需要調整藥的劑量，或者諮詢一下自己的精神科大夫了。
04
精神病學的診斷真的都是科學的嗎？
在呼籲讀者理解和接納精神疾病患者的同時，陳幼堂也提出，我們應警惕精神疾病的過度泛化。
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大衛·羅森漢（David Rosenhan）曾做過一個著名的實驗，他安排8位正常人去美國各地的精神病醫院就診，告訴值班醫生說自己腦海中有一種聲音，除此之外他們的行為都中規中矩。所有這些人都被收治入院，並被診斷為有精神障礙，醫生給他們開藥進行治療。
實驗者原以為他們過幾天就會出院，卻沒想到精神病醫院的收治時間長達幾周，有的甚至長達兩個多月。實驗者無法讓醫生相信他們是心智健全的人，而向醫生解釋這只是一個實驗而已，也只是讓醫生更加相信自己的診斷。
電影《飛越瘋人院》劇照
為了儘快脫離精神病院，他們只好同意自己是瘋了，並偽裝自己在慢慢康復。實驗的負責人大衛· 羅森漢從醫院出來以後，報告了這個實驗結果，引發了精神病學圈內的強烈憤慨。有一家大型醫院給他下了戰書，請他再向醫院送幾個假病人，他們會證明自己很快就能發現。大衛· 羅森漢答應了。
一個月以後， 這個醫院向全國媒體宣稱，他們一共發現了41個假病人，但大衛· 羅森漢卻說，他們根本就沒有派人去那家醫院。
陳幼堂表示，從這個真實案例裡我們可以看到，精神科大夫其實很容易誤診。因為很多精神病診斷的過程是缺乏客觀證據的，幾乎所有的診斷都需醫生憑藉著對患者症狀的理解來做出主觀判斷。
精神病醫生一般會根據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為DSM），所提供的分類和症狀來診斷病人，這一手冊被奉為精神病學的聖經，但這一手冊的科學性，陳幼堂認為是存疑的。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2013年出版
他提到，在英國心理治療師詹姆斯·戴維斯（James Davies）的《瘋狂：精神醫學為何弊大於利》中，作者曾向手冊的第3版的主編羅伯特·斯裡徹提出如下問題：手冊編制委員會是根據什麼標準來制定某些行為和表現是精神疾病的呢？背後有沒有遺傳學和生物學上的科學支持？主編回答說沒有。他們只是通過委員會的投票來決定將某種行為列為疾病，例如同性戀，就曾一度被列為精神疾病。
詹姆斯·戴維斯提出了一個類比，假設有一群受人尊敬的神學家開會投票，他們一致同意上帝的存在，那麼我們是否就應該相信上帝的存在呢？陳幼堂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手冊的科學性的確存在一定問題。
陳幼堂又進一步說到，其實這一手冊的第一版只有130頁，106種障礙；但到了第3版已有494頁，有265種障礙；第4版有886頁，有297種障礙；而2013年推出的第5版已達到了970頁。
對於診斷手冊的疾病種類越來越多，篇幅也越來越長的現象，很多學者提出美國精神病學會（APA）在通過不斷製造更多的診斷類別，把很多本來應該是正常的情況列為疾病。而這樣做的好處是，患精神疾病的人的門檻低了，需要治療吃藥的人就多了，那製藥公司會賺錢，精神病學家也會賺錢。
製藥行業也常存在欺詐行為，有些製藥公司說他們生成的藥很有效，但其實很多研究表明，它們的療效比安慰劑好不了多少。
陳幼堂對此打了個比方，我們在對精神病進行診斷的時候，精神病大夫他就是一個狙擊手，診斷手冊就是瞄準儀，藥品公司提供的藥就是子彈。如果手冊的科學性存在問題，就像瞄準儀不容易瞄準一樣，難以打中敵人。假設歪打正著瞄準了敵人，但是藥品公司的藥的效用造假，子彈不行，同樣也不能打敗疾病。
在這一部分分享後也有讀者提出，質疑精神病診斷的科學性，是否對雙相患者治療的依從性不利的疑問，不過陳幼堂認為，在全面了解這些之後，其實反而有助於患者和其家人在治療過程中更加謹慎，不會盲從。
05
瘋癲是我們本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陳幼堂提及，楊瑪麗（Mary de Young）的《瘋癲：心理疾病及其治療的美國史》（Madness: An American History of Mental Illness and Its Treatment）一書的最後，有這樣一段話：
「我重申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的論點，那就是，在我們家門口拋頭露面的瘋癲對我們來說是有益的，因為它提醒我們，我們所過的生活，只不過是人類可能擁有的許多生活中的一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