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明州世相第20個故事
作者：龔晶晶
來世上一遭，有多少人走的時候，能有千人送行？
這樣的場景，72歲的老陳從前只在電視上看過，有的是明星追悼會，有的是為了送別犧牲的英雄。他從沒想過，第一次親眼所見，就是在自己好朋友的葬禮上。
「那一天，洋鼓洋號，響徹了整個村子，十裡八鄉，來了好多好多人。許多陌生人特意從外地趕來送他，有幾個還跟在隊伍後頭偷偷抹眼淚。」千人送行卻是秩序井然，除了震天的鼓樂，以及隱隱的哭聲，幾乎再沒別的聲響。
長長的送行隊伍裡，老陳一眼就看到了老黃的妻子芳芳，自從老黃出車禍後，她就像是一隻洩了氣的皮球，迅速消瘦。眼眶深深凹陷，眼睛裡卻有股說不上來的勁。一路上，村裡人看向她的眼神，也大不相同：有人指指點點，竊竊私語；有人好奇張望，揣摩她此刻的心情；但更多的人，卻滿是敬意。大家都說，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因為在丈夫死後，她做了一個一般女人不敢下的決定——主動提出捐獻器官。
2015年中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供體器官。公民自願捐獻，成為器官移植唯一的合法來源。自2010年寧波啟動人體器官捐獻工作以來，6年間捐獻已達百例，居浙江之首。
這個消息，老陳和村裡人一樣，都是最後知道的，老黃一家沒打算告訴任何人，哪怕親密如他。可鋪天蓋地的報導早在他們回鄉前就已經在村裡引起了軒然大波。老陳並不意外，只覺得芳芳還是了解老黃的。你想，一個會在弟弟弟妹死後，撫養侄子十多年，直到他讀完醫科研究生的人，一個鄉裡鄉親有什麼困難第一個站出來幫忙，甚至送錢送物的人，死後把能用的器官捐獻給別人，聽上去就像是他會做的事。
籤字的時候，芳芳說，「他生前就跟我提過很多次，說，把生命換個方式延續，總比火化了，剩下一捧灰，要好得多。」於是，69歲的象山人黃節民成了寧波市目前年齡最大的器官捐獻者。
葬禮上，兩個年輕的陌生女人引起了老陳的注意，從出殯到火化，她們忙前忙後，細心應對著家屬不熟悉的流程，很久以後，他才從芳芳那裡知道了對方的身份——器官捐獻協調員。
其中，那個短頭髮的就是章娉。
2018年2月，某個寒冷的早晨，筆者和這個故事裡的女人，面對面坐著，聊起她這些年在生死間「擺渡」所見的種種。
如果你見過章娉，一定也會驚訝。前一天的電話裡，她正忙著幫寧波第160例器官捐獻者準備葬禮，要不是身體吃不消，還要趕去殯儀館給那位大哥送行，可眼前的她，卻是一個挺著大肚子，懷孕7個多月的準媽媽。
鄞州二院OPO辦公室有三名人體器官捐獻協調員：章娉、李翊兒和趙鈺石。因為都是女同志，被醫院同事稱為「女漢子」。圖為章娉。（龔晶晶 攝）
因為身體不適，章娉的臉色看上去並不太好，慘白的臉，被室內暖暖的陽光，漸漸捂熱，透出些紅來。這些年經歷的故事太多，她理了理，打算從最近發生的這一例說起。
「長久以來，公眾對器官捐獻都存在一個誤區：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捐獻器官。我們潛在的捐獻者大多都是突然離世的，三分之二來自車禍，其他的就是些突發性的腦出血或猝死。而這一例就是個車禍導致腦死亡的病人。」
捐獻者是個在寧波務工多年的外鄉人，捐獻器官，就意味著「死無全屍」，在農村畢竟是件大事，籤字前，家族的所有人都從外地趕來，一起商量。他的老父親從前當過兵，在村裡也做過幹部，還算開明，兄弟姐妹在老家天台就聽說過器官捐獻，也表示接受。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著。突然捐獻者那個13歲的女兒，怯生生地站起來說：「我們四年級的時候，讀過一篇課文，講的就是器官捐獻，爸爸出事的時候，我就在想，是不是也能用這種方式把爸爸留下來，可我不敢跟媽媽說，怕她難過。」
一時間，所有人都安靜下來，那個始終沉默，不忍心送走丈夫的妻子，「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她從沒想過，才六年級的女兒，居然會說出這番話。冷靜下來，她對章娉只說了一句：我尊重我女兒的意見。
器官捐獻，關係的不僅是一個家庭，更是一個家族。圖為身著工作服的李翊兒（左）、趙鈺石（右）正和患者家屬進行談話。
章娉無法用語言來表達自己那一刻的感受，只絮絮回憶說， 2012年自己剛開始做這行的時候，很多醫院就連醫生都搞不清什麼是器官捐獻，甚至當面說他們就是來「拿器官」的。可今天，一個13歲的小女孩，居然能說出這樣的話。「我這兩天就在想，等再過個十幾二十年，當他們成了社會的中流砥柱，說不定就再也不需要我們這樣的器官捐獻協調員了。這是教育的進步，也是社會在進步。」
「最難的，是在他們還剩最後一口氣的時候，讓家屬接受他們的死亡」
在寧波，像章娉這樣的器官捐獻協調員，只有單薄的15個人，這些年，他們接觸潛在捐獻者後，完成捐獻的成功率已達到30%，而願意捐獻器官的家庭，也並不都是思想開明，受過良好的教育。所以，籤字的那一刻，家屬內心的掙扎與壓力，也非常人所能想像。
2016年4月，章娉就遇到了一位二十多歲的傷者，在餘姚打工多年，也是車禍導致的腦死亡。第一次溝通的時候，遠在外地鄉下的父母還沒趕到，他那瘦巴巴的妻子拖著一雙兒女早就慌了神，直說這麼大的事，自己做不了主。第二周再去，母親只冷著一張臉，語氣堅決地說，你們不要跟我講這個，避她如避瘟疫。父親則在一旁沉默不語。第三周再去，不過幾天，那個父親就已經像是老了十歲，他低著頭猛吸了一口煙，突然問，你有沒有辦法給我兒子做個腦死亡的判定。他明明還有一口氣，明明還有……章娉耐心地解釋，臨床腦死亡與機器判定可能存在差別，如果要求出報告，也是可以的。老人卻忽而擺擺手說，不，我不要了。
同捐獻者一樣偉大的，還有頂著重重壓力同意捐獻器官的家屬。
最後一個禮拜，章娉意外接到了那家醫院醫生打來的電話，他說，今天家屬打算放棄治療要出院了，你們要不要再來努力努力？這一個月以來，你們的誠意，我們也都看在眼裡。
章娉望了一眼辦公室外的樓道，正瞅見幾個尿毒症晚期的病人，多數都在等著換腎，她沒有猶豫：好，我去。
趕到的時候，傷者的幾個兄弟正席地而坐，身側放著壽衣。章娉心裡明白，估計是沒有希望了，由於每周都見面，雙方早已熟絡，章娉在他們旁邊席地坐下，說自己這次也不打算勸了，相識一場，知道他們今天要回老家，只是過來送送。母親看到她來，只輕輕瞥了一眼，便匆匆起身，走到遠處去了。
醫生第一次叫家屬進去，詢問是否出院放棄治療，那個父親連筆都不肯拿，猶豫著遲遲不肯籤字。他知道，這一落筆，兒子就沒了。第二次再進去的時候，章娉也陪著去了。父親只低著頭說了一句：就照你說的辦吧。正當她以為老人要籤字的時候，老父親忽而抬起頭，定定地望著自己，又重複了一遍：就照你說的，捐獻吧。
那個一夜之間老了很多的父親，在那一刻，似乎更老了。他額頭上的紋路很深，臉也是又黑又痩，就是個來自異鄉再樸實不過的農民，但那一刻，卻也是個再偉大不過的父親。
多多，是一個女孩的名字，無論隔了多少年，都像是一個開關一樣，只要輕輕一碰，就能讓章娉哭到不能自已。
見到多多的時候，她已經腦死亡，小小的身體就躺在那裡，是自發性的腦出血，起因是「顱內動靜脈畸形」。直到事發前，多多媽媽都不知道自己8歲的女兒居然得了這種罕見的先天性疾病。多多的爸爸媽媽還有同她最親的姑姑，一致決定，要為多多做器官捐獻。
目前寧波相對成熟的是肝移植、腎移植和角膜移植，所以每例器官捐贈，一般都是一個肝臟，一對角膜，兩顆腎臟，捐獻者名單上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挽救五個家庭。(龔晶晶 攝)
負責將多多從寧波市第一醫院轉院至鄞州二院進行器官獲取手術的，就是章娉，由於多多的肝臟要立即運往北京，移植到一名患者身上，手術的時間定在了早上4點，一路上，多多媽媽，一刻不停地說著，深怕躺在那裡的多多，再也聽不見了。
她說，多多是2007年3月18日出生在寧波市第一醫院的，之所以叫多多，是希望她多些智慧，多些快樂，多些健康；她說，多多最乖了，知道爸爸媽媽從安徽老家過來打工不容易，所以，他們晚上加班的時候，多多就給弟弟打水洗腳，哄他睡覺，然後，再抱著那個也叫「多多」的粉色娃娃，一個人慢慢睡著；她說，事發的時候，多多就在自己身邊，和弟弟沒玩一會，就跑過來說，媽媽，我頭痛。然後就抱著爸爸的腿說了一句，爸爸，快救救我。這是她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句話，她再也聽不見，自己的多多喊她媽媽……
這就是那個也叫"多多"的粉色娃娃。
章娉努力壓抑著自己的呼吸，深怕哭出聲來，上救護車前她還特意戴上口罩遮住了臉。從轉運到出手術室，她全程陪同，也是全程哭下來的。「當時有記者來採訪，我對他們說，還請你們儘量不要去打擾……我知道記者會問什麼，也知道多多媽媽還有姑姑會怎樣的難受。」
回到家的時候，當面對自己8歲的女兒，章娉卻是再也忍不住了。她告訴女兒：今天是一個和她一樣大的小朋友在做捐獻。女兒轉身進屋翻了很久，拿出一個小跨包，那是她最喜歡的東西，可那一刻，她卻遞給媽媽說，媽媽，把這個拿給那個小朋友做禮物好不好。
多多走的時候，穿著姑姑從商場給她買來的衣服，多多還太小，根本買不到壽衣。姑姑知道，多多最喜歡粉色，於是給她買了一條粉色的蓬蓬裙，粉色的褲子，粉色的鞋，說要是她還活著，一定會高興得轉圈圈；多多最喜歡漂亮，因為動過手術，長長的頭髮也被剪掉了，媽媽特意給她戴了頂粉色的帽子。怕她冷，還加了件灰色的呢子大衣。給她穿衣服的時候，章娉的手一直在抖，深怕弄疼了這個可愛的姑娘。
她火化的時候，身邊還放著她最喜歡的玩具，背著章娉女兒送的小挎包。安靜得就像是睡著了一樣。
一般來說，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陪到遺體火化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多多，卻是他們唯一一個聯繫照相館定做遺照，也是唯一一個由他們幫著辦理骨灰下葬的。
「骨灰下葬其實不是我們的工作，一般這樣的情況，多數都是選擇安葬在老家的。但多多媽媽跟我說，多多生下來就在寧波，她一直很羨慕寧波的同學在寧波有家，所以，他們希望她走的時候能如願，也算是在寧波留了一個家。所以讓我們幫忙在寧波為多多找個墓地，錢他們來出……」
2015年9月，章娉陪同多多的父母把她葬在了鎮海九龍湖邊上的大同公墓。在那個山清水秀公墓裡，還藏著一個寧波市遺體捐獻紀念陵園，那是浙江省第一個遺體捐贈紀念陵園，也是國內最大的遺體紀念陵園之一。在多多之前，就安息著100多位捐獻者，他們的器官、角膜，多數都移植到了寧波患者的身上。有人延長了生命，也有人重獲光明。
這是多多留在寧波，最後的家。
我不止一次想過，如果器官也有記憶，活下來的那個人，會不會有所不同，他該繼承那器官傳遞過程中感受過的溫暖與善良，繼續下一段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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