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會」是古代文人交遊常見的方式，無非歌伎伺宴，飲酒亢歌，詩賦唱和，娛樂而已；可謂古時文人風流從事之常態，本是個人私事。但對於官員來說，的確會因身份、時地、場合、陪伺歌伎籍屬，出資來源，以及可能因由宴會引發的事故等等會違反法條，有時亦會造成不良影響。「燕會」是宋時中上層社會的普遍現象，官員、文人，公私之間界限模糊，難免有違反法條的情況，通常也沒有人理會這種隱晦之事。但在官員之間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往往作為扳倒對手的絕妙武器。對於淮海公而言，在他登第之後的仕途中，或許本次冤案的餘波猶在，屢屢被佞人所讒言。
可憐淮海公一介平民書生，無辜被卷進大臣們政治鬥爭的漩渦而不自知。這次冤獄，其身心遭受了極大傷害，其屈辱、痛苦、憤怒和無奈可想而知。這也是當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己，號後山居士，1053-1102，「蘇門六君子」之一）為其作改「太虛」為「少遊」字說時，所看到淮海公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主要原因。「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子守徐，餘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餘病臥裡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著旋目，論說偉辯，做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餘亦以謂當建侯萬裡外也。元豐之末，餘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隱然，餘驚焉，以問……」（《秦少遊字序》•《後山居士文集》卷十六）。後山先生所撰字序中所稱元豐之末當在元豐七年（1084），該年秋冬淮海公從高郵赴京省試，路過東都南京（今商丘市），與後山先生第二次相見。淮海公與後山先生第一次見面廣陵（今揚州）逆旅之家，時在元豐五年（1082），見後述考證。
「淮南詔獄」具體發生在何時？若按馬裡揚先生所推測，淮海公因牽連到王安禮陷害王珪家族的連環案而被追捕，應該是在元豐四年九月十九日「王仲修燕會踰違案」結案處分之前。因為以宋朝詔獄的制度論，它的設置是「因事置推，已事而罷」。但也不能排除到整個連環案結案至十月份。馬裡揚先生文中有：「秦少遊被捕的更加具體的時間應該不外在入京途中與捕至京師兩種可能。王葆珍認為詔獄在少遊入京前已經發生，不會妨礙隨後的入京應試；而周義敢則認為少遊完全不曾入京。周說近是。按，清人秦瀛以及徐培均等皆認為少遊於元豐五年在京應省試，這一觀點緣於舊《年譜》中不曾系有少遊詔獄事，而徐培均則將詔獄繫於元豐六年之故。故其遭追捕或在入京途中，或捕至即被押回，異常匆迫。」
根據淮海公的《謝及第啟》中有「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連」。「淮南詔獄」當發生於貢士發解人名單剛送禮部不久。筆者認為，淮海公從高郵乘船進京準備赴考，似乎已到了汴京。這一次省試淮海公準備的非常充分，可從《與蘇公先生簡（四）》中得知：「……辱誨諭，且令勉強科舉，如某者實無所有，豈敢求異於時，但長年頗慚為兒女子所嗤笑耳。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儻只如此，恐十有一二可得也。……」。淮海公困於秋闈十餘年，這次解試中式，可謂信心滿滿，並準備謁見京城一些當朝的名士，故進京應比較早。這從《淮海集》卷三十七《謝曾子開書》可以看出端倪。淮海公這篇用於幹謁當時國史院名士的「謝書」過去系年一直存在著爭議。如馬裡揚先生所述：「卷三十七《謝曾子開》，徐培均繫於五年在京上書；然以書中所云『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並近所為詩賦文記七篇獻諸下執事』，必是省試前所獻行卷之類，而徐培均所説為八月間作，豈非太晚？又其所據《三曾年譜》謂曾肇元豐五年八月除國史院編修，亦不足據。曾肇任此職，史載於元豐元年七月庚寅（《長編》卷二九〇，第7100頁），是知必非五年事。」
考察《謝曾子開書》系年時間，只看歷史文獻中的之言片語，無法解決問題，而應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將具體的事件與相關的人物、時間和地點連貫成一體，這樣才能形成一段可信的、連續的歷史片段。曾肇（1047-1107），字子開，號曲阜先生，宋史有傳；建昌南豐（今屬江西省）人，是曾鞏的異母弟。曾鞏（1019-1083），字子固，北宋大儒，唐宋八大家之一，史稱南豐先生，宋史有傳，淮海公與其有交遊。治平四年（1067）曾肇中進士第，於元豐元年（1078）七月庚寅兼國史院編修官，參與修宋仁、英宗兩帝正史（熙寧十年始，元豐五年四月成）；元豐三年三月至八月有知禮院任職記載；元豐四年八月改判登聞鼓院仍兼國史院編修。元豐五年四月進吏部郎中，元豐五年六月仁、英宗國史編成後，遷一官至朝奉郎，本月始與修《仁英兩朝寶訓》。元豐五年八月曾鞏有為曾肇之事撰《轉除國史院編修判登聞鼓院吏部郎中制》，元豐五年九月丁母憂去官。元豐八年，服除，入為戶部郎中，復還吏部，八月兼著作郎，九月改右司郎中，元祐元年二月為《神宗實錄》檢討官。元祐期間曾肇作有《薦章處厚呂南公秦觀狀》：「……蔡州學秦觀，文辭瑰瑋，固其所長，而守正不回，兼通世務。臣自熙寧中識之，知其為人實有可用，非但採聽人言塞明詔而已。臣今保舉堪充著述科，如防朝廷擢用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謹錄奏聞，伏候勅防。」從中可知，曾肇開始知道淮海公名氏是在熙寧年間。在宋乾道高郵軍學刻本《淮海集》卷首附載有《曾子開答淮海居士書》。據覆信的臺頭是「太虛」足下，判斷該信是元豐八年（1085）省試前，淮海公改字「太虛」為「少遊」之前所作。據陳師道作於元祐元年（1086）二月一日的《秦少遊字序》和蘇軾詩注等，後人考證淮海公改字當在元豐七年（1084）。在《答淮海居士書》中，曾肇道出了知悉淮海公的過程並對淮海公給予高度評價：「某頓首，復書太虛足下：比過高郵，始得足下姓名於所書舅氏埋銘中。後遊金山，過參寥師，愛其溫粹有文，然未知與足下善。參寥至京，久而復見，言與足下遊最舊，一日出足下所為詩並雜文。讀之，其辭偉宏麗，言近旨遠，有騷人之風，且詠且嘆，欣然如明珠大璧。德非隋候，識非卞和，未敢謂能辯之，然磊落奇怪，動人耳目，故已知其為稀世之寶矣。他日以示一二同舍，皆諮嗟愛玩，然後信其真靈蛇之珠、荊山之璞。方其時，雖未識足下面，而心亦已相親，因其文而想見其人，餘固知足下之為也。既而辱顧敝廬，未及再見，而行李已東。繼辱枉書中敘未嘗相求而相知之意，以謂有古人之風，此非固陋之所敢當。雖然吾二人者皆與參寥以相得，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所因者賢也。又蒙示以詩賦文記七篇，蓋見文章之富，擴而充之，何所不至，又區區竊望足下於他日也。久欲以書敘萬一，都城多故，每以事專。足下既相期以古人之誼，則疏數淹滯，固未足道也。既日且留裡中，或寓他郡。春寒，眠食佳否？未獲唔對。向風馳且。千萬！」從回信中，可知淮海公熙寧年間曾為曾肇的舅氏書過墓志銘，知曉淮海公名氏和書法功底；又因詩僧參寥（道潛）是兩人的共同好友，而參寥的品德被雙方共同認可，視為同類；再後來參寥入京見曾肇，出淮海公詩文雜記，文採卓然；故雖未見面，心已相通，引為知己。
徐培均先生的《秦少遊年譜長編》上冊中有熙寧九年（1076）的紀事，淮海公春季赴湖州訪將卸任的知州李公擇，後搭乘李公擇赴齊州任的官船北歸，在京口遇參寥。淮海公辭世後，參寥所作《哭少遊學士》詩（《參寥子詩集編年校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三四二-三四八）中，回憶了淮海公與其交遊過程。熙寧九年八月淮海公和參寥有陪孫莘老遊歷陽、湯泉等，年暮方返回高郵，至明年淮海公與參寥交遊唱和也較多。元豐元年四月淮海公到汴京參加解試，途中特意過徐州，拜訪徐州知州蘇軾，受禮遇，視為弟子。該年秋闈淮海公未得解。而參寥也有同年到汴京的記載，且在當年秋季東歸途中在徐州拜訪蘇軾。蘇軾託其帶信給落榜的淮海公進行勸慰和勉勵。以上知參寥是在元豐元年（1078）在汴京期間曾將淮海公的一些早期詩文出予曾肇。即曾肇第一次得到淮海公的詩文是在元豐元年，並傳閱給同館舍的同事看，此時淮海公還只是參加解式。
仔細地閱讀《謝曾子開書》原文後，作進一步的分析。該書信如徐培均先生所考確是元豐五年前後所寫，也如馬裡揚先生所論具有省試前所獻行卷的性質。實際上幹謁的主要內容是早已寫好的，如淮海公元豐四年（1081）秋的《與蘇公先生簡（四）》所述其中也談有元豐五年即將省試的事情，但當時幹謁書並沒有送達到所進謁者手中。這篇謝書中有下語：「……前日嘗一進謁於執事，屬迫東下，不獲繼見，以盡所欲言。旋觸聞罷，遂無入都之期，燕居閒處，獨念無以謝盛意之萬一。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並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前幾天，本來想謁見您，但「屬迫東下」，沒有見成。這裡「屬」是恰好，突然遇到的意思；迫，有突然，緊急，也有被迫，自己控制不了局勢的含義；東下，汴京在高郵的西面，故從京返回，稱東下。這不僅讓人疑問，什麼原因使得淮海公不能從容，而突然緊急東下呢？—「旋觸聞罷」。旋，除目前常用的旋轉之意外，尚有回，返，突然，瞬時之意，形勢突然反轉。觸，有突然遇到，引發之意。聞，字面上是聽說，聽見，但在這裡卻是多重含義，即傳聞，或就是「俄吏議之旁連」中的「吏議」。罷，過去理解這個「罷」字，是下第，現在分析可能是被取消了參加本次省試資格；按現代語來講，即還沒進考場，就因「吏議」而中止了考試。這和《謝及第啟》中「……雖被黜而忘漸……」及銀杏帖中「觀自去歲入京，遭此追捕」之述吻合。
除了《謝曾子開書》，《淮海集》卷三十七還有一篇《謝王學士書》，實際上兩書信作於同時。據徐培均先生考證：王學士，似指王存，是。王存（1023-1101），字正仲，丹陽（今屬江蘇）人，慶曆六年（1046），登進士第，宋史有傳。元豐元年（1078），王存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元豐二年（1079），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1082），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元佑二年（1087），拜中大夫、尚書右丞，元祐三年（1088），遷左丞，元祐四年（1089）四月出知蔡州，時淮海公任蔡州教授，後王存又有移知揚州、杭州事。《淮海集》卷六，有賀王存《正仲左丞生日》詩。徐培均先生以元豐元年王存為國史院編修官而系《謝王學士書》作於元豐元年，非是。同曾肇一樣，王存自熙寧中期以來一直在館閣修史，有主修並和曾肇等刪定《元豐九域志》等，雖期間也有其他任用，兼修國史則持續到元豐五年（1082）六月仁、英宗國史成，遷一官知開封府。《謝王學士書》的「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略而陳之，並以近所為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與《謝曾子開書》中「輒因西行之便，略陳固陋，並近所為詩賦文記合七篇獻諸下執事。」措辭幾同，所獻詩文數也相同，同時所作無疑。「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濱於饑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幹祿少年至指以為戒」，正是當時淮海公數次舉進士不第，受鄉人、子女嗤笑，家境困難的寫照。淮海公在第一次請求進謁王存的時候碰了釘子，這在書信中有所描述：「……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閣下也。前日復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閣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遊之間……。獨念昨出都時，會閣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從書中得知，雖然有進謁王存，先是被其屬下所擋，未得獲見；之後王學士也給了回話。
從以上分析推斷，元豐四年秋淮海公剛到達汴京不久，即拜謁曾、王兩位學士，但都沒能會過面。然突發遭謗牽連被罷考，隨即返鄉，在揚州被置獄審查，而「淮海行搖落」。《淮海集》中的《謝曾子開書》和《謝王學士書》則是淮海公脫獄後，請託曾肇和王存的朋友，肯定也是淮海公的至交好友轉交給兩位學士，時間在元豐四年底或元豐五年歲初的可能性較大，因為元豐五年九月，曾肇母卒，丁憂除服復官則要到元豐八年（1085）的年初了。曾肇回信中「都城多故，每以事專」語，表明其在任上，「春寒，眠食佳否」之問候語，示回信時為早春，則淮海公託人捎信會更早些。
那麼最終淮海公是如何解脫詔獄的呢？這和當年揚州知州的代換有關。元豐四年（1081）四月，與淮海公友善的揚州知州鮮于侁因保任不當，罷去揚州知州，朝廷命孫覺莘老接任，莘老因是鮮于侁好友，不肯接替知揚州，隨即莘老轉任徐州知州，即淮海公在《與蘇公先生簡（四）》中所稱為公做「黃樓主人」，黃樓為蘇軾守徐時於元豐元年（1078）八月在徐州城北門之上所建，淮海公有賀《黃樓賦》。朝廷又派許將（1037-1111，字衝元，福州閩縣人）接任揚州知州。許將為嘉佑八年（1063）狀元，是一位有才能且正直的官員，《宋史》有傳：「……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為同進所忌。會治太學虞蕃訟，釋諸生無罪者，蔡確、舒亶因陷之，逮其父子入御史府，逾月得解，黜知蘄州。……改揚州，又改鄆州」（《宋史•列傳第一百二》）。「會治太學虞蕃訟」，即發生在元豐元年（1078）十二月，牽連頗廣、影響極壞，且直至元豐二年（1079）八月才結案的「太學獄」，是神宗朝著名的一樁冤獄。許將在這樁詔獄中，「釋諸生無罪者」，在為太學生開脫罪名的同時，引火燒身，遭受陷害，父子入御史臺，身心受辱。許將自元豐四年（1081）四月任揚州知州至當年十一月（《江蘇省通志稿大事志•第十五卷•宋（二）》。淮海公當年的揚州發解試及詔獄案或都在其任內。巧合的是三年以後淮海公參加的元豐八年（1085）省試，因貢院失火，重試；重新任命知舉官和考試官。「元豐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以兵部侍郎許將、給事中陸佃、秘書少監孫覺並權知貢舉」（宋會要•選舉一之十二•《貢舉》；參照《續資治通鑑長編》三五三）。本次淮海公終於進士及第。宋人及第，循例要向主考官上「謝啟」以示感謝，因此淮海公有《謝及第啟》一文。其中的「賢書上獻」，肯定是針對元豐四年（1081）解試中式時任揚州知府許將而言，談及當初解試中式，就是在其任上通過的，用以敘舊。「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則是針對當時對淮海公施以援手，幫助其脫獄之人，也即主考官中許將、陸佃和孫覺中的某人。按照常理孫覺與淮海公有姻親關係，且曾從之遊，孫覺或為當年「解驂見贖」之人，然而從淮海公引用「解驂見贖」典故的含義，實另有所指。如前所述孫覺莘老得知淮海公詔獄事詳情，是在《銀杏帖》中被告知，而作此書簡的時候淮海公已經出獄了。因此當時對其脫獄有幫助的人應當是時任揚州知州的許將。「解驂贖賢」典故源自《史記•管晏列傳》，講的是戰國時期齊國人晏子（名嬰，字平仲）的故事。晏子是當時名聲顯赫的大臣，有次外出，路上遇見一個叫越石父的人，是個賢才，被囚禁著。晏子解開所乘車左邊的馬，贖出越石父，用車將其帶回家。晏子沒向越石父告辭，就獨自走進內室，過了好久都沒出來，越石父就請求與晏子絕交。晏子大吃一驚，匆忙整理好衣帽道歉說：「我即便說不上善良寬厚，也總算幫助您從困境中解脫出來，您為什麼這麼快就要絕交呢？」越石父說：「不是的，我聽說君子受辱於不知己者，而信於知己者。當我在囚禁之中，那些人不了解我。您既然已經受到感悟，把我贖出來，就是了解我。了解我卻不能以禮相待，還不如在囚禁之中。於是晏子就請他入室待為貴賓。」「解驂贖賢」的典故用在這裡，是太恰當不過了，實有感謝當初您們曾從獄中把我解救出來，請今後繼續給予提攜之意。因此當淮海公陷入詔獄之時，或由於許將的幫助排除嫌疑，這也許是許將自己曾經歷過「太學獄」能深感其受，或更是許將始終同情寒窗學子，求賢正直與主持公義的稟性所致。當然，淮海公在《謝及第啟》中也沒忘記最後感謝自己的恩師孫覺莘老先生等：「退而省察，殆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為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茲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慎操修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獲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淮海公無辜受牽連，詔獄結案後，從獄中生還，驚悚未定，「懲於羹者吹齏」（《謝及第啟》）。淮海公遭追捕，親老骨肉亦不敢留，至親們四處躲避，鄉裡各種農具遭損大部，本就不富裕的家境遭此變故，更如雪上添霜。這次冤獄，對淮海公家族影響很大。先是叔父定公即已改任，必然要從汴京回鄉探視父親和安頓家族老小。此外還要安葬淮海公的亡嬸。隨即定公全家和承議公至濱州渤海縣任所。
馬裡揚先生對各淮海公年譜中繫於元豐五年（1082）在京前後《謝曾子開書》之外的其他作品也有其見解。錄入如下：「如淮海集卷六《南都新亭行寄王子發》，秦瀛以為五年下第南歸後作，徐培均《箋注》已辨其非是；又若系少遊五年下第有所謂西遊洛陽、南遊黃州、廬山諸事，皆由對作品（包括歌詞）的不同理解引出，周義敢等《重編秦觀年譜》已就其中數篇加以質疑。」
按上分析，「淮南詔獄」既然發生在元豐四年（1081）秋，則系《銀杏帖》作於元豐五年（1082）是合理的。銀杏一般在秋季成熟，新鮮的銀杏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加工處理才能食用，故作《銀杏貼》時間係為元豐五年（1082）晚秋之際更為合理。亦即此時承議公還在世。故揚州蜀崗所發現的詠公墓誌中詠公去世的時間，與淮海公家族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相吻合的。
根據以上考證結果，重新將現有文獻可考的淮海公元豐五年至六年行實錄下。
元豐五年（1082）年初，淮海公託友人捎信給曾肇和王存二位學士《謝曾子開書》和《謝王學士書》，並各附詩文合七篇。同年，在揚州逆旅之家巧遇陳無己後山先生。《秦少遊字序》《後山居士文集》卷十六，「……是後數歲，從吳歸，見於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未卒，別去，餘亦以謂當建侯萬裡外也……。」徐培均先生將陳、秦兩奇士見面繫於元豐四年（1081），非是。《秦少遊年譜長編》（上冊，卷三，195頁）此年有案語：「《後山居士文集》卷十四《思白雲堂記》云：『元豐四年，餘遊吳過秀，……其秋八月，就舍錢塘……』。」然查後山先生《思白雲堂記》原文，文末有：「……明年而餘北歸，又明年而為之記……，六年八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記。」因後山先生從吳北歸，揚州是必經之地，後順運河北上，則淮海公在廣陵逆旅之家遇後山先生於元豐五年（1082），具體季節和月份不詳。秋九月甲午，圓通法師圓寂於潤州丹陽金牛寺，淮海公為之作《圓通禪師行狀》（《淮海集》卷三十六）。初秋，孫莘老從徐州知府改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北宋時亦稱為南京或南都），南豐先生曾鞏子固有詩《送孫莘老移知南京》（孫叔彥先生著《孫莘老先生年譜長編》238頁），曾鞏和曾肇的母親本年九月卒，丁母憂，其所作詩必在九月前於汴京。晚秋，淮海公作《銀杏帖》書信與孫莘老。
元豐六年（1083），淮海公居高郵。夏四月，南豐先生曾鞏子固卒於江寧府，《淮海集》卷四十有《曾子固哀辭》。有代俞次皋為其先人平定邊亂之役而作《御書手詔記》（《淮海集》卷三十八）。六月六日，孫莘老自南京留守召至汴京為太常少卿（《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五十有注），淮海公有賀詩《寄孫莘老少監》（《淮海集》卷八）。七月二十六日王觀母卒，九月四日附葬於如皋之赤岸鄉府君之墓，淮海公為之作《李氏夫人墓志銘》（《淮海集》卷三十三）。
綜上，本文利用傳世文獻，經多重考證證實淮海公祖父承議公去世的時間當在元豐五年（1082）秋至元豐六年（1083）秋之間，《宋故內殿崇班致仕秦公墓志銘並序》中詠公的去世時間與承議公的去世時間基本吻合。元豐四年秋，淮海公入京應省試，在京或因受當朝宰相王珪家族親屬子弟被誣陷連環案影響，特別是王仲修『燕會逾違』案的牽連，突然被罷去參加省試資格，隨即被送至揚州置獄審查，或經時任揚州知府許將的幫助，得以脫獄。「淮南詔獄」冤案系宋熙、豐朝間大臣們爭權奪利，打擊競爭對手，大興詔獄株連無辜所致。歷經近千年，「淮南詔獄」冤案真相終於大白。而淮海公以其不朽的詞篇和麗文早已為之「昭雪」。謹按淮海公的《上王岐公論薦士書》收筆處的大意，「薦賢才」改為「行賢德」結束本篇：人雖不求於天，賢德為之，天將終報之子孫！
註：作者秦民堅，無錫錫山秦氏，研究秦氏文化和家譜的名人秦保餘先生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