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對「石頭」這類意象的隱喻在文學作品中俯仰皆是,那麼關於「空間」上的隱喻,則只有在影視作品中才能得到更加直觀的體現。《寄生蟲》整部影片都圍繞著兩個空間展開:一個是樸社長的高檔豪宅,一個是主人公一家的半地下室;前者在上城,後者則在下城。
二者在大量升降鏡頭的強烈對比之下愈發明顯:基宇初到豪宅時,鏡頭是不斷向上的,走過了陡峭的上坡路面,登上一級又一級的樓梯後方可抵達;而傾盆暴雨之下,主人公一家從上城的豪宅回到下城的家中時,鏡頭卻跟隨著一家人逃竄的步伐不斷地下移,在通過了下坡的街道、樓梯和隧道後,才抵達浸泡在雨水中的家。
暴雨時樸社長的兒子多頌在自家庭院裡搭著帳篷玩鬧,更是和主人公一家狼狽不堪地搶救被雨水幾近淹沒的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社會學出身的奉俊昊顯然對城市空間的構造和意義了如指掌,這些鏡頭也往往從光明通透移向晦暗隱秘,類似的場面調度和鏡頭剪接都非常直觀地為觀眾呈現出了韓國社會階層分化現象的嚴重性。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對導演奉俊昊而言,「底層」不僅僅是一種文學方面的修辭,更指代著一種與城市方位和居住環境密切相關的尊嚴的缺失。
電影作為一種視聽藝術,在對嗅覺的描述上往往比較匱乏。奉俊昊導演卻別具匠心地在《寄生蟲》這部電影中引入關於氣味的描述,並用它來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影片中關於氣味的描述首次出現在樸社長的兒子多頌發覺自家傭人、司機,甚至傑西卡老師(基宇的妹妹基婷)身上的氣味都很相似時,通過孩子敏銳的嗅覺揭穿了主人公一家寄生的陰謀。
而後基婷總結到,這是一種「地下室的味道」,只有擺脫了這種貧苦的居住環境,才能擺脫這種氣味。
有關氣味的描述再次出現在樸社長夫婦在客廳討論金司機(基宇的爸爸基澤)身上的氣味時,樸社長頗帶反感地將其稱為「搭地鐵的人才有的味道」,殊不知無處可逃的「金司機」本人其實就藏在客廳的茶几之下,忍受著上司對自己的指點。
最後一次對氣味的描述出現在暴雨過後,樸社長為兒子多頌慶祝生日時,採購過後的社長夫人因「異味」而搖下了車窗,兇案爆發後的慌亂之中樸社長又捏著鼻子去取壓在肇事者身下的車鑰匙……氣味雖然無形,但卻成了父親基澤無法忽視的心結,成為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觸發他拿刀刺死了樸社長。
通過影片的層層推進,導演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氣味這一細節進行描述,暗示這氣味其實就是「窮人味」,表現出階級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的同時,也傳達出了上層階級對底層民眾深深的偏見與蔑視。
最後回到影片的片名,同時也是本片最大的隱喻——「寄生蟲」上。正如上文不斷提到的,「寄生蟲」這一意象,是貧窮家庭附庸於富裕家庭的生動比喻,寄生這一行為不僅體現在主人公一家四口身上,也體現在作為本片反派角色的原傭人雯光和她的丈夫吳勤世二人身上。
在樸社長一家四年前住進這個房子裡時,原傭人雯光就把自己欠下高利貸的丈夫藏到了房子的地下室裡,並在背地裡偷拿主人家的食品供養著自己的丈夫。當這一計謀被半路衝出的主人公一家破壞時,同時失去工作和庇護丈夫場所的雯光低三下四地請求現任傭人(基宇的母親)幫自己瞞住這個秘密。
但在識破主人公一家也是和自己一樣的「寄生蟲」後,便惱羞成怒,相互威脅。說明即便是在底層階級的內部,也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衝突。
影片中基宇的母親有一句關鍵性的臺詞說:「不是有錢卻善良,而是有錢所以善良。有錢人本來就很單純、沒煩惱,有錢人家的小孩連衣服都沒有褶皺。」「錢就是熨鬥,把一切都熨平了。」
影片中也不止一次地提到過樸社長的夫人很「單純」,但就是這樣單純的夫人,卻也懂得在基宇第一次給女兒上課時要求在一旁檢驗課堂效果,說是調高了時薪,背地裡卻抽出了幾張鈔票,備顯圓滑和世故。
基宇的父親基澤第一次開車載樸社長回家時,樸社長更是嘴上說著「不用緊張」,「不是試用」,但在轉彎時卻故意觀察咖啡杯中的咖啡是否有顛簸。在聽到司機三番五次地詢問自己「是否愛著夫人」時,更是私下和夫人抱怨自己「最討厭逾越分寸的人」。
從表面上看,「寄生蟲」是對主人公一家和雯光夫婦的貼切比喻,但就深層次而言,這一片名更體現出了社會之中千千萬萬個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的原型。
縱觀奉俊昊導演的幾部作品,如果說《殺人回憶》體現的是時代創傷下的痛感記憶,那麼《雪國列車》就是具有反烏託邦色彩的警世寓言,而這部《寄生蟲》則更偏重於探討底層人物的生存困境。
作為韓國386 世代創作群的代表,奉俊昊具有敢於直面敏感現實並就此分析社會、深挖人性的能力,並憑藉著強烈的社會歷史意識,促使他作品中的政治性、商業性、大眾趣味與作者的意識能夠並駕齊驅。
讓觀眾大呼過癮的同時,讓當權者暗自引以為戒,更是不斷滋養影響著更年輕的電影晚輩們,令這一敘事策略得以繼承與發揚並逐漸形成獨特的美學傳統。這次在坎城國際電影節的獲獎,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出了全世界對於這種民族敘事策略和韓國電影美學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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