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了，我們還是不懂日本》
劉檸著
東方出版社
2018年9月即出
文︱劉 檸
《朝日新聞》報導，8月4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乘專用機訪問了位於北海道最北端的利尻島。這是兩陛下在位中，最後一次訪問離島。8月15日，兩陛下出席了在東京千代田區日本武道館舉行的第七十三回戰歿者追悼式——平成年代最後一次國家追悼。據《皇室典範特例法》，明仁天皇將於平成三十一年（2019）4月30日退位，5月1日，皇太子德仁即位，日本將再次改元——平成已進入倒計時。
平成天皇退位的號外（產經新聞，平成二十九年12月1日號）
平成元年出生的孩子，如今已三十而立，可還算是青年。但繼「昭和」之後的「平成」年代，雖然滿打滿算，僅三十一年，卻意味著人到中年之後的成熟歲月。平成年間，日本經歷了形形色色的試煉：「冷戰」終結、「泡沫經濟」崩潰、阪神淡路和東日本兩次巨震、奧姆真理教地鐵沙林毒氣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從「國際大氣候」到「國內小氣候」，從社會問題、經濟恐慌，到自然災害、核危機，可謂一應俱全，且每樣都不比昭和期遭遇的小，可整個社會卻像一個巨大的減震裝置，吸收振幅，平緩顛簸，始終保持著平穩的運行。仿佛為檢驗機械強度的破壞性試驗似的，在平成改元前的最後一個年度，又輪番遭遇了大阪北部地震、西日本豪雨和全國性持續酷暑，雖然付出了不小的代價，但社會仍然運轉如初，無絲毫陷入混亂無序的徵兆。所有這一切，充分表明：平成日本是一個高度成熟的社會。
1989年1月7日，晨6時33分，昭和天皇裕仁駕崩，漫長而複雜的昭和年代終於劃上了句號。但時間之水依舊，翌日，即改元平成。當初，在首相竹下登的主持下，僅用了不到半天時間，便從「有識者」提交的十個元號候補選項中，初步篩選了三個：「平成」、「修文」和「正化」。下午，召開由八位有識者和參眾兩院正副議長組成的元號懇談會，「在異常沉重的氛圍中，匆忙決定了『平成』的新元號」。14時36分，由小淵惠三內閣官房長官在記者會上正式發表。
1989年1月7日，皇居宮殿松間，平成天皇明仁繼承皇家三件神器（劍、曲玉和國璽）
1989年1月8日，時任內閣官房長官的小淵惠三宣布「平成」元號
據說，平成的提案者是東洋史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山本達郎。被採納的主要理由，是把明治以降元號的羅馬字首字母加以排列，「MTS 之後，H 顯得比較穩當」——這裡的M、T與S，分別指明治、大正與昭和，而H則指的是平成。與史上其他元號一樣，「平成」亦源自漢籍。據小淵惠三對新聞媒體的解釋，該典出自《史記·五帝本紀》中的「內平外成」，和《尚書·大禹謨》中的「地平天成」，意為「國之內外，天地和平」。
平成二年（1990）11月12日正午12時30分，平成天皇皇后正裝出席即位禮。
果然，「平成」成了史上第四長的元號，平成年代被公認是近代以來的承平歲月。按說，日本人民該大滿足才是，然而卻不，平成年代最重要的關鍵詞是「失去」，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失去」的進程至今未被阻斷，遑論逆轉。但中國有些商業媒體，出於對日本社會半吊子式的理解，缺乏歷史縱深的認識，看到大都會光鮮的外表和百貨店、居酒屋、狄斯尼樂園的繁榮，便質疑「失去」的真實性，認為所謂的「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無非是坊間杜撰出來的「偽問題」，真實的日本不僅從未「失去」，而是「養精蓄銳，低調逆襲」云云。儘管對「失去」的理解，可能因人而異，但要知道，從「失去的十年」，到「失去的二十年」，並非中國媒體的判斷，而是日本的主流輿論，是日本國民對經濟一路下行之下，從個人資產到社會文化資源大幅縮水的肌膚體感。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我們實在無需也無法代表人家表態。正如日人也難以理解，為什麼在北上廣深擁有千萬豪宅的中國中產，生活竟如此脆弱，動輒會因一場疾病而返貧一樣。
平成三十載彈指，社會風土大變。過去二十年來持續不斷的新自由主義方向改革的結果，從曾幾何時被戲稱為「日本株式會社」、號稱「一億總中流」的上班族社會，淪為百分之三十七點三（2017年數據）的勞動力為非正規僱傭者的境地，乃至重新釀成了被稱為「下流社會」（社會學家三浦展語）的極化社會景觀。且因老齡少子化的發展，老年人和外國勞工明顯增多。常去日本的人會發現，首都圈的便利店和一些低端連鎖超市的收銀員，早已為外國人佔領。前幾年多為中國人，近年來則置換為東南亞和南亞人（以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為主），看他們胸前佩戴的工號牌，那用片假名拼寫的一長串名字，莫說國人觀光客難以辨識，就連日本人也記不住。
政治現場風向的變化，使戰後自民黨「中道保守」的傳統受到挑戰，派閥政治弱化，一向以「靠譜」著稱的官僚階層走向犬儒化，甚至臣服於政客，「反知性主義 」（源自英文「anti-intellectualism」，即反智主義）、「忖度」等一般國民完全不解其意的關鍵詞開始流行。不過，對普通人來說，「銀髮經濟」「老後」「空家」「無緣死」等語彙，無論好與壞，代表正能量還是負能量，似乎倒更接地氣。而與此同時，後現代化進一步深化，御宅腐女我行我素，草食男肉食女愛誰誰，不婚不育甚至無性無欲的生活方式庶幾已定型為文化，且有坐大的態勢。轉眼間，蟄居族（HIKIKOMORI）人口已突破百萬。儘管從文化上不能認為蟄居族「無所事事」，但在勞動力缺口一味擴大，職場一片銀白的情況下，居然有上百萬的若年層，終日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沉迷於二次元，而不去公司打卡，創造財富，從社會主流視點來看，這種絕對的不揩油、不分羹姿態，無異於「拆臺」，委實令中央和自治體政府一籌莫展。
不過，凡事都有表面與裡面。已有文化學者注意到，御宅（OTAKU）文化中有種天然的保守性。如政治學者白井聰就指出：「憑藉IT技術而普及化了的御宅文化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與右翼的親和性驟然變大。一個說法是由於自民黨工作團隊宣傳活動的誘導所致，但僅憑此說還是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如果原本就沒有親和性的話，無論外界怎樣做工作，都難有實效。」網絡右翼（Net-uyoku）平臺、BBS「2 Channel」上，有很多御宅族。自民黨內的一些保守政客，本身就是深宅族，著名者如副總理麻生太郎，被看做是安倍晉三最有力挑戰者的前自民黨幹事長石破茂等。正是號準了脈搏，並看好御宅文化與政治主流的深層聯繫，2014年，執政自公同盟修改了《國民投票法》，把選民投票的法定年齡降低了兩歲——從原來的滿二十周歲下調至十八周歲。此法已生效，自民黨可望收割處於社會經濟主流之外的、從御宅族到蟄居族的部分選票。而隨著社會後現代化的延伸，作為後現代文化的創造和消費主體，這個在經濟上高度邊緣化的群層，也許還會釋放更大的存在感，也未可知。
平成年代的澀谷街頭（萬聖節之夜，劉檸攝）
平成年代的東京郊外（千葉新浦安，honmatakashi攝）
應該承認，平成年代的經濟下行，確實帶來了迥然不同於既往的全新消費模式和文化景觀。正因此，從名牌箱包、高級西裝到豪車金表等高檔消費品，在國內市場早成了滯銷貨，多虧有中國觀光客來接盤。高增長期時，街頭上碰鼻子碰眼的大胖子不見了，滿街瘦人，好像連身材都是被優衣庫和MUJI「規訓」的結果。其實在這種消費文化表象的背後，是蕭條時代，收入減少而負擔增加。國民為生活計，不約而同地自覺選擇了合理而低碳的生活方式，且從文化上對那種逆時代而行的「反動」者，形成了一種壓力，甚至「歧視」，客觀上卻反而「因禍得福」，收穫了僅靠教化殊難期待的好結果。
如此，年輕人不婚不育不置業，老人少食多動無「三高」，加上原本就相當完善的社會保障福祉體系，日本得以在經濟下行年代不斷刷新和保持了人均壽命世界第一的記錄，今天已迎來了「人壽百年」的時代。據著名學者、前《朝日新聞》首席記者船橋洋一主導的智庫「日本再建Initiative」的分析報告，目前的食品安全和社保體系繼續推移，2007年出生的孩子平均壽命將達一百零七歲。
筆者多年前曾在一篇舊文中寫過，八十年代以降，日本始終在兩條國家戰略路線之間搖擺不定，一是「普通國家」化，即走政治大國（State Power）的道路，二是「民生大國」（Civilian Power）化。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雖然從政治到輿論都已呈現「總保守化」的景觀，在現實政治層面對「普通國家」化也有相當的推進（如防衛廳升省、解禁集體自衛權、出臺「安保法制」等措施，未來自衛隊升級為自衛軍、修憲等議題也並非不可期），但在人口和綜合國力持續萎縮的今天，縱然尚未「漸行漸遠」，但其實已缺乏展開的動力。而與之相對的「民生大國」，則呼聲甚高，且客觀上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鄰國的發展方向有內在的一致性，可望得到進一步推進。
百年前，日本人口只有五千萬。成為人口上億大國，其實是拜近代化之所賜。但照目前的出生率推算，本世紀末，日本人口將重新跌回五千萬。然而，此五千萬不同於彼五千萬：明治期以維新志士為代表的向上力量多是青年，而本世紀末的日本，將是高齡化率達四成的名副其實的老人國家。這，就是現實。老人，可以保守，甚至可以反動，但他們更需要福利。這一點，也是日本「民生大國」路線從生發到生根的內在動力。如此國家戰略，從成形到做大，其實是拜平成之所賜。
平成幕落，改元在即。但我相信，改元後的日本，並不會迎來一個全新的時代，其全部課題和矛盾，應該都是對平成的繼承。從這個意義上說，清算平成，反思其所失與所得，很大程度上，也是開創未來。
2018年8月15日，溽熱中於北京望京西園
（本文系《這麼多年了，我們還是不懂日本》一書的代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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