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在別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惡。
留著黑白相間鬍鬚的藍博洲頗有北國俠士之風，而他社交媒體的頭像背景是魯迅先生。「那時，魯迅作品在臺灣是禁書。我讀的第一本是香港盜印的《吶喊》，大學同學晚上偷偷給我，我連夜邊讀邊抄。」他說，魯迅是他的精神導師。
藍博洲定義自己是「自由撰稿人」，做的是臺灣民眾史研究。準確地說，他關注的，是臺灣近代史中最諱莫如深、最被刻意遺忘的那段——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歷史。
「臺灣怎麼會有這樣的人？」
你怎麼會關注這段歷史？
藍博洲：我是臺灣的客家人，臺胞六代，1960年出生在中部一個小鎮。在臺北讀輔仁大學時候，我開始接觸「二·二八」事件與上世紀50年代的臺灣白色恐怖。對於這段歷史，長輩們都勸我們莫談「國」事，但我不知道他們的恐懼與焦慮來自哪裡。
1987年，我加入作家陳映真先生領導的《人間》雜誌社。那年正好是「二·二八」事件40年，「臺獨」派希望將此定性為「外省政權迫害本省人」，陳先生想通過田野調查與寫作，告訴民眾「二·二八」事件真相。
我被編入了這個專題小組。在此過程中，我走近那批死於白色恐怖之下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出自名門、受過良好教育，為了社會、為了理想、為了祖國不惜生命。我想，臺灣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我要儘可能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展現歷史真相，對抗「臺獨」思想。
你的第二部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寫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
藍博洲：1949年秋天發生基隆中學「光明報案」，是臺灣白色恐怖的開端。（1949年7月，臺灣地下黨將進步刊物《光明報》寄到臺灣省主席陳誠官邸，引發島內情治機關追查，鍾浩東因涉事被捕遇害。）我想了解這段歷史。
於是在1988年秋冬之交的午後，我來到臺北寧夏路一棟老洋房的二樓，就著桌前一盞昏黃的檯燈，對鍾校長的遺孀、蔣渭水先生的女兒蔣碧玉女士進行訪談。我還清楚地記得，講到鍾校長犧牲那段時，為了轉移內心悲痛，蔣碧玉女士站起身來，從隔壁房間中拿來一本封面泛黃的相冊，封底夾著兩頁信紙。這是鍾校長在10月2日寫的遺書。
蒙她允許，我仔細讀了一遍，遺書思緒通暢，中間只有一段出現幾個字塗改，似乎是在考慮如何向愛人陳述即將面臨死亡。
我想知道，在軍法處押房偷偷寫遺書的鍾浩東，內心是什麼感受？我也想知道，是什麼樣的覺悟，讓一個正值壯年的生命勇敢地面對原本可以逃避的死亡？1950年10月14日清晨，鍾浩東唱著最喜歡的《幌馬車之歌》，從容走向刑場。
寫這部作品的那時候，我在臺北近郊租了一間簡單的寮舍，沒有電話，沒有人打擾。我整理出歷史見證者的各個口述片段，最終寫出這篇紀實文學。1989年，侯孝賢導演根據其中部分情節，拍攝出贏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的電影《悲情城市》，1994年，他再度改編《幌馬車之歌》，拍成電影《好男好女》。
之後我還寫了《臺共黨人的悲歌》《尋找祖國三千裡》等紀實文學，都在大陸公開出版。
將深不見底的歷史重新照亮
你筆下人物最讓你敬佩的是哪點？
藍博洲：他們的理想主義，為自己的信仰而獻身。
我常常問自己，我能做得到嗎？他們是當時臺灣社會的精英分子，擁有愛國主義情懷，卻遇上那犧牲最慘烈的年代。
這樣的精英斷層，才會有今天「臺獨」的土壤——流了愛國人士的血，「臺獨」分子卻收割了臺灣人的悲情。
在別人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很可惡。
像你這樣的作家，臺灣還多不多？
藍博洲：不多，或許就我一個吧。但孤獨不是問題。
你總不能讓大陸朋友認為，臺灣人都是「臺獨」吧？
我是土生土長的臺灣人，當然要寫臺灣人自己的故事。
我針對的是那段被埋沒的、被汙染的歷史，我們要直面那段被湮滅卻攸關臺灣未來的歷史。歷史不能任其失落，我們要去拾回，並且把被掩蓋的那部分挖掘出來，把被扭曲顛倒的真相導正過來。
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
在這些年寫作過程中，你的生活狀況如何？
藍博洲：我的書在臺灣被「冷處理」，沒什麼人願意出版發行。這樣我就沒什麼稿費收入，只好到處「打遊擊」：當過駐校作家、做演講、上節目。過去，我小孩住院需要一筆錢，只好去時報出版社上班。對方說，每個月給你一筆錢，條件是我每年編4本書，算是給我一份兼差。我努力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壓到最低。有時候住在臺北鄉下，有時住在受難者後人家中。
老人說，只要我人還在，房子你就可以一直住下去。
在他筆下，有臺灣青年的理想與信仰，也有那代人的家國苦難。作品《幌馬車之歌》中，記錄下臺灣鄉土作家鍾理和的話「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尋找祖國三千裡》中，放棄東京帝大學業輾轉來重慶的臺灣青年吳思漢說：「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這些身披歷史塵埃的先賢遺願，衝破厚重屏障，如今聽來依然振聾發聵。歷史在這裡沉思。藍博洲希望，自己像他所敬重的魯迅先生那樣，說真話，當真的猛士。而許多人說，寫這樣的作品，需要自身如良醫，能體會罹患絕症者最深的傷痛，並用這樣的傷痛來警示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